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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华夏风韵 欧阳修这种对“天命”的大胆怀疑，表现在灾异观上，就是对“灾异谴告”说某种程度上否定，认为日食、星变等怪异虽然不能断然否定，但不认为它们与直接与人事相关。这又表现在他的史学观上，他撰写历史，重人事，轻天命，承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认为董仲舒、刘向、刘歆等的天人感应说，是“曲说以妄意天。”所以他说：“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而在《新五代史》中，他一改汉以来书史必言“五行”的做法，干脆就没有包括“五行志”一章。但毕竟经学中有涉及灾异的内容，一概削去在当时似也难被接受，所以在稍后编撰的《新唐书》中，他做了一些折衷，保留《五行志》，但编纂原则是“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对此欧阳修这样解释道：
圣人不绝天于 人 ， 亦不 以 天 参 人 ． 绝 天 于 人 则 天 道 废 ， 以 天 参 人 则 人 事 惑 ， 故 常 存 而 不 究 也 ． 春 秋 虽 书 日食 、 星 变 之 类 ， 孔 子 未 尝 道 其 所 以 然 者 ， 故 其 弟 子 之 徒 ， 莫 得 有 所 述 于 后 世 也 ．”所以他强调要修吾人事： “人 事 者 ， 天 意 也 ． 书 曰 ： 「 天 视 自 我 民 视 ， 天 听 自 我 民 听 ． 」 未 有 人 心 悦 于 下 ， 而 天 意 怒 于 上 者 ； 未 有 人 理 逆 于 下 ， 而 天 道 顺 于 上 者 ．[19]
欧阳修对于天文灾异这种“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的做法，表现出了对灾异说的怀疑，为当时大多数提倡改变的古文政治家所采纳。但这并不是说，宋代一下子就把这种“天人感应”的灾异说扫除了。事实上，“天命”、“灾异”等观念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随时都会泛滥。如宋真宗时大搞神道设教，搞封禅，修宫观，举国骚然。王钦若、丁渭等在士大夫中刮了一股奏祥瑞、献赞辞的妖风。这是宣扬天命的另一种做法，把某些怪异说成是祥瑞，而不是“灾异”，但本质是一样的。又由于“天命”、“灾异”等事关政治，所以不同政治见解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关于天文灾异的论争就会不断出现。下面我们要叙述的就是发生在王安石变革中的争论。
三、 王安石变法与天文灾异论说
北宋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通过科举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官僚机构，形成了士大夫阶层。这些士大夫们很多是从一般平民出身，凭借其知识与学问而步入领导阶层。知识分子真是可以实现儒家所谓“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了。这样的士大夫，他们对国家与社会往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而且自我的信心也很足。国家的兴衰安危，好像就是他们的职责。如范仲淹就是从平民成为宰相，他的“先天下而忧而忧，后天下而乐而乐”不朽名言，实际上就是北宋一代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思想抱负的写照。一个学者，即便是没有官职，他都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批评政治得失，提出改革意见，如苏洵就这样做过。这说明知识和学术本身就已经成为某种权威，统治者对此不能不予以重视。如前所述，改革与创新是北宋学者的共识，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社会理想，也只有通过提出改革建议，才能施展他们个人的政治抱负。所以在北宋，知识分子谈论最多的就是“变革”与“新”，我们可以见到无数的以“新”为标榜的著作与主张。所以“改革”可以说是北宋一个时期的思想大势。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改革决非易事。北宋学者，不管是“古文家”还是“理学家”，不论是“新学”派还是“蜀学”派，在学术与理论上都可以有改革的积极主张，但是当涉及到具体的改革时，情况就不那么简单。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主张政治改革，实行所谓的“庆历新政”，但“新政”很快就在旧势力的阻挠和政敌的反对中失败了。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改革时，不但旧的保守势力反对他的新政，就连过去思想上比较倾向于改革的一些学者（如程颢）也转而反对新政。这里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可想而知。不同的政治主张最终导致不同的学术见解，而学术争论就会在政治斗争中展示出来。
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要做有为之君，想通过厉行政治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势，于是起用王安石，由翰林学士而参知政事，实为宰相。王安石历来提倡改革，早在嘉v四年（1059年）向宋仁宗写了一封长达万言的《言事书》，提出要“变风俗”，“改法度”，他又做过多年地方官，有试行一些新政治措施的经验，于是他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推行大胆的改革措施。王安石的新法，主要是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包括青苗法、均输法、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另外还有一些教育、科举、军事上的改革。王安石变法，是20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改革之一，有学者甚至把它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相比附[20]。但是这场变革在当时并不是很成功，遇到了保守派与顽固势力的极力阻挠，引起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其中斗争的一种方式就是关于天文灾异的论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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