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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史] 被瘟疫灭亡的明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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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月 發表於 2011-12-9 08:5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凤凰网历史
明万历年间,政府的赋役越来越重。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最后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现为肿项,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

    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 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描述。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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