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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史] 宋朝社会与中华文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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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邻 發表於 2011-6-27 09:3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中国经济网
三、宋朝社会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
  
  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文化史的学者,素来对宋朝的研究比较重视,这是因为:
  第一,宋朝历史内容丰富。
  第二,有关宋朝历史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很多,史料价值高。据今人统计,现存宋人著作有4855种、现存宋人文集有741家。
  第三,宋朝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封建社会诸因素发展成熟,也在一些方面孕育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因素。
  就已有研究而言,一般对上述第一、第二两项特别重视,这是应该的,也符合实际。正因为如此,历来许多学者对元朝时修纂的《宋史》不满意,认为不足以全面地如实地反映宋朝历史,要求加以重修,即所谓“昔人多有欲重修者”。自元末的周以立,到明代的严嵩、王洙、柯维骐、王惟俭、钱士升、汤显祖,到清代的陈黄中、顾炎武、朱彝尊、全祖望、杭世骏、邵晋涵、章学诚、陆心源,到民国时期的刘咸裕以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上海师大古籍所,都有重修宋史的打算。但多数未能实现,有几部成书之作均为学者认为很不理想,只有个别书如《宋史翼》可稍补《宋史》之阙。
  学者之所以打算重修《宋史》,一是认为《宋史》成书匆促,内容杂乱,考订欠精;二是内容不全面,不足以反映一代之巨变。事实正是这样,自唐中叶以来社会开始的变化,至宋朝社会其变化或已完成或至为明显。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列举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方面
  田制:均田制彻底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到了宋朝已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形成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与此同时,租佃制也普遍发展。这种情况,直到清朝末年。
  赋役:租庸调制度废除,唐德宗时行“两税法”。宋朝继续施行并加以改进,是为“二税”。取明代中后期,演变为“一条鞭”法,直到清代前期的“地丁制”。
  商品经济:城镇有了发展,一些城镇的功能由军事要邑发展为工商业城邑。由于商品经济的相对发展,北宋前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随之推广,又有“会子”、“关子”等,对后世的币制影响很大。
  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宋代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学界所论不一,或认为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较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条件,但受到战争等方面的影响,而未能萌芽或有微弱萌芽即被遏制。我是同意最后一种看法的。
    (二)社会结构方面
  统治基础:由士族地主为主变化为以大官僚、大地主为主。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因租佃制的发展而相对松弛。
    (三)政治制度方面
  政治制度: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体制,变化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体制。
  宰相制度:极为分化和削弱宰相事权。到了明代,遂不设宰相而设“内阁”。清代仍之,更发展为“军机处”议国政。
  兵制:由府兵制变化为募兵制,一直到清代。
  地方行政区划:唐代设“道”,是一种军事节度区划。宋朝因之,设“路”。先是中央王朝的派出机构,进而发展为一级行政机构。到了元代,遂正式设“行省”。
    (四)农民起义方面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心声,唐末黄巢大起义高出“均平大将军”的旗帜,反映出广大起义者争取人身平等的要求。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则提出“均贫富”主张,第一次明确地要求经济上的平均;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更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要求,从而把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发展到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的“均田免粮”主张、太平天国起义拟制的《天朝田亩制度》。从这些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末代农民起义的历史地位。
    (五)思想文化方面
  古文运动的完成、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也对后世很大影响。
  方志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都对后世在学术文化上开辟了新的方面。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的成果。这表明,学者重视宋朝历史研究,不仅是它的内容丰富、所存历史资料甚多,而且还因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巨大发展变化的转折时期,有不少在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方面。但是,对它含有的近代社会的某些因素总的来说注意不够。
过去,也有学者对宋朝社会中的近代社会因素作过论析,如梁启超《王安石评传》(世界书局1933年版)中,把青苗法比作劝业银行,市易法比作商业银行,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其良法美意……至今东西诸国行而有效者”。柯昌颐《王安石评传》(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也认为,免役法“完全有‘解放人民生活之桎梏’及‘打破社会因袭之阶级’两种精义,由今之说,即‘救济被压迫者’及‘打倒封建权力’也。”此外,胡适、林语堂的著作也有类似的论见。当然,这些意见还需要进一步研讨,但它表明我国的一些学者早就注意到宋朝社会中的近代因素。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研究有了明显发展,诸如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历史发展动力、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都有一些学者涉足宋朝社会中近代因素的探析,这种研究还在继续并向纵深发展。其中,也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者所做的许多工作。
