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狗

百度

搜狗

360

搜狗

谷歌

搜狗
查看: 3321|回復: 0

[論史] 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1)

[複製鏈接]
沙舟 發表於 2011-11-3 15:4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王晓明博客
北宋亡国即靖康之变,已是800多年前的往事,但却始终令人难忘。“靖康耻,犹未雪……”,但凡中国人,人人能朗诵,个个会歌唱。所谓北宋亡国,虽然不是国家沦亡,只是朝代更替,然而这一历史事变实在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大深重历史灾难。金朝攻灭北宋,造成上千万民众死于战乱、上千万民众流离失所。难怪从当时到现在,人们不断地议论着北宋亡国的缘由,提出了各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唱着“老”调子亡国?


  北宋何以亡国?近数十年来,人们往往如此回答:唱着老调子亡国。这种论断的依据是鲁迅先生在其杂文《老调子已经唱完》中的一段议论:“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当然,对于北宋亡国的原因,议论最多的无疑是心存亡国之痛的宋朝人。当时人的议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编造荒诞邪说。比如说什么北宋亡国是由于宋真宗的陵墓风水不好。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担任山陵使的宰相丁谓不听阴阳师徐仁旺的话,把真宗的陵墓确定在牛头山后。可是徐仁旺当时曾经上书陈述“山后”之害:“坤水长流,灾在丙午年内;丁风直射,祸当丁未年终,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盗兴。”后来不出所料,金军攻破开封果然是在丙午即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而丁未即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则“幅员之内半为盗区。”又比如说什么北宋亡国是因为徽宗改元宣和,所谓“宣”即“一家有二日”,很不吉利。再如北宋气数已尽,“上天”早有预示。据说宣和末年在开封上清宫瑶仙殿出现字迹数行:“家内水蛀尽,南方火不明;吉人归塞漠,亘木又摧倾。”这便是“上天”的预示之一。对此,人们起初困惑不解,北宋灭亡后,才如此解释:“家内木”即宋,“吉人”、“亘木”分别是“佶”、“桓”,即徽宗、钦宗的名字,而所谓“火”则是有“炎宋”之称的赵宋王朝的所谓“德运”。诸如此类的荒诞邪说甚多,如今置之一笑即可,不必予以理会。


  另一类是追究个人责任。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徽宗宠信的大臣和宦官。早在北宋将亡而未亡之时,太学生陈东便将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等痛斥为“六贼”,认为他们是导致祸乱的罪魁。其实,徽宗作为六贼的总后台,其罪责不在六贼之下。陈东受历史所限,只骂贪官,不骂皇帝,完全可以理解。此论一出,立即广为传播,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号称深得二程真传的著名理学家杨时又追根溯源,进而将罪责归结于王安石。他说:“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而南宋初年,号称中兴名臣的赵鼎也同意这个说法。高宗接过话柄,大肆渲染:“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未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大臣们当然会随声附和。于是,这种说法在整个南宋时期甚至元明清时代几乎被视为定论。可以肯定,高宗对这种观点予以鼓吹,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维护赵氏一家一姓统治的需要。


  如今人们普遍将神宗、王安石誉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而徽宗时期正是神宗、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时代。徽宗以神宗的绍述者自居,对新法给予高度肯定与颂扬,而蔡京则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在他的倡议下,王安石绘像于显谟阁,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儿子均配享孔子庙,至于其后代则男性赐官职、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推行新法、废除旧法,重用新党、打击旧党,在政治上与王安石对立的司马光等120人被指斥为“奸党”,对新法稍有微辞的范柔中等542人被定为“元符上书邪等人”。这两种人的姓名均被列入“黑名单”,在这个“黑名单”上的人,已经死了的,就追贬官职,活着的,就流放或贬官,且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他们的子孙和近亲也不能和皇族通婚。这些历史事实足以证明,蔡京等“六贼”与作为王安石及其新党对立面的旧党势不两立。


  应当承认,蔡京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确实多少有些继承关系。比如“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就是蔡京的主要治国思想之一,就是源自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主张正好相反。又如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旧党一向牵就,而新党的态度则相当强硬。蔡京以新党自居,继承强硬政策,他在徽宗时期多次发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很清楚,徽宗、蔡京不是神宗、王安石所创行新法的反对者,而是新法的拥护者和推行者。他们口头上唱的不是老调子,而是“新”调子。鲁迅虽然学识渊博,但俗话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不应当将其片言只语视为不可更改的信条。


  二、蔡京与王安石是一丘之貉?


