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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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兼谈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中华古史悠久，史料太多，治史者一般只能从断代史着手。但是，天长日久，若钉住本断代史的一两个领域，不能上下串联，左右旁鹜，亦势必作茧自缚。治断代史的好处是能够深入，其拘限是不易贯通。盯住一两个领域，一般说来，总是会有深入的馀地，但若能适时跳槽，从事其他领域的研究，即使若干年後，以更宽的视野重新研究，效果肯定会更佳。
　　宋史的资料卷帙庞大，超过了前代史料总和，难以遍阅，而与其前后左右衔接的五代、辽、西夏、金、元的史料也不可不读。人们的注意力最初集中在宋代的史籍、笔记、文集等，这并没有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就逐渐显得不足了。
　　例如传世的宋人儒经和诸子的注释，是相当丰富的宋学资料库，尽管许多文字艰涩难读，却是深入研究宋学所必读。直到近年以来，漆侠、杨倩描等先生方才进行开发利用。《道藏》也有相当丰富的宋史资料，但许多作品的年代就不易确定，人们欲利用它们，首先须下一番年代的考订功夫。为了写历史小说之需，我不得不了解郭京的六甲神兵，就附带考证了《道藏》中的《上清六甲祈祷秘法》应是宋代的作品，这还是依据两部史籍中西夏文皮靴的音译“吊敦背”参对出来的。 各种佛教典籍的阅读，当然又是研究宗教史和思想史所必需，但也决不能说，对研究其他史就全然无用。
　　明清的方志当然又是宋史的重要史料。其实，不少前辈学者都利用了明清方志，如邓广铭先生研究辛弃疾，张政R先生著《宋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彭大雅事辑》， 都曾引证明清方志的记载。记得在笔者上大学时，邓先生曾对人说，明清方志肯定有宋代史料，可惜他自己一时没有精力遍查。真正重视明清方志，并且大量利用，是始于梁庚尧先生。我曾因留心宋代福建的史料，以为有所心得，写过一篇《宋朝福建路经济文化的发展》， 直到读了梁先生的论著，方才明白，拙文的最大不足，就是没有大量查阅明清的福建方志。明清方志保存的宋史资料是十分丰富而可观的，主要是因为径抄宋代方志、金石等文字。例如宋代五等户最完整的史料，竟是《嘉靖惠安县志》提供的。 南宋後期，史料偏少，但如《嘉靖惟扬志》却提供了当地驻军的较丰富的记录。 一个时期内，我开始注意东南沿海的明清方志。一般认为，这个地区的明清方志修得好，至于北方和四川，因为经历金和元两次大战祸，似不可能有多少宋代史料。但此种看法又被推翻。例如民国的《滑县志》中，就保存了北宋滑州城行会的石刻记载。最近，河南大学研究生梁建国先生的论文，就援引了《嘉靖彰德府志》抄录宋相州志中有关各县的管与村的记录，这对于了解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自然相当重要。顾宏义先生《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陈国灿先生《宋代江南城市研究》等都大量引用明清方志。
　　当然，明清书籍援引宋的记载，并不限于方志。最近拜读王菱菱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１年４期《明代陆容〈菽园杂记〉所引〈龙泉县志〉的作者及时代》，考证了陆容所引的《龙泉县志》系宋代陈百朋的作品，颇受教益。此论文除了论证宋代的火爆法生产技术外，还有如下一段记载：“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每铜一料，用矿二百五十箩，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馀。”依笔者的理解，此处“雇工”的“工”不是指工人，依上述矿、炭和柴等原料额，另加人工操作冶炼，炼二百五十斤铜，无须有使用工人八百馀人的规模。一人劳动一日，谓之一工，或称功，这是当时普遍的计量单位，“雇工”即是指依每一工支付的工值。 大致产铜一斤，约费三个多工。《朱文公文集》卷20《与曾左司事目札子》说，南康军“打造步人弓箭手铁甲，一年以三百日为期”，“计用皮、铁匠一万八千工，钱五千二百馀贯”。此处也用“工”作为支付雇值单位，皮匠和铁匠平均每工二百八十八文。此条史料可与《龙泉县志》互相印证。
　　此处顺便谈一下对所谓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看法。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农业作为主要产业，是适合个体经营的，有很长时期的稳定的租佃制。古代也有作为次要产业的手工业和商业，而大工商业是不适合个体经营的。从史料上看，大工商业大致可有三种经营方式，一是使用奴隶，这在秦汉的史料中相当明显，二是使用雇工，这在明清的史料中相当明显，三是商人和手工业者联合经营。姜锡东先生注意到宋代商人“连财合本”， 手工业者也有类似情况。古代大工商业经营发展的总趋势，是以雇佣制取代奴隶制，唐宋之际正是此种转变的重要时期。前引王菱菱先生援引的“雇工”史料，又提供一条重要的史料新证。
