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黄州诗话之二：东坡居士

  作者: 莫砺锋

　　东坡来到黄州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坡虽然不是出身于累代簪缨之家，但是家境尚属小康，自幼没有体验过衣食之忧。入仕以后靠俸禄为生，也很少碰到捉襟见肘的窘境。然而现在不同了，他虽然还顶着“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的官职，但对于顶着这种虚衔的贬谪者，官府只发给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来折算成薪水，他已经没有正常的俸禄可领了。东坡向来不重理财，入仕以来的俸禄随手用尽，手头没有多少积蓄。如今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举目无亲的黄州，地无一垅，屋无一间，如何维持生计，成为东坡心头的沉重负担。从来不留意钱财的东坡不得不亲自算起账来：黄州的物价很低，鱼米薪炭等生活必需品都很便宜，很适合于穷人居住。但是囊中仅有少许钱财，满打满算，也只够全家人吃用年把时间。一年以后怎么办呢？天才过人的东坡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先从节俭做起。他与王闰之盘算、商议了一番，决定全家每天的生活费不能超过一百五十钱。于是每月初一，东坡便取出四千五百钱来，平分成三十串，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用叉子挑一串钱下来作为当天的费用，然后就把叉子收藏起来。东坡又准备了一个竹筒，每天用剩下来的钱就扔进竹筒里积蓄起来，留着准备招待客人。一家人精打细算，过起了粗茶淡饭的俭朴生活。
　　俗话说“坐吃山空”，无论如何节俭，东坡有限的积蓄也支撑不了多久。一年以后，东坡便囊中羞涩了。东坡原是一个“我生无田食破砚”的人，读书应举、做官食禄是他唯一的谋生手段。如今身为朝廷罪人，食禄的道路已经断绝，除了像陶渊明一样躬耕农亩外，别无他策。可是躬耕首先得有田地啊，他能到哪里去找一块地呢？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故人马正卿到黄州来看望东坡。马正卿一看到东坡家徒四壁的窘境，便自告奋勇地代东坡去向黄州州府申请拨一块荒地让东坡开垦。知州徐大受本来就同情东坡的处境，如今有人出头前来申请，就批了一块废弃的营地给他。那块营地位于黄州城东门外的小山坡上，面积约有五十亩，因废弃已久，荆棘丛生，瓦砾遍地，实在不适合耕种。然而饥不择食，饥饿的威胁已迫在眉睫的东坡便动手来开垦这块不毛之地，希望它能让全家人足以糊口。
　　元丰四年（1081）春天，东坡带领全家老少开始垦荒，热心肠的马正卿也加入其中。他们先捡去混杂在草丛和泥土中的大小瓦砾，然后芟除荆棘和野草，一连忙碌了几个月。东坡与家人从前没有干过农活，初尝躬耕的滋味竟然就是开荒，天气又干燥、炎热，大家都累得筋疲力尽。幸亏几个家僮稍为强壮一些，当地的土著潘丙、郭遘和古耕道也闻讯赶来帮忙，总算把荒地平整得像块农田的样子。一天，家僮放火焚烧枯草，忽然发现了一口掩埋在草丛里的暗井。东坡听了大为兴奋，有了水源，种庄稼就不愁灌溉了，至少在地里劳作的家人们就有水可喝了！他兴冲冲地跑去察看暗井，发现井水的源头是顺着山岭流淌下来的，原来山岭背面有一口十亩见方的水塘。连月干旱，水塘一直处于半干涸状态，昨夜一场大雨，塘水涨溢，就顺着山坡流淌到暗井来了。荒地开垦出来了，种上什么庄稼呢？东坡绕着荒地走了几圈，从未躬行过稼穑之事的他认真地思考着，马正卿、潘丙等人也跟在后面七嘴八舌地出主意。