  蔡京虽然发迹于王安石当政期间,他的弟弟蔡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他本人在神宗时历任中书舍人、知开封府等要职。但王安石对蔡京并不赏识。蔡京与王安石不是一回事,甚至完全相反。就个人品质来说,王安石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而著称,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这类记载太多,不胜其举。王安石虽不爱官职,然而一旦身居要职,即尽力将其政治理想变为政治实践,并始终坚持。连他早年的好友、后来的政敌司马光也觉得王安石太过固执。而蔡京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个官迷,他一切以向上爬为目的,没有固定的政治见解,是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家。比如神宗死后,旧党得势,蔡京随风转舵,一味讨好司马光。司马光要求在5天之内恢复旧法,其他官员都表示难以如期完成。唯独蔡京立刻恢复旧制,让司马光大加赞赏。等到哲宗亲政,新党再度得势,蔡京立即摇身再变。王安石与神宗君臣相得甚欢,可谓千载一时。然而王安石对神宗不时直言规谏,乃至面折廷争。而蔡京一切投徽宗所好,岂止一味逢迎而已。徽宗这个18岁即登基的青年皇帝,之所以走上极度荒淫的道路,蔡京等人的劝诱,无疑是个重要原因。可见,蔡京不仅应入《奸臣传》,还应入《佞幸传》。一言以蔽之,王安石是位标准的大臣、诤臣,而蔡京则是个十足的奸臣、佞臣。王、蔡二人岂能混为一谈!


  就施政方针来说,徽宗、蔡京虽然也号称推行新法,但与神宗、王安石所实施的新法同中有异甚至形同实异。神宗、王安石所主持的新法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并有利民便民的考虑。而徽宗、蔡京推行新法的目的则在于搜刮民脂民青,以满足徽宗及其宠臣极度荒淫的生活所需。蔡京虽然敢于改动祖宗成法,但当改者不改。如冗官问题本应加以解决,可是徽宗时期问题反而越发严重。于是,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官员数量暴增;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官员总数已达48000余人,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又如强干弱枝的传统国策本应加以调整,可是蔡京等人依旧萧规曹随,以致“靖康之祸,虏骑所至,莫不溃散。”而不当改者又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于是当时出现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韩忠彦、郑居中乃至蔡京都是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是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是第一对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这些“第一”,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腐败。徽宗、蔡京为了粉饰太平,也曾实施过一些仿佛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他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理财。至于其效果,当时人有评论:“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现法惠奸。”其实,神宗以前的祖宗法未必“惠民”。神宗、王安石的熙丰法虽不“惠民”但“惠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至于徽宗、蔡京的崇观法,其效果则与熙丰法不同,既不“惠民”,也“惠国”,只有利于昏君和佞臣。当时,每年增加的财税收入,除供徽宗挥霍以外,又被蔡京等奸臣大量侵吞。所以,徽宗、蔡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而已。


  总之,蔡京与王安石不仅个人品质截然不同,而且施政方针形同实异。蔡京所推行的“新”法,根本不配以改革相称。北宋显然是唱着“新”调子亡国的,只不过这个“新”字是一定要加上引号的。

小黑屋|举报|桂ICP备2022007496号-1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

关于我们|网站地图|华韵国学网|国学经典

扫一扫微信:Chinulture|投稿:admin@chinulture.com

快速回復 返回頂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