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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论剑历史门户网 封驳制的正常实行，显示了士大夫高度的责任心和顽强的斗争精神。靖康初，政局更新，封驳之举频繁。宰相唐恪对朝请大夫王仰说：“近来给、舍封驳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几差除不行也。君可语之。”晁说之听到传来的劝说之词，“笑而不答”，显然是不以为然。宋光宗时，中书舍人楼钥“缴奏无所回避”，皇帝也无可奈何，有所顾忌，“禁中或私请，上曰：‘楼舍人朕也惮也，不如且已’。”宋理宗时，右司谏李伯玉因言事降官，舍人院逾年不草诏颁布。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换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斗争，所起草的贬官诏书，用的却是赞扬之语，目的在于为他将来官复原职做准备。宋理宗当然不能如此否定自己，劝告他“可更之”，牟子才不同意。时相也来劝说更改，牟子才大义凛然道：“腕可断，词不可改！丞相欲改则自改之！”皇帝、宰相竟无计可施，只得罢休。士大夫的缴诏封驳行为，制止了皇帝轻率或荒唐的旨意，避免了恶劣后果的产生，杜绝了更多的非分企图，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地约束了皇权。
五、利用神权与史官之权制约皇权
制约皇权的过程充满艰辛和危险。与皇帝相比，士大夫个人毕竟人微言轻，传统的忠君观念根深蒂固，大原则不可也无意更改，便想方设法，利用种种手段来达到目的。苏辙言：“域中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权而后能寿夭祸福天下之人。”但天之权“有时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于天道所不及之间，以助天为治。然而赏罚者，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而赏罚之于一时，犹惧其不能明著暴见于万世之下”，因而有史官之权：“盖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无遗天下之是非。”神权（天）、史官之权被宋代士大夫充分发挥，犹如尚方宝剑，成为制约皇权的有力武器。
首先看对神权的利用。士大夫经常强化皇帝的敬神意识：“政之大端二：曰治民，曰事神。自天子达于郡邑，外此无大务。”敬神是天子的两大任务之一。神的代表是天，吕公著上书道：“天虽高远，日监在下，人君动息，天必应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诚，谦逊静懿，慈孝忠厚，则天必降福，享国永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则或迟或速，殃咎必至。”士大夫们还说：“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于人君有告诫之道焉，示之以像”。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变化，都是天神对皇帝的警示，在士大夫的解释与强调下，常常迫使皇帝为之避正殿，减常膳，大赦天下，蠲免赋税，中止兵革土木，收敛荒淫等等行为。
宋真宗后期“频岁蝗旱”，皇帝问翰林学士李迪如何救济？李迪说：“陛下东封时，敕所过毋伐木除道，即驿舍或州治为行宫，裁令加涂既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过往时几百倍。今蝗旱之灾，殆天意所儆陛下也！”巧妙地指责了宋真宗的荒唐行为。因推出了天神为助，宋真宗“深然之”，只得认罪。宋宁宗时，朝野对任用奸相不安，王迈在轮对时大谈“君不可欺天”，指斥宋宁宗“厚权臣而薄同气，为欺天之著”。宋宁宗深受感动，“为改容”。宋代士大夫对天神权威的渲染，严重地威慑着皇帝，使其精神上承担着压力。绍熙二年十一月，朝廷正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忽然狂风暴作，大雨骤降，宋光宗“震惧感疾”，“自是不视朝”，从此精神失常。
士大夫非常重视神权这一工具。当有人对宋神宗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时，老于世故的富弼深感忧虑，谓然长叹道：“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是治乱之机，不可不速救！”立即上书数千言，竭力予以反驳。破除迷信当然是正确的，但对当时而言，却是有害的。富弼说出了一个看似荒诞的道理：敬神畏天有利于约束皇权。
史官之权同样使皇帝畏惧。史官主要记录皇帝的言行，将其编成起居注、时政纪、实录，最终载入正史，传之千秋万代。元丰年间，吕公著上书宋神宗告诫道：“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故当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在小恶不可不去。”在具体的朝政中，士大夫常以此来警告皇帝。宋神宗任用宦官李宪主持陕西边防，邓润甫即上书道：“岂可使国史所书：以中人将兵，自陛下始？”宋哲宗时，征收五谷力胜税钱，致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苏轼上书请求废除此法，其中说道：“废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无之弊法。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窃为圣世病之！”
皇帝富贵齐天，有生之年别无他求，唯希望青史流芳。对此，他们不能不顾忌，遂为史书所制服。宋太祖时，一位官员称有急事非时求见。宋太祖正在后苑弹雀玩耍，紧急接见。但所奏不过是平常之事，大怒。该官说：“臣以为尚亟于弹雀！”宋太祖更加恼火，举斧砸在他嘴上，打落两颗牙齿。其人缓缓拾起牙齿装入怀中。宋太祖骂道：“汝怀齿，欲讼我乎？”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宋太祖闻听立即换了副笑脸，并赐金帛表示道歉慰问。又一日，宋太祖罢朝后坐在便殿，长久低头不语，从臣询问其故，才沉痛地说：“尔谓帝王行事容易乎？朕早来乘快指挥一事有误，史官必书之矣！”原来是做错事怕留恶名。淳化年间有一县尉上书言事不实，宰执竟欲定其“妄言”罪处治。宋太宗却说：“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恐史官载之于史，被后人斥为暴君。
