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狗

百度

搜狗

360

搜狗

谷歌

搜狗
查看: 2070|回復: 0

[論史] 春秋战国城市发展蠡测(2)

[複製鏈接]
偷月 發表於 2010-8-26 15:5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中国论文网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虽已成为工商业中心,但其模式和程度并不完全相同。依其主要经济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⒈与商业城市

  一说到商业城市,人们便以为,在那些列国都城所在的中心,居住着庞大的统治阶级寄生群,由于他们奢侈性消费生活的需要,使城市出现了畸形的商业繁荣。这样看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还有些城市政治中心的作用并不突出,只因为处在四通八达的交通线上,也就发展成为相当繁荣的商业都会。最有说服力的材料莫过于“陶、卫”兴盛的事实。陶在西周春秋时是曹国的都城,但曹国一向渺无声誉,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由于鸿沟运河系统的开凿,陶便处在“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④⑨],它南通吴越,北适燕赵,东接齐鲁,西连韩魏,成为列国瞩目的水陆交通枢纽。齐鲁的丝麻,郑魏的五谷都在这里集散。范蠡居陶,“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⑤⑩],富甲天下。陶的兴盛既由经济因素所致,政治变迁对它的影响相应就小得多。春秋末年,曹为宋国所灭,战国时又被齐秦争来夺去,却并未削弱其经济中心的地位,仍是饮誉遐迩的经济都会。卫国这时也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卫都濮阳通过济水可与定陶联络,又是齐秦东西干道的必经之地,还是大梁与邯郸之间的交通中间站。如此有利的交通条件,使濮阳商业的发展与陶也不相上下,故时人有“富比陶、卫”[⑤①]之称。由于鸿沟运河系统水道纵横,新兴的经济都会尚有获水睢水之间的睢阳,获水泗水之间的彭城,以及与睢阳、彭城同在此一大水道网附近的陈与寿春。此外,“西贾上党,此贾赵中山”的温轵,“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的洛阳,“北却戎翟,东通三晋”的栎阳[⑤②],这种陆路交通线上的商业城市亦为数不少。拿栎阳来说,它作为秦国都城的时间只有三四十年,自不是什么重要的政治中心,却“亦多大贾”,有着繁荣的商业活动。“从调查所获的各类现象和实物标本来看,这个城市似乎是先起造各类建筑,以后才围做城郭的”[⑤③]。这些情况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商业城市都是在政治中心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也有一些城市由于交通便利,工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而逐渐发展演变为经济都会的。

  ⒉大手城市

  当时的大手工业主要集中在采矿、冶铸、煮盐、造币等生产部门。无论是官营或私营手工作坊,规模一般都比较大,手工工人动辄上千人,其中相当数量的是有一定依附关系的“自由”劳动者。在私营手工作坊,“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⑤④]。这些“依倚大家”的手工工人主要应是雇工,奴隶劳动的数量不会太大。据统计,十一世纪英国西部一些铁矿业中心城市如格洛斯特有3065人,赫里福德有1200人,德罗威奇有1000人[⑤⑤]。象这样的工业中心城市在春秋战国时期决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如赵都邯郸故城内,曾发现冶铁、制陶、石器、骨器等手工作坊遗址多处,其中三处比较大的炼铁作坊应是官营的,而那些有少量铁渣的地方,则应是私营冶铁作坊所在[⑤⑥]。郭纵就是当时邯郸经营冶铁业的大手工业者。传世币中有“甘单”(邯郸)字样的尖足布,说明邯郸不仅是一个冶铁中心,还是一个重要的铸币城市。猗顿经营池盐的猗氏这个地方,可视为一个盐业城市。巴邑有寡妇清家族世代经营丹砂矿,应是一个矿业中心城市。楚国的宛更是一个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宛钜铁P,惨如蜂虿”[⑤⑦],其兵器之锋利使强秦深感不安。后有大私商孔氏在此冶铁为业,“家致富数千金”。而“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谷阳膊、宛冯、龙渊、大河;皆陆断牛马,水击鹄雁,当敌即斩”[⑤⑧]。棠溪属韩,以它为中心铸造兵器的城市就有五六个,从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冶铁工业带。黄国故城仅2.1年平方公里,却有十二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范围大的占九处,以生产礼器、兵器为主,当属官营手工作坊;范围较小的以生产日常生活用品为主,应属民营作坊[⑤⑨]。所以它也算得上一个大手工业城市。此外,当有数十个铸币城市亦属此类。