这块地虽然不大，地势却相当复杂，高低起伏，或干燥或潮湿。那片低湿的洼地显然适宜种水稻，东边的高地很干燥，可以栽上枣树和栗树。东坡向来爱竹，甚至认为“无竹令人俗”，他很想再种上一些竹子来美化环境，但又担心竹鞭在地下到处乱窜，纵横滋蔓，那就会妨碍庄稼。眼下的燃眉之急毕竟是收获粮食给全家人填饱肚子，种植竹子的念头只好作罢。当然，既然这片山坡将成为自己的衣食之源，那就干脆把家也安在这里，所以得事先留出一小块空地来盖房屋。商议已定，时令已是深秋，水稻是来不及种植了，只好先种一茬麦子再说。于是东坡在地里播下麦种，不到一个月，青青的麦苗就破土而出，很快就覆盖了难看的黄土。毕竟是抛荒多年的荒地，它的地力竟养得这么好！东坡正在兴奋，一位旁观的老农却告诉他，你要想多打麦子的话，就切勿让麦苗长得太过茂盛，最好放些牛羊到麦地里来践踏一番，才有望丰收。东坡听到这番闻所未闻的道理，连声向老农道谢，表示丰收后一定不会忘记他的一番好意。
　　东坡开垦的荒地一向人迹罕至，连个地名也没有。现在东坡把这块荒地开垦出来了，就想为它起个地名。他想既然它位于黄州城东的山坡上，就不妨叫做“东坡”。他又想到唐人白居易谪居忠州时，非常喜爱忠州城外的“东坡”，还曾作诗咏之：“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自己一向仰慕白居易那种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既然如今也在黄州的东坡上开荒安家，何不就此自号“东坡”呢？于是东坡为自己起了一个很快就会名扬天下的别号――“东坡居士”，并写了《东坡八首》以记录他开荒的经历。其中的一、四两首如下：
　　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然释耒叹，我何时高？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新舂便入甑，玉粒照筐_。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前一首实写开荒的辛劳，后一首虚写来年种稻的过程，无论是实是虚，都生动地展现了东坡开荒种地的情景及心态。后一首中有两条自注：“蜀人以细雨为‘雨毛’。稻初生时，农夫相语：‘稻针出矣！’”“蜀中稻熟时，蚱蜢群飞田间，如小蝗状而不害稻。”东坡的家乡眉山地处成都盆地，盛产水稻，东坡自幼就对田间地头的情景和农夫野老的言谈都很熟悉，此时他盘算着要在地里种稻，幼时关于水稻的所见所闻便浮现心头。东坡不像王维、孟浩然那样把田园生活写得悠闲自在、充满诗意，他最关心的是何时才能堆满他的粮囤，何时才能让箩筐里装上玉屑般的白米。东坡把田间劳作的辛苦、庄稼丰收的喜悦刻画得栩栩如生，这才是真实的田园生活。试看后一首对水稻在抽秧、拔节、分蘖、结穗各个阶段的情态的描写，若非老于农亩者，焉能如此细腻入微！虽然东坡要等到十一年以后才开始写“和陶诗”，但《东坡八首》其实是比“和陶诗”更像陶诗的作品，堪称古代田园诗中的杰作。《东坡八首》不是一个士大夫在酒足饭饱之余站在田埂上旁观农民劳作，然后加以赞叹或怜悯的诗作，而是他亲自挽起双袖、手持耒耜从事稼穑时的真实感受。它们既不像王维描摹乡村风光的《渭川田家》，也不像白居易揭露农民疾苦的《观刈麦》，它们在精神和形式上都酷肖陶渊明自述其陇亩生涯的那些作品，这是贬谪生涯给东坡的诗歌创作带来的一股清风。
