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与项羽

  来源: 光明社区

“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司马迁对项羽的基本看法，他在编写《史记》时，以“在权不在位”之名把项羽列于本纪一系；在《项羽本纪》中处处流露出对项羽的赞赏和敬佩之情。项羽还没出道，就说要“学万人敌” (要学习成千上万人才能抵挡的本领（兵法）)；面对扬威巡游的秦始皇，他站在观看的人群中说：“彼可取而代也”（ 他的位子我可以取而代之！）在记述反秦之钜鹿一战时说：“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项羽便领全军渡过漳河；渡河之后，把船只全部沉没，锅甑全部敲破，房屋全部烧掉，仅保留三天的粮食，以向士兵表示，不胜则死，没有退路；士卒乃无一人有退返之心。于是楚军一过漳河，便围住了王离，与秦军战，九战九胜，并阻断了甬道，大破秦军，杀了苏角，虏获了王离；） “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坐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 （大战之时，楚兵勇冠诸侯。诸侯军前来救赵兵到钜鹿者，有十多个营垒，都不敢出战。项羽兵攻击秦军时，各诸侯军都躲在壁垒之上观望。而楚军将士，无不以一当十，勇猛向前，呼喊叱咤，声震天地。诸侯军即使躲在壁上观望，都无不人人恐惧，惊骇万分）。把项羽勇猛神威的英雄气概刻划得淋漓尽致。他评价项羽说：“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然而项羽并没有尺寸之地，却乘势起事于田野之中，三年间，竟能成为五国诸侯的统帅而灭秦！是时威服诸侯，裂土而封王侯；政事由项羽出，自号‘霸王’；位虽未能终久，而近古以来，未尝有如此之人物啊！）当然，他也严肃地指出了项羽的过错和无知，说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因功骄矜，惟信一己之智能，而不师法古人；以为霸业已成，要以武力征管天下，仅五年就致亡国，本人也身死东城，还不觉悟，不检讨，实在是大错特错！却说：‘是天要亡我啊，不是用兵之过。’岂不是大谬吗！”）但总的来看，项羽在司马迁的眼里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而对刘邦的评价，虽然他当时处于刘氏王朝之中，但仍然不很客气，说刘邦是“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对公所中的吏人，无不加以轻侮，且好酒好女色。） 萧何也说他“固多大言，少成事。”（刘季这个人说大话很多，能作成的事很少。）他因公羞到咸阳，看到皇宫的威仪盛势时，竞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啊呀！大丈夫在世应当这样过日子啊！）后来他取得天下登上了皇位，竞大言不愧地对他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早先，大人常指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二哥刘仲殷勤用力。如今我成就的产业，和二哥刘仲相比，看是谁的多？）《高祖本纪》他一心想着的是如何出人头地，如何作威作福。而且，刘邦还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有一次他与项羽交战，项羽把他父亲推出去说要烹了，他竞然说“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G羹。”(你如果一定要烹杀父亲，则请你分给我一杯羹！)《项羽本纪》根本就不把父亲的生死放在眼里。还有一次，他被项羽的军队追赶，十分危急，为了逃命，他竞抛弃自己的一对亲骨肉；他的部下夏侯婴几次救起被他抛弃的儿女时，竞要杀夏侯婴。“至彭城，项羽大破汉军。汉王败，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罢，虏在後，常蹶两河弃之，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馀，卒得脱，而致孝惠、鲁元於丰。” (汉军进军彭城，被项羽打得大败。汉王兵败不妙，乘车马急速逃跑。半路上遇上了孝惠帝和鲁元公主，随将夏侯婴把他们救上车来。马已跑得十分疲乏，敌人又在后面紧追，汉王急得没办法，好几次用脚把两个孩子踢下车去，但夏侯婴每次都下车把孩子抱上来，一边赶着车子，一边放慢车速，让两个孩子抱紧自己，才驾车奔驰。汉王为此非常生气，有十多次想要杀死夏侯婴，但最终还是逃出了险境，把孝惠帝、鲁元公主安然无恙地送到了丰邑。)《樊郦滕灌列传》可以说，虽然刘邦战胜了项羽，登上了皇位，但在司马迁看来，他始终是一个薄情寡义、自私自利的小人。  