显然，史官之权是宋代士大夫手中的又一法宝，可威胁或激励、引诱皇帝，使其从谏、弃恶、扬善。皇帝也因此增强了自律意识。
六、强化对皇帝的教育
人的言行、思想与受教育情况密切相关，对于大多数出自宫中、与社会很少直接接触的皇帝而言，尤其如此。储君即位之前，几乎都在受教育阶段，在位的皇帝也有经筵制度，定期不定期地时常接受士大夫的儒学教育。如何培养塑造皇帝，是士大夫的重要任务，成败与否决定着国家和士大夫的命运。加强对皇帝的教育，是士大夫限制皇权的又一种方法。
一次，某经筵官为宋仁宗讲授《论语》，至“自行束修以上”时，忽然节外生枝道：“至于圣人诲人，尚得少物，况余人乎？”宋仁宗只得每人赏赐七匹绢为束修。如此当面向皇帝索取报酬，使一些人深感羞耻。但换个角度看，经筵官此时改变了以臣对君的身份，而是以师自居，把皇帝当成了受教育的学生；再者，为皇帝授课，不只是义务，而且是应付报酬的劳动，从而维护着师道尊严。由此特例折射出对皇帝实施教育的权威性，迫使皇帝服从教育。另一例子也较典型。年幼的宋哲宗去听课时手折一柏枝玩耍，讲官程颢即时以师尊身份批评道：“方春万物生发之时，不可非时毁折”！宋哲宗闻听，“亟掷于地”。直到下课脸色仍未好转。反映了对皇帝教育的具体性、及时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
对储君及皇帝的经筵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如宋真宗为太子时，“讲《尚书》凡七遍，《论语》、《孝经》亦皆数四”。仅此就可知功课繁重。次之为史书，或正史，或杂史，或自编可为龟鉴的历史教材。正试授课之外，还有课外功课。如元佑时，经筵官即“遇非讲读日，进汉、唐故事二条”，所进故事皆“可为规戒，有补时事者”。教材除文字外，还有更宜于接受的图画。宋仁宗时，翰林待诏高克明等即绘有图画教材，“极为精妙，叙事于左”，使皇帝日夕展玩，“解释诱进”。
此外，士大夫严格控制太子或年幼皇帝的学习方向和接触范围。如宋仁宗的迩英阁中曾置《太玄经》和蓍草，王拱辰即予制止：“愿垂意六经、正史，此非帝王所宜学。”次日即撤去。绍兴末年，任命太子为临安尹。太子谕德陈Y谏曰：“储宫下亲细务，不得专于学，非所以毓德也”。太子一惊，立即辞职。士大夫竭力使太子或年幼皇帝与老成持重和敢言直谏的士大夫相处，以熏陶感染之。“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气质变化，自然而成……或有小失，随事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故而，经筵官日益增多，由宋初的一二人，增为宋仁宗时的20余人。士大夫按自己的意愿培养皇帝，对所讲内容，常常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任意发挥。如为宋仁宗讲《周易・节卦》时，有“慎言语，节饮食”之句，讲官做如此解释：“在君子言之，则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节；在王者言之，则命令为言语，燕乐为饮食，君天下者当慎命令，节燕乐”。宋仁宗听后“大喜”！中书舍人彭龟年则是这样向宋宁宗概括帝王之学的：“人君之学与书生异，惟能虚心受谏，迁善改过，乃圣学中第一事，岂在多哉！”归结起来，就是要把皇帝教育成少发命令，少燕乐，从谏如流，改过从善，清心寡欲的无为之君。在他们的造就下，许多皇帝养成了读书的爱好。如王岩叟曾问宋哲宗：“陛下宫中何以消日？”答道：“并无所好，惟是观书”。王岩叟趁机说道：“大抵圣学要在专勤，屏去他事则可以谓之专，久而不倦则可以谓之勤，如此，天下幸甚！”意在使皇帝专心读书，少管他事。如此，则天下――士大夫便幸甚了。
宋仁宗即是士大夫培养出的一个典型。他6岁受教于资善堂，9岁立为皇太子，13岁即位，在位时间最长，凡42年；故而听讲读最勤，受教育最多。最终，“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史称宋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其实正是出于儒臣的教育培养；所施为“忠厚之政”，死后定谥被誉为“仁宗”。史官范祖禹总结宋仁宗的丰功盛德“所可见者”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并提出要宋哲宗效法，宋哲宗深表赞同。可见宋仁宗成为士大夫和皇帝心目中的理想之君。
七、结语
综上所述，在两宋300多年的历史中，士大夫政治取代了以往的士族门阀政治或军阀政治。士大夫以与皇帝共天下为己任，运用种种直接、间接、临时、长久的手段与战略，在精神上、思想上、言行上企图控制皇帝、制约皇权，并在许多方面、许多场合取得成功，主导着宋代政治运作。元人揭菟挂浴爸魅岢记俊蔽宋朝的特点，即说明了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强大和有效。至少可以说，宋代没有出现暴虐之君，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与士大夫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宋代士大夫政治中毫无疑问地贯彻着忠君思想，只是要建立与以往不大相同的君臣关系，要求皇帝尊重并更多的听从士大夫，使二者的关系更紧密融洽，由君主独裁变为君主与士大夫共同专政，从而适应时代，保持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共享富贵。在中国封建时代中，这是一个进步。程朱理学的产生，便是士大夫政治的思想结果。
在我们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如一味强调君主权力至高无上，君主专制绝对地日益强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妥当的。同样也不能解释儒家思想如何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更不能解释在日益强化的君主专制下，宋代经济文化为何更加发达。如同历史进程的波浪式一样，君主专制的程度也有起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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