　　当然，正像东坡的老师欧阳修所说的，“诗穷而后工”，东坡诗歌的进步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那就是亲身感受生活的艰辛。东坡种植的第一季麦子获得了丰收，次年种的水稻却因先旱后涝而欠收，所获仅够全家糊口而已。所以东坡仍需勒紧腰带，节制口腹之欲，他写了一张座右铭以自警：“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为了养成节俭的习惯，素喜美食的东坡不但限制自己在家里的饮食，而且告诫友人请他用餐时也不可铺张，否则的话，就拒绝前去做客！他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了三条理由，前两条当然也不是毫无道理，但最关键的显然还是第三条，因为他囊中羞涩，必须厉行节俭。幸好东坡在黄州结交的朋友中并无王诜那样的豪富之人，他们能拿出来招待东坡的无非是家常便饭而已。有一天东坡在监仓刘唐年家里吃到一种油煎的米粉饼，又香又酥，东坡啧啧称赞，就问刘唐年：“为甚酥？”意思是“这是什么酥”。没想到这是刘家自制的粗点心，刘唐年自己也说不出它叫什么名字。东坡又问：“为甚酥？”在座的客人大笑，说那就叫它“为甚酥”吧。又有一天，东坡到潘大临家里品尝潘家自酿的酒，酒味很酸，东坡笑着说：“不要是做醋时错着了水吧！”于是提议把潘家的酒命名为“错着水”。其后东坡还曾写诗向刘唐年乞讨煎饼，说：“已倾潘子‘错着水’，更觅君家‘为甚酥’！”
　　

　　友人招待东坡尚且如此简朴，东坡在家里的自奉当然只有粗茶淡饭了。幸而东坡一向对烹调颇为留意，他一到黄州，稍微观察其地形后，就心知此地的物产一定很丰富，绕着州城蜿蜒流过的长江肯定盛产鲜鱼，漫山遍野的竹林里似乎飘出笋香。稍后东坡又得知这一带盛产柑橘，芋头能长到一尺长，猪羊肉都很便宜，鱼虾简直不需要讨价还价。于是东坡就用那些便宜的原料做起美食来，他发明了一种用鲜鱼和白菜心做的鱼羹，还发明了后来名闻天下的“东坡肉”，他亲自撰写了《猪肉颂》把他的发明公之于众：“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时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即使鱼肉全无，东坡也能用蔬菜做出一道“有自然之甘”的“东坡羹”来，其具体的制作方法保存在东坡写的《东坡羹颂》里，虽然东坡把此羹吹嘘得神乎其神，但仔细考察他所用的原料，不过是白菜、萝卜、蔓菁、荠菜或菜瓜、茄子，其方法也不过是用生油涂抹锅边及碗底，再把揉洗掉汁水的蔬菜放进沸汤熬煮，上面则用瓷碗倒扣盖住，再把饭甑架在上方一起蒸熟，想来也不过是聊胜于无的普通菜羹罢了。难怪“东坡肉”传遍宇内，“东坡羹”却无人问津。其实“东坡肉”也好，“东坡羹”也好，都是东坡在黄州穷极无聊之际的苟且之计，否则的话，为何他在杭、湖那样的鱼米之乡做官时反倒什么菜肴也没有发明！
　　东坡在黄州的生活还有一重困难，就是住房紧张。他刚到黄州时与苏迈两人寄居在定惠院里，总算有个栖身之所。一旦全家到达黄州，东坡立即陷入了“居大不易”的窘境。此时东坡的乳母任采莲已经七十多岁，三个儿子中，苏迈已经娶妻，苏迨、苏过却只有十来岁，再加上家僮侍女，一家老少二十多口，总不能都寄居在寺庙里吧？幸亏老友朱寿昌正在与黄州地相邻的鄂州任知州，他出面与黄州的地方官斡旋，让东坡一家临时借住在临皋亭里。临皋亭本是专供三司衙门的长官巡视时居住的官邸，如今东坡以罪人之身得以借住，已是分外之福了。可是临皋亭虽然门对大江，环境幽美，但是房屋并不大，东坡一家住在里面拥挤不堪。元丰三年（1080）夏天，陈季常想来看望东坡，东坡获讯后既为故人来访感到高兴，又为如何招待客人大伤脑筋。因为他只能让客人住在那间酷热难当的西晒房里，否则就只好借宿在停泊在门口的一条船上了。所以还在开荒尚未结束的时候，东坡便决计在那里盖几间房子。第二年正月，东坡便趁着农闲动手盖房。新居的地址与东坡开垦的那块“东坡”相邻，原是废弃已久的养鹿场，地势高敞，视野宽旷，东坡对此非常满意。他到处张罗建筑材料，连用来葺房顶的茅草都是亲率家人到野外去割来的。马正卿和黄州的一帮土著朋友也纷纷前来帮忙，大家呼着号子一齐举杵，工地上热闹非凡。众人拾柴火焰高，忙乱了一个多月，五间住房终于在春雪纷飞之时落成了。