    如果站在较高的角度来评价这两个人，则项羽应该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蹩脚的战略家、幼稚的政治家，并且心地善良（对亲人、朋友）但又很残忍（对敌人）。作为一个优秀的战术家，在钜鹿之战中表现得非常透彻，他的动作，他的神勇和威猛，在当时各路诸侯中，无人可比。“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召见各诸侯将，诸侯将进了辕门，都跪倒在地，膝行向前，不敢抬头仰视！）《项羽本纪》作为一个蹩脚的战略家，他的战略决策确实大差。由于他本身是一位英勇无畏的猛将，当时无人敢与他单独对阵；因此，在他看来，武力可以胜敌，可以解决一切，所以他只知道勇猛作战，不懂得长远决胜之道。在取得反秦完全胜利之后，他原本在诸侯中具有绝对的威势；但他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有利因素，驾驭各路诸侯，而是在刘邦集团的操拨之下，东战西挡，顾此失彼，弊于奔命，最后垓下一战，竞全军复没，自刎而亡。作为一个幼稚的政治家，其实他根本就不懂政治。首先，除了秦王朝之外，他不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因而使刘邦在几次险境中得以逃脱。再是他没有果断的政治手腕，在鸿门宴中，原本已作好了充分准备，要在宴席中斩杀刘邦；但他在谎言说动之下，轻易地放走了刘邦，并把自己安排在刘邦营中的奸细也透露给刘邦，至使“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沛公回到军中，立刻斩杀了曹无伤）《项羽本纪》刘邦可没有他那么本份。而且他与刘邦对战时，一般来说是胜多败少，但他在取得胜利之后，不是乘胜追击，置敌人于死地，而是多次放过机会，让刘邦得以逃脱。三是轻信敌人的甜言谎语，经常被政治对手的假象所蒙蔽。战争进行到后来，项羽也认清了他的真正敌人是刘邦；但在和刘邦取得和约之后，竞完全放松了警惕，引兵东归，被刘邦突然反击而遭到彻底失败。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结果呢？首先是项羽出道太早，没有人生经验和政治阅历。他24岁带兵反秦，26岁就成了各路诸侯之首，直到他战败自刎，也不过是31岁！再者他是楚国名将之后，遗传着一种武门将风，即对敌人残忍，对亲人慈善，但他又认不清真正的敌人和真正的朋友。在反秦战争中，经常出现屠城或斩杀战俘的现象，把敌方城池中的老百姓和普通士兵也当作敌人加以杀害，使得他渐失人心。但在和刘邦的作战中很少屠城或杀战俘，而刘邦则在和项羽的最后一战―垓下之战时却屠城父，追杀项羽斩首8万。另外，高贵名门的出身，使他沾染了一股自负之气，听不进旁人的意见，自身决策不精，故连连失误。这几宗不足，特别是年轻气盛，轻敌好战，断送了他的事业和政治前途。  