下面,谈谈世界范围学者们对宋朝社会的历史地位和认识。
  
  日本学者素来重视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在宋朝历史的研究上,京都大学有很大影响。该校内藤湖南教授(1866―1934)把中国历史分作三期,即:古代,从上古到汉;中世,从魏晋到唐末;近世,宋以后。他认为,唐―宋是中国由中古到近世的一个大转折。此后,宫崎审定、桑原\藏、佐伯富、梅原郁等教授都对宋朝历史作了许多研究。在历史分期上,宫崎审定教授则发展了其师内藤湖南教授的主张,除了内藤湖南教授所分的三个时期外,他把民国以后划为“最近世”,并且明确地认为:宋元明清属于“近世”,亦相当于欧洲从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这段历史时期,岂止有资本主义萌芽,要比资本主义萌芽进步得多。
  日本学者的上述分期的观点,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美国在1975年出版了《中国宋朝的危机和昌盛》论文集,在该书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这三个世纪,即所谓唐、宋过渡时期,这点现在已几乎成为自明之理。”英国也有类似的观点,如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的模式》一书,就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帝国(从秦到汉)、中期帝国(唐)、晚期帝国(北宋到清)。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国际宋史研究的大合作,即“宋史研究计划”(“宋史计划”、“宋计划”)。这个计划的主持人是埃狄纳・巴拉兹(1905―1963),他的汉名叫白乐日,是匈牙利裔的法国汉学家,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早在1947年,巴拉兹就草拟过一份宋史研究计划。1954年9月, 他在英国达勒姆举行的第七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大会上,倡议进行国际合作, 发起编纂一部《宋史手册》,以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宋史提供方便。1955年3月,巴拉兹在法国高等研究院研究社会经济的第六部工作, 并主持中国史研究,他正式提出一份国际协作研究宋史的具体方案,定名《宋史手册编写计划》(通称“宋史计划”或“宋计划”)。
  这个计划在国际上得到许多学者响应,包括法国、西德、日本、匈牙利、美国、加拿大以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几十位学者,其中以日本学者的阵容最强。
  1963年11月,巴拉兹逝世。学者们的研究继续进行,于1978年大致完成,历时24年(1954―1978年)。这一期间,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翻译了一些有关宋代的资料,撰写了一些有关宋代的研究论文,出版了有关宋代的地图、大事记、人物年录、辞典、书录等,著名者如《宋史研究参考资料》(又名《宋史研究丛书》)、《纪念巴拉兹宋史研究丛书》、《宋代传记辞典》、《宋代书录》等。
  应该说,这是对中国宋史研究的一次大规模的较长期的国际合作。它的研究成果,虽然许多是工具性的或资料性的,但也不乏研究性的,不仅给人们(特别是外国人)研究中国宋史提供了方便,也在一些问题上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际性的学术合作,反映出国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对宋史的重视和所作出的努力。
  为什么巴拉兹要发起“宋史计划”呢?为什么会进行这次宋史研究的国际合作呢?这是基于巴拉兹及参与合作的学者对中国宋史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巴拉兹认为:第一,宋代的公私文献丰富,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展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第三,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各种问题,宋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可见,这些学者明确地认为,宋朝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它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转折性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社会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他们把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社会的开端。
  当然,在历史分期上,我国学者与上述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可以继续进行研讨。但是,对于宋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在认识上则是基本一致。这次国际合作的“宋史计划”,对于促进中国宋史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宋史研究蓬勃发展。全国已形成一些宋史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基地。1980年建立了中国宋史研究会,已举行年会七次,每次年会出版一本论文集,现有会员近 300人。每年都有不少有关宋史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正式出版。中国大陆与台、港地区宋史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增多,宋史研究的国际交流也更频繁。宋史研究愈益向纵深发展。
  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是历史上中国文化的继续与发展,而且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史上“造极于赵宋”,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高峰,而且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因此,我们在进一步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要对宋朝研究有足够的认识和相应的行动。
    我们希望有志于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青年学人,对宋代社会的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尽可能在这方面下功夫,促使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更全面、更系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更准确、更深入,更有力、更有效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使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更加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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