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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史] 无法摆脱边患困扰:终宋一朝士人都好言“恢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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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当歌 發表於 2009-6-24 10:2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中华网
金兴前宋的邻国以北方的辽为最强大。但如上所述,宋初的宋辽战争出于宋的主动,与夷狄成祸不同,没有引发宋人的华夷意识。以后宋辽在澶渊立盟,北边的问题得以暂时解决。宋代的夷狄之扰,首起于西夏李继迁,至元昊以后逐渐困扰宋廷,成为不能不正面对待的大问题。庆历熙宁两次求强盛的变法,一个主要动机就是解决西夏的侵掠。在这样的情况下,华夷之防开始在宋人意识中抬头。
    神宗对夷狄问题已有相当明确的意识。他曾以诗明志,诗曰:
    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内府”,指太祖为取燕云而贮岁余的“封桩库”。神宗时复以金帛成帑,以藏开拓西北的专款。神宗又作诗二十字:“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以成戎捷。”以一字揭于一库,后称为“御前封桩库”。神宗计划的第一步是开拓青唐,然后“经略银夏,复取燕云”。当时所患在“银夏”,神宗却想到了“燕云”,这不是简单的由西事牵出北事,而是在神宗的意识里,夷狄问题已经上升为总体性的问题,单靠究治局部已不能解决。
    华夷之防在宋人意识中渐居中心位置,宋代的外交军事政策,遂不能不受其影响。
       五
    宋辽在澶渊立盟,使两国无战事达百余年,这在两国关系就是全部国际关系的时代(西夏对宋辽关系不具制约力),可以说已是一个奇迹。虽然盟约规定宋须输辽银绢,因而名义略亏,但立盟后得以通商,宋也从中得到了实利。北宋末“议者谓祖宗虽徇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应是实情。金兴后宋置“久和之义”于不顾,固然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如“上(徽宗)厌岁币”,如“王黼欲功高蔡京”,如“兼弱攻昧”的渔利心理等等,但华夷意识的高涨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支撑,才使宋决策层有了排除一切的道德理由。
    政和元年(1111年)童贯使辽,燕地汉人马植初献联金攻辽之策,童贯即“约其来归”,马植至京入觐,徽宗降尊“临轩慰劳”。可见马植的主张合于宋君臣的心愿。从以后的历史进程看,宋取联金攻辽的政策,在内部只受到很少的质疑,而决策层对实行这一政策的态度却非常坚决。所以尽管在这一政策初议时就有人从义利两方面指出了断不可行,但反对意见并未能阻止这一政策的实施。
    宣和间燕云之役将兴,参议宇文虚中上书言不可开衅,“王黼大怒,降集英殿修撰”。宣和四年(1122年)五月,童贯、蔡攸率师出征,朝散郎宋昭上书反对。《三朝北盟会编》记:“师既行,即降旨:’妄议此事者,必罚无赦。’执政、廷臣皆不敢言,独昭上此书论之。书既上,王黼见之,大怒,除名勒停,送连州编管。”宋昭被押往编管地是枷着项的,极其严厉。
    宇文虚中在上书中这样说:
    用兵之策,必先计强弱,策虚实,知彼知己,当图万全。今边圉无应敌之具,府库无数月之储,安危存亡,系兹一举,岂可轻议?且中国与契丹讲和,今逾百年,自遭女真侵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羁縻封殖,为我藩篱,而远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女真藉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服,不可以言说诱,持卞庄两斗之计,引兵逾境。以百年怠惰之兵,当新锐难抗之敌;以寡谋安逸之将,角逐于血肉之林。臣恐中国之祸未有宁息之期也。
    宋昭上书不约而同,以为:“灭一弱虏,而与强虏为邻,恐非中国之福”,“本朝与北虏通好,百有余年,一旦败之女真,果能信其不逾乎?异日女真决先败盟,为中国患必矣。”
    在当时的局面下,金之不可联,辽之不可灭,已是显然之事,并不需要高明的识断才能看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宋的决策层仍一意孤行,拒不接受任何劝戒,除了上举上不了台面的因素,便是由于已为自设的道义使命所笼罩。说“自设”是因为,宋的决策层以为的幽燕之民“延颈款关愿归中国”,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估计。《茆斋自叙》记录了辽的秘书郎王介儒使宋时的一个插曲:
    介儒云:“……南朝每谓燕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仆(指马扩)答曰:“……若论父子之情,谁本谓的(嫡)父耶?知有养父,而不知有的父,是亦不孝也。”
    介儒的这句话很重要,它不仅反衬了马扩强词夺理的无力,也现出了国人在这方面意识的偏狭。郭药师也有一个同具说明意义的例子。药师率“常胜军”投宋,徽宗召入朝,礼遇甚厚,药师也极尽谦恭,但当徽宗要药师取辽天祚帝时,药师“涕泣如雨”,说:“天祚,臣故主也,国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毕命他所,不敢辞,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愿以付他人。”药师投宋,出于无归的选择,也可以说这一选择只是在宋金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宋人--不仅是宋人,总以为边鄙之民,尤其是北地汉民“身在曹营心在汉”,其实是一相情愿的误断。正像介儒所说,契丹--也可以放大到许多边鄙民族--并没有宋人所想象的那种归宗感。此事颇关宋以后国人的对外意识,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此处为题旨和篇幅所限,不能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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