吕振羽史学的始创性贡献 (1)

  来源: 中华历史网

【内容提要】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由他最初提出和展开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始创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至少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二、首创殷代奴隶社会说；三、西周封建论的最早提出者；四、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理论奠基和最初划分；五、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最早考察者；六、最早系统具体地探索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学家，吕著《简明中国通史》是我国最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著作之一；七、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中国思想发展的开山之作；八、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九、在史科学上，吕振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以探求历史的第一人。

    【关 键 词】吕振羽 史学 始创性贡献

    【 正 文】

　　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吕振羽先生又是一位非常谦逊的学者，极少谈论自己的学术成就。１９６３年初，他蒙冤秘密被捕，从此于中国史坛销声匿迹，他的著作也无形中成了禁书。象我这样６０年代毕业的历史学专业学生，多少还知道吕振羽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对他的具体学术成就，也所知甚少。年青一代知道的就更少了。８０年代以后，我们对近现代学术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逐渐重视，也有了较为公允的评价，９０年代起，产生了一些研究吕振羽及其史学的专著，吕振羽的史学成就逐渐为人们所知。我对吕振羽先生的史学，只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角度有所涉及，缺少专门研究。下面根据我学习吕振羽先生的著作和相关著作，对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一系列始创性贡献，作一粗线条勾勒。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于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最初阐发。形成于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初。经过社会史论战，有了发展。４０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趋向定型和成熟。解放以后，由于社会性质的转变，确立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新的探索和发展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是李大钊，他对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史的最初研究和阐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开辟了方向。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始创者为郭沫若，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先秦史的最初的系统研究，奠定了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者的历史地位。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二位代表人物，便是吕振羽，这不仅是因为他发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时间，仅次于郭沫若，还由于他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时起，便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作出的一系列始创性的贡献。在郭沫若、吕振羽之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还有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

　　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由他最初提出和展开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始创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至少可以列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

　　儒学把人们制造的神话传说当成信史，将远古社会美化成黄金时代，这种盲目崇古的复古倾向，影响了中国人的历史认识长达２０００余年。本世纪２０年代，中国史坛在西方怀疑论哲学和清以来疑古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疑古派，大刮疑古之风。疑古派和疑古风反对封建史学的盲目崇古信古，在辩证史书和史料上有过历史性的贡献。但这种过甚的疑古风气，又给了人们一种历史不可信、更无规律可寻的错误历史认识。当时的风气所趋，使得人们对于远古社会的研究，无人敢于问津。似乎中国历史只能从有甲骨文字等文献可考的商代开始。再往前追寻，便只能是荒诞无稽。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郭沫若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只认中国历史从殷代开始。更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李大钊写过《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蔡和森写过《社会进化史》，对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的材料及遗迹，只有极少的涉及。吕振羽发挥历史科学家的大智大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依据当时仅有的一些地下出土文物（仰韶文化，河套旧石器文化，周口店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遗址遗物），结合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对古文献中大量的上古神话传说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和研究，于１９３４年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作了一次大胆的尝试，"给无人过问的史前时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的系统"[1]，揭示出原始社会从原始群团到氏族社会，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为母系氏族社会，传说中的夏代为父系本位的氏族社会，直到神话传说所暗示由血缘组织到地域组织的转变形迹，从而在盲目信古和极端疑古之外，另辟研究途径，以科学的方法结合出土文物，领会神话传说中所隐藏的古代社会的奥秘，第一次揭示出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基本轮廓，震动了当时的史坛。作为一部初创著作，《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自然有它的缺点和不足，然诚如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所指出的："吕振羽的这一大胆尝试，不管其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但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界限，从殷代再提前到无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毁灭了。在这一点上，吕振羽对于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从而为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首开正确的导向，这是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立下的一大丰功伟绩。

　　 二 首创殷代奴隶社会说

　　中国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在二、三十年代，这又是一个涉及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严肃的政治理论问题。当时人们认为中国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３０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新生命派和托派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否认中国存在奴隶制社会。其中个别人承认奴隶制社会的存在，也是从他们的政治目的出发而玩弄的社会学公式，或者只是抓住个别特征所进行的推论，毫无科学性可言。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次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勾划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致轮廓。他认为殷代是金石并用时代，为原始社会的晚期，吕振羽仔细慎重地研究了有关殷代的文献和实物史料，在１９３３年６月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中，首次提出殷代经济为"奴隶制经济"。１９３４年发表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对殷代奴隶制社会说作了初步论证。１９３６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则对殷代奴隶社会说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和阐发。吕振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严肃认真地考察了有关殷代史实，确证殷代不是金石并用时代，而是青铜器时代，并指出在生产领域主要使用青铜器，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见解，铁器的发明与运用是文明国家产生的前提和标志。吕振羽吸取了摩尔根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发展导致文明社会产生的基本立论，但又不为他们的具体论断所拘。希腊罗马等国因铁器发明而形成文明社会，吕振羽指出："青铜器在相当的条件下，也似乎有仅次于铁的这种功用的可能"[2]。在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下，"殷代的青铜器所代表的生产力，曾创造出存在于社会内部之不劳而食的阶级，易言之，它曾完成了使社会内部之阶级的最初的大分裂的任务，而充任了国家之出现的主要因素"[3]。这在当时是一个力排众议的大胆而杰出的论断。吕振羽还指出，"从文字演进的程序说，甲骨文的文字，并不是所谓象形文字，实际而是已演到较复杂之声音文字阶段的文字"，这种文字乃是"文明时代的象征"[4]。吕振羽还以青铜文化为代表的生产力作基础，考察了殷代的生产关系、阶级分化、政治上层建筑以至婚姻形态，力排时议，确认殷代为奴隶制社会，他写道："殷代的社会，现下国内的历史家，几于一致的判定为氏族社会。若是用投票的方法可以表决，那我就再没有提出研究的必要了。无奈事实不许我们对感情让步，所以我还是不能不投一张反对票。我所以投反对票的理由，因为殷代不仅有很繁盛的畜牧，而且有很盛的农业；不仅在生产事业的范畴里及其他事务上都使用奴隶，而且有专靠奴隶为生的自由民阶级的存在。在上层建筑的政治形态上已经完全看不见古代民主主义的形迹，充分在表现阶级支配的机能"。"这些特征在甲骨文字和殷墟出土物中，也都能表示出来"[5]。 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吕振羽还结合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证殷代为具有东方特色的奴隶制社会。由吕振羽最先提出的殷代奴隶社会说，稍后便得到翦伯赞、邓拓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赞同。４０年代，郭沫若写《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重新审视殷代历史，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承认殷代是奴隶制社会。其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殷代为奴隶制社会便得到大体一致的确认，而这一理论的首创者正是吕振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