　　一些学者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是侧重于手工业的雇佣制，并且认为，只有到明中期，方才算得上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确，自唐宋到明前期，如今找不到大量手工业的雇佣制记录，古代大量的史料堙没，是无法再生的。但是，在这八、九百年间自然不可能没有大工商业，此类大工商业又是如何经营的呢？从相当稀缺的史料看来，唐宋大致已不像秦汉时期那样使用奴隶，而确是雇工或联合经营。例如文同《丹渊集》卷３４《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明确记录了当地大量使用雇工的情况。有人认为，井研县是落后地区，没有代表性。其实，井研县就宋代而论，也算不上落后地区，而即使算落后地区尚且如此，先进地区岂非是理应雇工更为普遍。明代前期的大工商业经营似也应如此。
　　已故的前辈学者、明史大家王毓铨先生在晚年，很不赞成使用“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我个人也有同感。因为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其实应有政治、经济、思想、科学等诸多因素的综合配套，不可能是手工业雇佣制的单一因素。某些促使西欧封建制和农奴制瓦解的因素，例如土地买卖的兴盛，货币地租的发展，工商业中雇佣制的发展等，是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即使晚到清朝，也看不出此类因素会使中国这个以租佃制为主导的农业社会行将解体。
　　总之，唐宋时的大工商业雇佣制是存在的，但今人不必将此视为资本主义萌芽。尽管此类雇佣制与近代资本主义雇佣制有相似或相近的方面，事实上却没有因此而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考古文物资料当然也是重要史料，文字的表述有局限性，有时远不如图片和实物真切。我个人不常查阅考古、文物之类杂志和书籍，朱瑞熙先生在这方面比我强得多。我们撰写《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最後的配图工作全由他一人承担，堪称驾轻就熟，没有长期的积累，是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就完成的。古人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信息时代，许多门类的学科无此必要，但对史学而言，学者到各处参观名胜古迹，是很有必要的。例如研究宋朝军制，山西沁县城内关帝庙宋碑和河北定州开元塔的施主题名，就提供了重要史料。
　　我国有繁多的家谱传世，其中往往追溯到宋代，当然有史料价值。例如许怀林先生的《“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就是使用了清道光时的《义门陈氏大成宗谱》。 但是，传世家谱中显然有许多乱攀祖宗的情况，确实需要认真考证和甄别。朱瑞熙先生有一次与我谈及此事，都有同感。一位研究唐史的吴丽娱先生给我看一部周恩来的传记，我读后，建议她写一篇澄清史实的文章，论证周恩来的祖先其实是冒认宋代理学家周颐为祖宗。文章在《历史研究》刊出后，周氏人群哗然，一时之间，纷纷来信，对吴丽娱先生责难，其实又讲不出什么道理，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史学素养。类似的情况当然不止是周氏一个宗谱。上世纪八十年代，报上接连介绍了几个岳飞后代的宗谱，我对邓广铭先生说，这几个岳氏宗谱看来都是伪托者，邓先生表示完全同意，因为宗谱上所载显然与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等宋代史料不合。不料１９８３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岳飞新传》，竟在不征求本人意见的情况下，使用一部《岳氏宗谱》作封面，真令人啼笑皆非。为了对一些宗谱祛伪，朱瑞熙先生撰写了《〈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中的伪作》。 我也写了《岳飞后裔考略》， 在张政R先生论证的基础上，论述《唐门岳氏宗谱》作伪，而在《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的自序中，也对传世《贡氏宗谱》中《武德大夫贡文宪公传》之作伪，作了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