  ⒊中小工商城市

  这类城市以郡县所在地为多。它们远离内河通商大道,也没有大型的矿冶手工业,于是与大量的贸易往来无缘,经济的色彩较为浓厚,属于当时城市发展中步伐比较缓慢的一类。如扶沟古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现存墙基宽20米,高2―8米不等。城内总面积40万平方米,建筑有序,街道规整。城墙外仍保留着城濠遗址,宽20―40米,低于地平面2―10米,濠内至今绿水清澈,环城而流。在这城墙和城濠的后面,也有各种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从城内清理出的一座东汉时期的冶铁炉看来,估计冶铁、冶铜及其他自产自销的民间手工业在东周时期就一直比较兴盛。加之城内出土有大量的战国货币,可知此地亦有较为兴盛的商品交换活动[⑥⑩]。这种城市就是比较典型的中小工商城市了,并且在当时整个城市数量上居压倒优势。

  ⒋文化城市

  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被打破,民间私学迅速兴盛起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也就骤然增多。这些用文化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便成为城市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孔门高足子贡除为官从政外,还“与时转货赀”,“亿(臆)则屡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孔子在曲阜办私学,有教无类,规模甚大,有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邹之孟子游学论道,“后车数十乘,从者(弟子)数百人”[⑥①],其盛况空前。韩宣子曾出使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叹曰:“周礼尽在鲁矣”[⑥②]!可见鲁国文化之盛。象邹鲁这种城市可谓典型的文化城市:“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只是到了战国后期,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风气才渐有改变,“多去文学而趋利者”[⑥③],淡化了邹鲁文化城市的特色。当然,这类城市在当时还不多见。尽管列国都城已成文化中心,但由于其他经济特征更突出,故不以文化城市名之。如齐之稷下先生有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⑥④],文化气氛相当浓厚,但临主要还是一个“甚富而实”[⑥⑤]的商业城市。又如吕不韦入秦执政,“亦招致士,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⑥⑥]咸阳城有不少文化人士风流云会,著书立说,盛极一时。但其商业都会的特点却相当明显:“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玩巧而事末也”[⑥⑦]。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分离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这种分工在春秋战国时确是前所未有地扩大了。

  以上各类城市的个性经济特征是鲜明的,但作为工商业中心这一本质特征却是共同的。只不过我们还不能把当时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准估计过高。一方面,这种发展在春秋初期才刚刚起步,从春秋中晚期直到战国始得有较大突破而趋于繁荣。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还有它极不成熟的地方。其主要表现是:(1)依附性。当时的城市基本上是各级政府机关的所在地,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受统治者权力的支配,甚至决定着城市发展的方向。如尹铎被委任治晋阳时,他向赵简子请示究竟视晋阳“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⑥⑧]为前者,城市可发展为经济都会;为后者,则发展成军事基地。统治者既可“通商惠工”,也可强本抑末。这说明这时城市还不能不受统治阶级利益的制约,在政治上表现出极大的依附性。(2)消费性。当时较大的经济都会多为列国的政治中心,居住着庞大的统治阶级寄生人口,致使各种工商业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纳入其奢侈性消费轨道。大量纯消费人口涌入城市,是不利于城市发展为生产型的经济都会的。如“孟尝君相齐,封万户于薛”,这时薛的人口还不多。后来,“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不仅增加了城市的寄生人口,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教化,“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⑥⑨]。(3)原始性。当时大多数中小工商城市商品经济不太发达,工商业与农业尚未完全分离开来。就是一些大的经济都会,居民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到处弥漫着古代城市乡村化的情调。考古发现表明,临故城内还有大片空地存在,当为园囿农田之域。洛阳“绝大部分仍然是空旷荒凉之地,其居民大半为农业人口”[⑦⑩],经济上的原始性相当突出。这些情况表明,如果我们把当时的城市发展水平估计过高,乃至认为具备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那就与实际不大相合了。

