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唐书》的取材与思想(11)

  来源: 中华文史网

2、 编纂思想，历来较少认真推考，或有所回护。
修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

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i。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
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30]

这中间，表现出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三点基本认识。一是非常向往唐代“为国长久”，因而注意“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治乱兴衰之迹”，特别希望效法“其典章制度之英”。二是不满于《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尤其令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可叹”的是，继唐而后是个“衰世”，所修《旧唐书》既不能发扬“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之善，又不能暴露“昏虐贼乱、祸根罪首”之恶，达不到“垂劝戒、示久远”的目的。三是君臣们都希望另修一部唐史，“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曾公亮作为监修，让欧阳修代为起草的这一篇进书表，完整地表达了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对于唐代历史的基本看法，成为重修《唐书》的指导原则。围绕这一宗旨，新修的编纂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暴恶以动人耳目”。
对于武则天，自唐德宗时起便有反对其入本纪的议论，而五代纂修《旧唐书》仍立武则天本纪。《新唐书》则以后妃列传记武则天事迹，以本o“著其大恶”。本纪的“赞曰”用《春秋》为理论根据，说“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于弑君篡国之主，皆不黜绝之，岂以其盗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没其实，所以著其大恶而不隐欤？”甚至更恨不得武则天遭“大戮”，认为“武后之恶，不及于大戮，所谓幸免者也”。本纪八纪穆宗至宣宗事，其“赞曰”以弑杀宪宗的“贼”历三朝而犹在，文宗仅能杀其人而不能明其“罪恶”，深以为“可叹”，因而指责文宗“仁而少断，承父兄之弊，宦官挠权，制之不得其术，故其终困以此”，亦为宦官所图。
列传贯彻“暴恶以动人耳目”，最明显地就是新增藩镇、奸臣、叛臣、逆臣等4个类传，并移外戚、宦官二类传接于藩镇之前。外戚、宦官、藩镇3个类传排列在一起，奸臣、叛臣、逆臣3个类传依次置于全书最后，都是为了醒目，或者说便于“动人耳目”。
外戚，在欧阳修、宋祁看来，曾经出现过武氏、韦氏“产乱朝廷”，委政杨氏“阶召反虏”的情况，因而总结出外戚“用福甚者得祸酷，取名少者蒙责轻”的“理”来，提醒宋代君王：“主贤则其共荣，主否则先受其祸”。宦官专权，是唐代“产乱取亡”的“祸根”之一，《新唐书》对于这一点认识很清楚。在《宦官列传》序中直接指出：“祸始开元，极于天v，凶愎参会，党类歼灭，王室从而溃丧，譬犹灼火攻蠹，蠹尽木焚，讵不哀哉！”至于藩镇问题，书中说得也很明白：

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孳萌，以成祸根。[31]

然后，以5卷的篇幅集中记述“一闼溃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的割据状况。《旧唐书》虽然基本都有记述，但却是以时间先后分散于诸臣列传之中，既不便于看清藩镇在唐代发展的脉络，又达不到“暴其恶以动人耳目”的目的。《新唐书》将他们集中在一起，并冠以“藩镇”类传的名目，确实是一举两得之事。为“奸臣”立传，是将“奸臣”比之为“妖”，认为奸臣出现是“国将亡”的信号，提醒“有国家者，可不戒哉”。“叛臣”大都是“功高威重”之臣，由于“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当个人利欲得不到满足时，“弗得其所辄发，果于犯上”[32]。最不能为当权者所容忍的是，自立为王、力图用武力推翻现行统治的“逆臣”。《新唐书》将他们置于全书最后，记其“暴兴而亟灭”的行事。安山、史思明为一种类型，“假天子恩幸，遂乱天下”，突出“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贼杀其父”。李希烈、朱另为一篇，大致情况与安、史相似。黄巢、秦宗权等被划为一种类型，认为“巢死，秦宗权始张，株乱遍天下，朱温卒攘神器有之，大W皆巢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