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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中国古代都市建设规划本有“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说法。《考工记・三礼图》还绘有周王城的示意图。[1][1]城市水源除了饮用之外，另一个重要功能便是防御，L池以为险，即孟子所谓“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俗称“护城河”。第三个用途才是帝王苑囿的铺排点缀。从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附图看来，把漕运水系引入城市作商业交通之需，恐怕始于亟需就食淮米的中唐洛阳。洛阳郭城由洛水中分，而北、南、西三个主要市场，则分别临近漕渠、运渠和通济渠。窃以为中国古代城市格局的突破，正是由此开始的。而真正的变革则来自漕运的起点扬州。
中唐扬州所以能够异军突起，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商业都会，完全得益于它居于漕运骨干水系的黄金位置。唐人张祜《月明桥》“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李绅《宿扬州》“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都是从水陆商道交会的景观，来描摹扬州的商业繁华。当时的漕运水系也深入到了都市内部的交易场所，并且留下了後人艳羡的繁荣神话：“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2][2]
曾经盛极一时的扬州，或许正是柴荣改建汴梁的“粉本”。理由有四：
一是柴荣的两项诏令，都与征南唐事相踵接。亲征扬州正横亘在他两道诏令的中间。据《资治通鉴》，他下令扩城的第二天，就诏求《开边策》，王朴上书即言先攻南唐的战略。在进攻的准备阶段，他已经盘算过投入产出的效益，
“汴水自唐末溃决，自桥东南悉为污泽。上谋击唐，先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发民夫，因故堤疏导之，东至泗上。议者皆以为难成，上曰：‘数年之後，必获其利。’……大梁城中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悉命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于标外。上曰：‘近广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
第二是柴荣很注意保护扬州，显德三年亲征扬州时，先“知扬州无备”，才“命韩令坤等将兵袭之，戒以毋得残民；其李氏陵寝，遣人与李氏人共守护之。”又于显德五年两次“至扬州，命韩令坤发丁夫万馀，筑故城之东南隅为小城以治之。”[3][3]著名的“浚汴口”诏令，正是在扬州发出的。显德六年二月，又“命王朴如河阴按行河堤，立斗门于汴口。壬午，命侍卫都指挥使韩通、宣徽南院使吴廷祚，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水。甲申，命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自大梁城东导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陈、颍之漕，命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发畿内及滑、亳丁夫数千以供其役。”如果不是他此年病逝，漕运工程和扬州建设不知还会有多大的动静。
第三，柴荣根底上就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的重商思想或者与其曾经身为估客的经历有关。《旧五代史・世宗纪》言郭威尝以“庶事委之。帝悉心经度，资用获济。”陶岳《五代史补》则言：“世宗在民间，尝与邺中大商颉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贩卖茶货。”司马光也说他“应机决策，出人意表。又勤于为治，百司簿籍，过目无所忘。发奸`伏，聪察如神。”
第四是柴荣早有快速“致太平”的设想，陶岳《五代史补》：
“世宗志在四方，常恐运祚速而功业不就，以王朴精究术数，一旦从容问之曰：‘朕当得几年？’对曰‘陛下用心，以苍生为念，天高听卑，自当蒙福。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後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如卿言，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其後自瓦桥关回戈，未到关而晏驾，计在位止及五年余六个月，五六乃三十之成数也，盖朴婉而言之。”
三个“十年”之说，也符合他锐意进取的一贯作为。套用今日之“深圳模式”一语，那么依赖水利漕运之便，迅速实现商业化大都会的“扬州模式”，当能予後人以启示，这应该是周世宗革除旧制，创立新规的动力。于是才会出现新型的“汴梁模式”，即以京师为中心，以商业经济带动政治、军事、文化一体发展的新型大都市。[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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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考工记》。参刘敦桢《中国建筑史》第二版，36页。
[2][2] 陶宗仪《说郛》引《殷芸小说》“有客相从，各言其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飞开。其一人曰：“腰缠 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欲兼三者。”咸淳《古尊宿语录》卷四十七《东林颂》：“快骑骏马上高楼。南北东西得自由。最好腰缠十万贯。更来骑鹤下扬州。”拙文《李晟与「关公斩蚩尤」传说》（待发表）曾略论及中唐以来乐府诗题“估客乐”吟咏内容的变化及有关扬州的繁华传说，说明新兴的商业城市和漕运贸易的关系非常密切。权德舆（759－818）为宪宗朝名相，以立朝端正而在贞元、元和间称“缙绅羽仪”，但在扬州感官却受到极大刺激，吟诗从“广陵实佳丽，隋季此为京。八方称辐辏，五达如砥平”的繁华，描绘到“交驰流水毂，迥按浮云甍。青楼旭日映，绿野春风晴。喷玉光照地，颦蛾价倾城。灯前互巧笑，陌上相逢迎。飘摇翠竹薄，掩映红襦明。兰麝远不散，管弦闲自清”的绮丽，最後竟然发出了“且申今日欢，莫务身後名。肯学诸儒辈，书窗误一生” 的感慨。（《全唐诗》卷十二）。可见“扬州模式”对京城大员的冲击。以今证古，谁曰不然？
[3][3] 《宋史・范质传》：“世宗初征淮南，驻寿、濠，锐意攻取，且议行幸扬州。质以师老，与王溥泣谏乃止。”可见柴荣对于扬州兴趣之浓。北宋扬州有所恢复，但已成为汴梁的附庸。沈括曾言‘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扬州之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七。’”（《舆地纪胜》卷三十七）南宋时由于地处宋金前线，又受到李全破坏，遂不复旧观。故《容斋随笔》卷九《扬州之盛》感慨说：唐末以後“自毕师铎、孙儒之乱荡为丘墟，杨行密复葺之，稍成壮藩，又毁于显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可知扬州在五代时期亦有再生恢复能力。元代疏通南北大运河，扬州又再现繁荣，优势俱在漕运。值得强调的是扩汴城是令赵匡胤跑马圈地，征扬州亦是赵奋勇争先。作为柴荣的亲信权臣，也许他更多了解柴荣的权谋机变和治国方略，所以能把建汴方针坚持下去。[4][4] 1853年6月10日，马克思在一篇给《纽约每日论坛报》（6月25日3804号发表）写的时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提出了了一个远非深思熟虑的观点：“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来说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版，145-146页）以现代常识而言，这段话的论据和论证都经不起检验。比如东方政府制度相当繁杂，远非三个只负“掠夺”之责的部门；比如撒哈拉到青藏高原不是同一气候地质季风带，形成沙漠的原因也不同；比如东方的文明发展程度并不“太低”，尤其是和农耕时代的“西方”相比，等等。百余年后德裔美籍学者卡尔・魏特夫（Karl A.Wittfogel）摭拾此说，加以引申发挥，在所著《东方专制主义――对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断言“东方专制主义”源自“水文化”，在9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引起兴趣、应合和讨论。（参李祖德、陈启能著《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近年韩国宋荣培博士有《儒家思想、儒家式的社会结构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songrujia.htm）中对上述说法进行了全面质疑。，但中国的水资源及其管理体制不仅要考虑到“全流域治理”的管理需要，即中央集权和“大一统”，亦应包含续後的“内陆及海运漕运支持体制”，即中国社会的商业化规模及进程。这是一个相关而内容更加庞杂的专门问题。前辈学者如史念海《中国的运河》，S辉《唐宋运河论述》、何荣昌《唐宋运河c江南社会经济的l展》、朱瑞熙的《大运河和唐宋帝国的统一》等专著专论亦对运河漕运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关系论述详瞻，自可参考。略带一笔，以示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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