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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研究] 西汉黄河水患频发与防治制度的变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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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受學 發表於 2011-8-29 11:58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网易历史
三、黄河水患频发与防治制度的关系

  
    以上简要探讨了西汉治河制度的变迁脉络,那么,黄河水患频发与治河制度之间有何关系呢?从当时的事实看,治河制度坚持得好,黄河水患容易得到有效防治,水患频率也低;治河制度得不到重视,制度僵滞,水灾就得不到治理,水灾发生频率也高。成帝以后,由于前面所述三种原因,治河制度得不到坚持,造成当时黄河频繁决溢。其时当时政府是有能力治理黄河的。王延世两次治河成功就是鲜明例证。《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载:“河堤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王延世还运用了比汉武帝时更为先进的技术,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制度的监控下,政府能够掌握黄河的大量信息,对黄河今后是否泛滥做出有效预测。哀帝时期,虽然制度僵滞,但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平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为骑都尉,领河堤”[31]。平当将经书与现实结合,在循行过程中发现了黄河经常泛滥的原因,哀帝初,上奏阐述:“九河今皆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雍塞之文。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32]。可见,平当是因为精通《禹贡》才领河防事务,并依职务要求提出了治河的合理建议。


    治河制度的有效性我们在东汉时期能够得到更好的验证。


    东汉王景治河以后黄河安流五百多年的原因很多,其成功之处至少包括以下三项。


    其一、政府重新注重有治水经验者。东汉时,虽然依经治河的观念仍然存在,但并没有对实际治河起掣肘作用。汉明帝汲取了西汉派精通《禹贡》却没有实际治水经验的儒生治河制度失败的教训,在派遣王景时是经过充分考虑的。王景是因为有治水经验而受到明帝差遣的。王景少学《易》,好天文术数之事,在专管水利土木工程的司空府任职,明帝曾派其与将作谒者王吴共同修作浚仪渠,取得了成功。永平十二年议论治河时,明帝专门召见王景,问其治河道理,对其进行考核。王景应对有方,博得明帝赞赏。明帝还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供其参考。精通《禹贡》此时变得次要。


    其二、王景在工作中没有泥经拘古。他也精通《禹贡》、《山海经》等水利著作,但能够大胆将黄河下游河道拉直,走黄河在《禹贡》中没有走过的水道。


    其三、治河成功后对黄河治理制度的重新设置。明帝“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

[33]。明帝政府认识到制度的益处,重新恢复西汉时的黄河水利衙门,并设河堤谒者。《风俗通义・四渎》:“河堤谒者掌四渎”,有学者即认为河堤谒者“主管河川水利”[34]。河堤谒者在东汉时是常设水利官员。《大唐六典》卷二十三《都水监》条言,东汉置河堤谒者五人。河堤使者、河堤都尉是早在西汉时就已参与河堤治理的政府官员,河堤谒者也曾参与河堤修筑。《水经注》卷八《济水》引《汉官仪》云酸枣县有“旧河堤谒者居之”。《水经注》言有碑云:“惟阳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谒者王诲,疏达河川,y荒庶土,往大河冲塞,侵m金堤,以竹笼石,葺土而为欤坏P无已,功消亿万,请以滨河郡徒,疏山采石,垒以为障。功业既就,徭役用息。未祥诏书,许诲立功府卿,规基经始。诏策加命,迁在W州。乃简朱轩授使司马登,令缵茂前绪,称遂休功。”①


    其四、东汉多次巩固河堤,防患于未然。除上述阳嘉年间治河外,其它还有灵帝建宁中“又增修石门,以遏渠口”,安帝永初七年“令谒者于岑,于石门东积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冲波,谓之八激堤”[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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