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来源: 中华文史网 儒家和道家都没有否定君主的存在。儒家君主论讲，“天生民而树之君”，不对君主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任何质疑；法家君主论对君主产生的历史论证最具理性色彩，从逻辑上根本无从反驳。老子没有从正面论述“有君”还是“无君”。不过从他“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和多次提到治国之术来看，他的政治理论是以“有君”为（隐性）前提的。只有庄子彻底否定了君主存在的理由。庄子眼中的“治世”正是人类社会最初的群居阶段。在这一时期，作为一种后起政治现象的君主制度根本无从谈起。庄子否定了此后所有历史的发展，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产生的合理性。在哲学上，庄子继承了老子“道”的理论，并对其进行了改造。在老子那里，“道”是无为政治的哲学基础，对现实有一种指导意义。在庄子这里，“道”就是实际的政治内容。“道”本是一片混沌，无形无体。所以政治就是一切空无。那么君主的出现就是不正常的，是对“道”的反动。庄子的这种对君主历史和哲学上的双重否定，同韩非对君主的双重肯定分处在对立的两极。庄子进一步把社会的动荡混乱同君主联系在一起，“圣人生而大盗起”132。似乎正是“圣人”（君主）的产生带来了社会的变乱纷争，引发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如何结束痛苦，重回快乐之乡？“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133。庄子对君主的批判在先秦诸子中是最激进的。散见于其他思想家著作中的隐者对现实君主的批判是一种道义上的指责，唯独在《庄子》中，这种指责发展成对人身的直接攻击：“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134
如此激烈的言论很容易让人觉得庄子是一个彻底的无君论者。也许在庄子的内心深处果真如此。但他在否定君主存在的理由的同时，又为君主的现实统治作了精心设计。“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135。这“不得已”蕴含了庄子对自己内心原则无可奈何的背离。通常的评论认为庄子是一位失意的士人，他对现实的激烈批评实际上是一种带有酸意的嘲讽。这种评论有它的道理。在战国这样一个毫无确定性的年代，庄子不可能没有对现实的功名利禄的隐隐冲动。但这种评论又看低了庄子的人格：庄子确实是要真心超越现实的哲人。这种超越中蕴含了一个永恒的悖论。
庄子属于那种天生就有浓厚宗教气质的人；这种气质是指对人类终极处境的关怀。对人类结局的天才预见促使他们追求一种大彻大悟的思想境界，与此同时，他们又无时无刻不受到现实的羁绊。就其个人而言，凭借超乎常人的智慧和心境完全可以获得永恒的超越；但对人类真诚的关怀又使得他们不忍心实现纯粹个人性的解脱。耶稣讲：“The spirit truly is ready, but the flesh is weak.136/心确已准备好了，而身依旧软弱的”。这“软弱”固然包含了对尘世财富、声名和肉欲的留恋，更重要的则是不愿意求得自身完满而抛弃了深陷在苦痛中的芸芸众生。耶稣怎能不知末日审判根本无可避免，而早日脱身，回到天国的父身边；庄子又何尝不清楚人类发展毁灭性的结局，从而远离尘嚣，做一个无何有之乡的处子真人。但在出世的同时更有一分对现世的责任与担当。像他们这样的“宗教人”（Men with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始终在出世入世之间摇摆：一边是永恒超越的强烈冲动，一边是拯救现世的使命感。天性使得他们无法做出单一的选择，只好把二者一同接纳。混容给他们的性格中添加进悲剧性的因素。
庄子可以把自己的君主论改造成完全入世的，使自己要么成为儒家那样的道德猛士，要么成为法家那样的君主的谄媚者。这意味着彻底放弃超越原则；庄子无法这样做。他还可以把自己的主张改造成完全出世的，一劳永逸地解决内心的矛盾与彷徨。但他能舍下还在痛苦中挣扎的大众吗？他只能提供一套折衷的方案：“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不得已”下的“莫若无为”是一种妥协；妥协的代价就是对“无君”的一定程度的背离。