  三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城市经济中心的形成,原来城乡无差别统一的生产范围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依靠交换而联系的生产范围――城市和乡村。“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⑦①]那么,这时出现城乡分离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⒈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⑦②]从春秋时期开始,黄河流域由使用木石工具的锄耕农业发展为使用铁木工具的犁耕农业,土地私有制也逐渐代替作为公社份地的井田制,村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这就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据学者研究,战国中晚期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成品粮2027市斤,接近西汉2151市斤的水平;每人占有成品粮563斤,接近西汉593市斤和宋代605市斤的水平[⑦③],可见农业劳动生产率确有大幅度的提高。这样,粮食生产除能维持村社农民本身的生存外,还能养活大量的统治阶级寄生人口以及依靠商品粮为生的工商业者。没有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保证城市商品粮的供应,城市人口的大量集中便失去了物质保障。一个宜阳城“材士十万,粟支数年”[⑦④],可见城市储粮之多。田单等人坚守莒和即墨两城,“距燕军,数年不下”[⑦⑤],城内若无足够的粮食储备也是不可想象的。总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使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为工商业城市的形成创造了根本的经济前提。

  ⒉政治分立局面的形成

  从春秋开始,周天子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形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各大诸侯国再也不受周天子的控制和约束,为争夺财富和领土展开了激烈的争霸和兼并战争。战争之连绵不绝,使筑城成了立国的根本。“凡欲安君治民,兴霸称王,从近制远,必先立城郭设守备”[⑦⑥]。统治者要真正使城市坚不可摧,还必须“通商惠工”,大力发展工商业,以增强城市的经济实力。又由于各国会盟和战争的需要,无不重视交通道路的整治。如鲁襄公时,郑国子产至晋国,就曾责备晋国不能续文公之业,“以时平易道路”[⑦⑦]。“吴城邗,沟通江淮”[⑦⑧],更是运河开凿的巨大成就。西周的主要交通线仅限于宗周与成周之间,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⑦⑨]。到春秋战国时,则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如“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⑧⑩]。列国注重对交通的开发,便利了商旅往来,适应了城市相互之间和城市与外界之间商业往来的需要,加速了城市向经济中心迈进的步伐。

  ⒊技术的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逐步深入,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单从矿冶方面来说,不仅采矿知识有了增进,冶炼技术也有了划时代的突破。《管子・地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反映了人们在探矿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大量的找矿实践中,人们发现了矿苗与矿物的共生关系,即“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矿者,其下有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⑧①]所谓“山之见荣”就是矿苗的露头。铁矿表面高价氧化物呈赭色,铅与银共生,这是为矿床学所证实了的。尤其是在冶铁技术方面,这时已取得三项重大进展:一是生铁冶铸技术的出现,使生铁可以作为原料直接铸造器具以用于各个生产领域,二是锻钢技术的出现,给社会生产提供了锐利坚韧的铁制原料;三是铸铁柔化技术的出现,增加了铁制品的强度和韧性[⑧②]。这就极大地推动了冶铁手工业的进步,使不少工矿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如战国时阳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西北部的“少室之山”,人们发现“其下多铁”[⑧③],确为建国后的地质勘探所证实。有此丰富的铁矿资源,阳城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城市。

  ⒋城市本身的向心力作用

  城市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自身就会产生一种推与拉的力量,导致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去从事工商业活动。由于城市商品经济对乡村自然经济的冲击,便产生一种推的力量,使部分债台高筑的破产农民涌入城市,去谋求生存之路。齐国刁闲使用“贱奴虏”以“逐渔盐商贾之利”,其中或有这种破产农民得以“自饶而尽其力”[⑧④]。同时,城市的富有生活和从业门路的广泛,也产生一种拉的力量,诱使一些乡村青年男女去城里寻求富裕的生活道路。如吕不韦就曾对他的父亲说:“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遗后世。愿往事之。”[⑧⑤]看来,吕不韦早年或许是一个务农的青年,他从“力耕疾作”到“往来贩贱卖贵”,再到“建国立君”,不仅摆脱了农耕不得“暖衣余食”的困境,而且使他由一介布衣而位至卿相。还有一些不安于贫穷的农村女子也有流入城市的,甚至不以出卖色相为耻。如有名的“赵女郑姬,设形容,a鸣琴,揄长袂,蹑利屣,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⑧⑥]城里还招来了任侠奸人,也集中了高谈阔论的学者名流。社会阶级构成愈益复杂起来。可见城市商品经济产生的这种推与拉的力量,反过来又促进了城市本身的进一步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经济起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只把它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的附产物来看待,就不免失之偏颇了。