东坡非常高兴，把正中的堂屋命名为“雪堂”，在四周的墙壁画上雪景，并亲自书写了“东坡雪堂”的匾额挂在门上。雪堂毗邻东坡家的耕地，看守庄稼非常方便。更令东坡满意的是，雪堂地势高敞，坐在堂内纵目眺望，北山横斜、溪流潺潺的美景尽收眼底。东坡怡然自得地环视四周，觉得这与陶渊明诗中盛赞的“斜川”不分上下，他更加认定自己就是陶渊明的后身了！于是他把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进行了一番改写，翻新成《哨遍》一词，让家僮在田间歌唱。东坡自己也一边犁田，一边敲着牛角高唱道：“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
　　到了元丰五年（1082）十月，东坡的同年好友蔡承禧接任淮南转运副使，而黄州正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蔡承禧巡视黄州，特地到临皋亭看望东坡，他看到故人居处狭隘，便捐资帮东坡添盖新屋。次年五月，三间新屋在临皋亭附近的高坡上建成，东坡给它们取名“南堂”。从此，东坡一家的居住条件才得以改善。当然，东坡好客，又为天下的士人所归心，常常有人不远千里前来寻访，有些客人在他家一住数月乃至期年，所以他的住处仍然不够宽敞。不过他总算有了自己的书斋，也能邀请朋友们在雪堂里聚饮谈笑了。
　　东坡刚到黄州时，心情一度非常苦闷，他甚至写信给友人说：“黄州真在井底！”但渐渐地他开始随遇而安了，他结交了越来越多的平民朋友，他拥有了足以为全家遮蔽风雨的住所，他逐渐适应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陇亩生涯。他一步步地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发现原来在官场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光阴一年又一年悄然流逝，重返政坛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东坡必须规划在黄州的久留之计了。于是他开始求田问舍，想购买一块肥沃一点的土地，好为全家人提供丰足的衣食之源。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东坡在几个朋友的陪同下到沙湖去相田。沙湖距离黄州城三十里，那儿土地肥沃，尤其适合种稻，据说下一斗稻种就能收获十斛谷子，东坡听了便欣然前往。春季的天气，阴晴不定，东坡出门时让家僮带了雨具，但上路后风和日丽，毫无雨意，家僮就先行一步，东坡与友人落在后面。不料忽然天色转阴，风雨骤至。大家都被淋得狼狈不堪，只有东坡从容不迫地一边吟啸，一边徐步前行。但见他手持竹杖，脚登芒鞋，步履轻快，毫无惧色。到了下午众人踏上归途时，雨散云收，斜阳复出。他们回望来时风雨萧瑟的地方，那儿早已安谧如常了。东坡的沙湖之行没有买成田，但是催生了一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如果说风雨是坎坷人生的象征，晴朗是通达人生的象征，那么“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意味着平平淡淡的人生，也意味着平和、淡泊、安详、从容的君子人格。经历过玉堂金马的荣耀和锒铛入狱的耻辱，又在黄州的躬耕生涯中备尝生活艰辛的东坡居士已经炼就一副宠辱不惊、履险如夷的人生态度，不期而至的雨丝风片又能奈他何？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苏轼《东坡八首•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