    对于刘邦而言，他没有项羽那样尽出过失。由于他出身于布衣，没有高高在上之态，能平易近人，善于与人交往，也能听从别人的建言。他出道得晚，出道之前还做过亭长那样的小官，有一定的政治阅历。47岁举兵反秦，与项羽对决时已经50岁了。虽然他不是什么出色的战术家，更谈不上战略家，但他知道别人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不足，因而他善于捏拿自己，把握时度。在力道不足时，他低调做人，善于伪装，蒙蔽对手。他知道人才的重要性，在他没有战败对手之前，他能把一大批人才网罗到自己的身边，而且特别善于把项羽手下的人才到自己一边来，韩信、黥布、彭越等名将都是从项羽手中过来的，为他最终战胜项羽发挥了关健性的作用。然而他绝对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在他需要你的时候，他会高官许愿，厚赏晋爵，招得你为他卖命。他初与项羽对垒被打败时，就放言说谁能与他共图大事，他就与谁共治天下。“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汉军到彭城，又打了个败仗。回到下邑，汉王下马休息，蹲在马鞍上问道：“我想捐弃函谷关以东所有的土地给天下壮士，谁能与我共图大事？”）《留侯世家》垓下一战，开初打得并不顺利，他被楚军大败，退守城中，深堑自守；而韩信、彭越等不从约。他就听从张良的建议，厚封重赏土地，吸引得韩信、彭越等各路诸侯相帮，才彻底战胜项羽。“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Y城与彭相国。’”（　于是汉王派使者告诉韩信和彭越说：“你们发兵来合力攻楚。楚破之后，自陈地以东，到海边为止，都给齐王韩信；睢阳以北，到谷城为止，都给相国彭越”。）《项羽本纪》不要你的时候，他就处处设防，恐你有变；对于那些能动摇他统治基业的人，不管你有没有反叛行为，或有没有反叛之心，他都要加以斩杀，以绝后患。凭心而论，韩信、彭越、黥布等人胸中并无大志，只要能够封个官侯也就满足了；而当时人们也普遍主张象周初那样，设立诸侯国，他们三人顶多希望当一个诸侯王罢了；不是刘邦处处相逼，他们绝不会走向谋反之路。项羽一破，刘邦就夺去韩信的兵权，把他从齐王列为楚王。（当时齐王的位置比楚王更重要，权力更大）“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项羽被打败之后，刘邦乘韩信毫无准备，夺去了他的军权。汉五年正月，改封齐王韩信为楚王，都城在下邳）《淮阴侯列传》后来又借信韩信谋反，把他降为淮阴侯，且留置于京中，不得到任上去，终于把他逼反；然而，韩信最终都只是心里想反，没有实际上的谋反行为，但还是被刘邦的老婆吕后杀了。黥布因恐于韩信的被杀而谋反，彭越更是因一点过失而被杀，此三人都不是因为有罪而该杀，而是因为不能留而该杀。“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 吕后向皇上刘邦陈述说：“彭王越是豪壮的勇士，如今把他流放到蜀地，这是给自己留下祸患，不如杀掉他。”） 而此三人的被杀，把那些心怀二心的人都逼上了反路，也当然地被刘邦一个个加以杀灭。不仅如此，就是他的亲信，他也不放心。萧何是和他在沛上一同起事的人，并诚心诚意地帮助他成就帝业；但因萧何为人宽厚仁慈，久居关中，深得人心；刘邦为此深为顾忌，“畏君倾动关中”（怕您利用自己的威望动摇关中），“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黥布谋反，高祖统军讨伐，在军中多次派遣使者来问相国在做些什么。）《史记・萧相国世家》 萧何在一手下人的劝说下，不得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多买些田地，并低价赊购、借贷来玷污自己）《史记・萧相国世家》，自废名誉，引得高祖对自己的惩罚，以求身安。而项羽，虽不能相用，但不会因疑杀人，更不会随便杀有功之人。  


    刘邦最终战胜项羽，登上了皇位。就一般历史事件来说，并没有它的特殊之处，胜则为王、败则为寇，这是历史变化的一般规律。然而，站在历史的高处来看，刘邦和项羽却代表着中国历史发展的两个方向。当时天下人苦秦，并都参加了激烈的反秦战争，分封建国是当时一般人的普遍想法。刘邦手下第一名臣张良也主张封侯，曾一度离开刘邦回到韩王那里，只因项羽把韩王杀了，才回来继续帮助刘邦。就是刘邦本人，在他还没有占领天下的时候，也赞成韩信因功封王的说法。而项羽是这一思潮的总代表，在推翻暴秦之后，就大封各路诸侯，并自封为西楚霸王，统领各诸侯国，实行周初那样的政体。而刘邦却全面继承了秦始皇的衣钵，在取得天下之后，即刻登上了皇位，建立了刘氏极权王朝，因功封王也变成了非刘不王。  


    有人会说，项羽分封诸侯是裂土封疆，是把国家引向分裂。果真是如此吗？我们来对此作点探讨。  


    我国从公元前822年开始，就有了史官，负责记录国家的各项大事，形成文字档案，这些文字档案历代由史学家率心整理，形成记载历史的史书，成为后来研究历史的基本证据。公元前822年之前，虽然没有由文字档案所形成的史书，但《尚书》、《史记》这两部书补充了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此书中都有反映，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主要资料。  