  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城市和乡村一经分离,就显现出尖锐的对立形式。这种城乡利益的对立具体表现为城市中的各级统治者在政治上控制乡村,在经济上剥削乡村,并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体力发展的基础。”[⑧⑦]从这个意义上说,城乡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便成了需要消灭的社会差别之一。但我们如果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历程看,城乡分离运动的进步作用还是不能完全抹杀的。有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赘疣,我以为这是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原意。马克思说:“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成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⑧⑧]十分清楚,只有城市与乡村不曾分离而处于“无差别的统一”状态,才能看作社会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三代的城市或可作如是观,但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市却是需要我们正确估价的。是时,城市已发展为多功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城市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活跃,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推动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了城乡经济双向交流的力度,进一步改善和丰富了城乡人民的经济生活。尽管当时城市经济的发展还不可能改变全国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格局,但它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毕竟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我们再也不能把这时的城市视为社会经济经结构的赘疣了。 ( 杜 勇)

注释:
[①]《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②]《荀子・儒效》。
[③][①②]参见许倬云《周代都市的和商业的发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八本第二分。
[④]焦循《群经宫室图》卷一。
[⑤]吴承洛著、程理浚修定《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54页。
[⑥][⑦⑩]《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42页。
[⑦]《管子・乘马》。
[⑧]《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⑨][②⑧]群力《临齐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年第5期。
[⑩][②⑨]《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①①][⑥⑤]《战国策・齐一》。
[①③]《国语・齐语》。
[①④][①⑦]《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59页。
[①⑤][②⑩][②①][②②][④⑨][⑤②][⑥①][⑥③][⑥⑦][⑧④][⑧⑥]《史记・货殖列传》。
[①⑥]《孟子・滕文公上》。
[①⑧]《国语・晋语四》。
[①⑨]《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②③][⑥⑥]《史记・吕不韦列传》。
[②④]详见拙作《工商食官解体说献疑》,载《四川师院学报》1993年第4期。
[②⑤]郑绍宗《热河发现的战国铁工具铸范》,《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②⑥][④④]《左传》昭公二十年。
[②⑦]《华阳国志・蜀志》。
[③⑩]宋镇豪《中国古代“集中市制”及有关方面的考察》,《文物》1990年第1期。
[③①]《秦古雍城发现市场和街道遗址》,《人民日报》1986年5月21日。
[③②]刘敦愿《春秋时期齐国故城的复原与城市布局》,《历史地理》1980年创刊号。
[③③]贺业钜《春秋战国之际城市规划初探》,载《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中国建筑出版社,1980年版。
[③④][⑦④]《战国策・东周》。
[③⑤][③⑧][④②]《左传》昭公三年。
[③⑥]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③⑦]《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③⑨]《战国策・齐四》。
[④⑩][⑥⑨]《史记・孟尝君列传》。
[④①]《太平御览》卷776引《新论》。
[④③]《礼记・王制》。
[④⑤]《国语・晋语九》。
[④⑥]《左传》文公二年。
[④⑦]《管子・小匡》。
[④⑧]《孟子・滕文公下》。
[⑤⑩]《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⑤①]《战国策・齐六》。
[⑤③]《秦都栎阳遗址初步勘探记》,《文物》1966年第1期。
[⑤④]《盐铁论・复古》。
[⑤⑤]参见马克《西欧封建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2页。
[⑤⑥]《河北邯郸市区古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80年第2期。
[⑤⑦]《荀子・议兵》。
[⑤⑧]《战国策・韩一》。
[⑤⑨]杨履选《春秋黄国故城》,《中原文物》1980年第1期。
[⑥⑩]《扶沟古城初步勘察》,《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
[⑥②]《左传》昭公二年。
[⑥④]《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⑥⑧]《国语・晋语九》。
[⑦①]《马恩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
[⑦②]《马恩全集》第25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85页。
[⑦③]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
[⑦⑤]《史记・田单列传》。
[⑦⑥]《吴越春秋・阖闾内外》。
[⑦⑦]《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⑦⑧]《左传》襄公九年。
[⑦⑨]《诗・小雅・谷风之什》。
[⑧⑩]《战国策・魏一》。
[⑧①]《管子・地数》。
[⑧②]参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32―333页。
[⑧③]《山海经・中次七经》。
[⑧⑤]《战国策・秦五》。
[⑧⑦]《马恩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6页。
[⑧⑧]《马恩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小黑屋|举报|桂ICP备2022007496号-1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

关于我们|网站地图|华韵国学网|国学经典

扫一扫微信:Chinulture|投稿:admin@chinulture.com

快速回復 返回頂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