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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史] 北宋经制西北民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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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坡 發表於 2011-12-9 10:4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中华文史网
北宋的建立虽结束了唐末五代割据的局面,但在我国版图上仍然是民族政权林立,彼此干戈不已。在宋、辽、西夏鼎峙争夺的局面下,北宋王朝以其单一的自然生态区域、无险可守的边防形势和积贫积弱的国势,为了大量获取林木资源、卫护边疆安稳、抗击西夏,对西北民族地区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经制。这种经制在取得了一些预期效果的同时,却以对当地森林、草地等的巨大毁坏,而对当时及以后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自然灾害频仍、物种迅速减少、生态危机日益严峻、而我国将致力于开发西部的今天,为了我国乃至全世界、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段历史,我们不可不鉴之。  


    本文所指的西北民族地区,分布在今天的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青海东部及宁夏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北宋时大体属于陕西路,具体而言,包括在今甘肃境内的有北宋的秦(天水市)、泾(泾川县)、原(镇原县)、河(临夏市)、洮(临潭县)、岷(岷县)、叠(迭部县)、宕(宕昌县)、阶(武都县)、成(成县)、文(文县)环(环县)、庆(庆阳市)等州及通远军(陇西县)、德顺军(静宁县,)包括在今陕西境内的有北宋的凤(凤县)、富(富县)、延(延安市)、麟(神木县北)、石(离石县)、陇(陇县)、府(府谷县)、丰(府谷县北)等州,包括在今青海境内的有鄯(西宁市)、廊(尖扎县)、湟(乐都县)等州及积石军(贵德县),包括在今宁夏境内的有灵(吴忠县)州、镇戎军(固原县)。这些地区,北宋时“诸羌杂处”,大量分布着吐蕃、党项等少数民族。  
  

    一

  
    北宋西北民族地区位于我国西北半月型游牧经济文化圈上,自古以来,她不仅以丰美的水草、寒冷的气候为我国提供了大量优质的畜牧产品,更以广阔的草原、茂盛的林木调节着当地及全国的气候环境和自然生态平衡。九世纪中叶,河陇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五千里间,赤地殆尽”的惨状,经唐末五代的恢复发展,加之唐末五代这里为“王命不及”的“政治真空”地带,没有中原王朝的强行屯垦及对森林的大肆砍伐,因而到北宋时,西北民族地区植被较为完好,林木苍劲浩瀚,草场覆盖率相当高,农、林、牧相得益彰,和谐发展。这可从有关史料及西北民族地区发达兴盛的畜牧业、“耕牧自足”的生活状况窥见一斑。  


    从有关史料可见,当时西北民族地区森林广阔茂密。秦州“多巨木”,其辖境内的夕阳镇(今天水县西北新阳镇)“连山谷多大木”,其“西北接大薮,材植所出”,高防知秦州时,在此用“戍卒三百人”,就可“岁获大木万本”,大、小洛门(今甘肃甘谷县北永宁寨一带)“皆巨材所产”。宋初,陇山森林一片翠绿,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于“陇州西山、湖山、浇水等处,置木务以备边用。”而“熙、河山林久在羌中,养成巨材,最为浩瀚”,以致“可以取即今合用之数”。“洮、岷、叠、宕连青唐玛尔巴山,林木翳荟交道,狭阻不可行。”“洮、岷州山林深险,粮道难继。”  


    北宋西北民族地区的畜牧产品不光种类多,有马、牛、羊、犬、猪、骆驼等,而且质量优、数量多。先以马匹而言,吐蕃诸部频繁的进贡中,以马匹为主要贡品,在宋人眼中,洮、河蕃部“以养马为业”,“西凉与近西小蕃惟恃卖马获利”,吕颐浩云:“今秦州接连熙州及青唐界,乃自古良马产地,宋朝以茶易马于秦州,置提举茶马司,凡中国战马,皆自此路得之。”另外,以北宋市马、招马地点愈来愈集中于西北民族地区,也可看出其畜牧业之发达,产马之丰良。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市马外,河东则府州、岢岚军;陕西则秦、渭、泾、原、仪、环、庆、阶、文州、镇戎军;川陕则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军”,“自赵德明据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泾、原、仪、渭、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保德军。”不久,宋廷据各市马场的收益,又进一步调整,“止环、庆、延、渭、原、秦、阶、文州、镇戎军制场”。招马之处主要是“秦、渭、阶、文之吐蕃、回鹘,麟、府之党项,丰州之藏擦勒族,环州之巴特玛家、保家、密什克族,泾、仪、延、火山、保德、保安军、唐龙镇、制胜关之诸蕃”。熙河开边以后,由于“熙河产马最多”,“青唐之马最良”,宋在新建的熙河路置“买马场六”,将马匹贸易完全转移到宋王朝控制的吐蕃地区,以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宋廷“岁买马二万匹,而青唐十居七八。”其次,牛、羊的数量也非常多。文彦博见秦凤、泾原“禾稼、牛羊满野。”开宝元年(968年)七月,董遵诲率兵击走通远军入寇蕃部,“获羊马数万”。景德三年(1006年)五月,渭州鄂克、延家等族“率三千余帐,万七千余人及牛马数万款塞内附。”而熙河一路数州更是“牛马富盛少比”。元丰四年(1081年)十月,李宪至兰州汝遮谷(在今兰州东35公里处),见“牛羊驼畜充满山谷”。熙宁六年(1073)九月,岷州吐蕃献“牛五百头,羊二千口”。同年十月,王韶收复熙河州,“获牛、羊、马以数万计。”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韶破踏白、诃诺等城,“获牛、羊八万余”。(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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