    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知：大禹以前，国君由公推禅让产生。如尧帝年老时，就召集四方诸侯，征求谁能代替他登上帝位，说“明明扬侧陋。”（不管是高位权贵，还是民间下人，只要他确实贤能高尚，就让他登帝位吧！《尚书・尧典》）而不是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自禹的儿子启开始，虽然国君转向世袭制，但国君和诸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从属和归附关系，诸侯是受封制，而不是委任制；某地一旦受封，则属诸侯领地，由其子孙世袭；诸侯内部的事，一般由诸侯自已管理，不必告知国王。国王和诸侯之间互相依存，共商国事，重大的事情都是在和诸侯协商后实施的。“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达四德。”（舜到文祖庙，和四方诸侯之长共商国事，开明堂四门宣布教化，明察四方政务，倾听四方意见。《尚书・尧典》）周武王曾问政于箕子，提到遇有疑难之事时，箕子回答说：“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谓大同。”（假如你遇有重大疑难问题时，首先，你自已要认真考虑周全，然后和卿士商量，再和庶民商量，最后问及卜筮。你自已同意，龟卜同意，筮同意，卿士同意，庶民同意，这就是大同。《尚书・洪范》）如果国王荒淫昏庸，暴虐无道，则国中其他人可以处置国王，诸侯也不来参拜。“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太甲帝临政三年，昏乱暴虐，违背汤王法度，败坏德业，因此，伊尹就把他禁闭在汤的墓地桐宫。此后，伊尹代行政务，主持国事，朝会诸侯。…太甲在桐宫住了三年，悔过自责，重新向善，于是伊尹又把他迎回，朝政也交还给他。）“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自中丁帝以来，废除嫡长继位制，可以拥立诸弟兄及诸弟兄的儿子继位，使其中有些人为了取得王位而互相争斗，造成了连续九代的混乱，于是诸侯也没有来朝见了。）《史记・夏本纪》商以前，国家更是一个部落联盟的性质，各诸侯国的国君不一定是夏王朝或商王朝国王的家族，大部分应该是各地的部落首领。现在流传下来的历史小说《封神演义》也有800诸侯助武王攻伐纣王之说。到了周朝，才开始分封建国（这是封建一词的真正起源），各主要诸侯国的国君都是周王的家族，或立有大功的大臣，如当时的开国功臣姜尚就被封为齐国的诸侯。诸侯分五序（公、侯、伯、子、男五个层次），赏受着不同的侍遇。但这时，国家大事仍然由国王和各诸侯共同管理，只是到了春秋以后，特别是战国时期，王室衰落，诸侯国才不受王室管制。由此可知，先秦时期的政体基本上是一种共和政体，特别是商以前，还是一种民主共和政体。而尧、舜时期更是儒家所推崇的大同世界。从尧、舜、到夏、商，周，我国基本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统一的时间也很长，前后近2000年（夏400年，商600年，周朝从开国到周平王迁都以前也有200多年，春秋时期，人们同样尊周室为天子，就是战国初期，人们还分天子和诸侯王，只是后来秦庄襄王把周王室灭了，才使天下无主），其中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最长最稳定的一个朝代。在这种共和政体中，人们只要尊循一定的道德要求，思想行为并没有大多的禁固和阻力，可以健康自由地向各方面发展，加上当时儒家思想的普遍盛行；因而在先秦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就出现了超前的发展，进入到一个高度文明的发展时期，在文化方面更是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也就成了我国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反观秦始皇以后的极权政体，表面上看，好似统一强大，而实质上，禁固人们的思想行为，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反抗；而权利的争斗，更是使社会经常陷入混乱之中，陷入不断改朝换代的怪圈当中，因而在后来的极权社会里，一个朝代时间最长的也不过是三、四百年，少的几十年，或十多年，秦始皇以极权建国，抛弃一切道德和仁爱思想，其政权仅存续15年。因此，说项羽裂土封疆，把国家引向分裂，是根本说不通的。  


    历史没有假设。如果在楚汉争斗中，项羽战胜了刘邦，建立象周初期那样的共和政体，使社会呈现出一种自由的、健康向上的、人智得以高度发挥的气氛，并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魄力，实现经济社会的超前发展，实现思想文化的高度繁荣，则会大大加速我国社会文明的进程。而刘邦战胜项羽的结果，是传承着秦始皇的极权政体，并延续了2000多年，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所带来的灾难和伤痛则罄竹难书。因此，秦始皇创立极权政体，刘邦继承延续极权政体，他们两人应该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台上；而项羽的悲剧，则是当时社会的悲剧，更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asdgxw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