庄子的“无为”强调的是君主“无为”之心的获得。在一篇寓言中，一个到处寻找治国之术的人找到的最高明的方法就是：只要能做到内心从容淡泊，一切顺应自然，就一定可以天下大治137。这种无为（自然）之心的获得，关键在于君主如何修身养性。庄子眼中的理想君主就是一位能够“完身养生”的“圣人”，治国平天下不过是他全性葆真的一个自然结果。“道之真以治身，其绪馀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馀事也……”138。与其说庄子的无为论是君主实施统治的政治方略，毋宁说它是一套君主如何修身养性、重归自然的养生术。但在其中隐含着更加深刻的内容。庄子试图通过对一种以养生全性为主要内容的“无为之治”的强调来最大限度的减轻对“无君”原则的背离，从而保证自己的终极政治理想仍然能通过现实的君主获得实现。因为君主如果真的遵从了庄子的教导，他们将实现从君主到“真人”的超越，天下也将重归原初的自然状态。不过庄子的期望是一厢情愿的。对君主来讲，在争权夺利之余，作为一剂调味品可以把庄子的理论拿来把玩一番。若想用它来替代实际的政治内容，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所以庄子的“自然君主论”无论从各方面看都是先秦诸家理论中最没有实际意义、最不具备可操作性的政治主张。庄子也意识到自己理论的致命缺陷；这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悲哀。他在痛苦失望之余寻得的最终的答案是死亡。他借一具白骨之口说：“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139。当现实的君主无从摆脱，也不可能按照自身的规划予以改变的话，死亡也许是最合适的选择。死是一种永恒的超越。庄子的这种死是有普遍意义的。庄子君主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人性的完整。人一旦获得现实存在，就失去了完整性。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重新获得完整的人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生命结束了，才能回到“无”的状态，重归完整，达到至乐。他所说的“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或真人、圣人）根本没有正常的生命状态，完全是一种死亡臆想。现代死亡学（Thanatology）提出了“死本能”的观点，“所有生命的目标都表现于死亡”。任何原始本能的释放都提供无与伦比的快感；死亡也是制造快乐的工具。像庄子这样的“宗教人”的死本能要比常人强烈的多，他们普遍拥有浓厚的死亡情结。这一心理状态深刻的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本段中所引用的“白骨”出现在《至乐》篇中，这不是一种巧合：庄子以他的天才暗合了现代心理学的阐释。
庄子君主论将引导人们去追求死亡的快乐？这一令人惊异的结论符合庄子思想对永恒超越的孜孜以求。这也注定了庄子君主论不可能对现实政治产生什么有效的影响；但它却扣动了许多天才的心弦。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困扰人类永远的问题：人的存在是悲剧性（tragic）的吗？
道家君主论的另外一支走了与庄子完全不同的道路。没有了关于人性完整的抽象思辨，没有了对超脱境界的向往，甚至没有了悲天悯人的情怀；所有的只是一套更切乎实际的统治策略。
《管子》与《吕氏春秋》中的道家君主论秉承了老子“无为而治”的基本思想，更加强调君主的统治应该“顺天”（顺应自然）。《管子》中说，“顺天者，天助之；其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141；能否顺天直接决定了政治的成败。《吕氏春秋》的十二篇纪更是以自然季节的变化作为治理国家的出发点，“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142。他们所讲的顺天同庄子的法自然有根本区别。庄子主张的效法自然要求君主实现彻底的无为，即毫无作为而回到自然最初的混沌状态中去。《管》、《吕》二书中的主张只是要求君主顺应自然的特点而做到清静无为。这种“清静无为”允许君主在现实统治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天”（道）的特点是在无声无息的运动流转中孳生养育万事万物。君道和天道一致，所以君主的实际政治行为就应该有“天”的特色，“莫见其形，其功已成”143。这种无为与法家的君主无为有很大差别。法家主张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强君主的绝对统治，通过无为而强化“势”；《管》、《吕》的目的则在于通过无为“顺天合民”。它的核心内容是“静”。《管子》对此进行了相对抽象的论证。“人主者立于阴，阴者静”，从君主的哲学存在来看，他属于“阴”，所以应该“静”；“阴”的对立面是“阳”，“静”的对立面是“动”，“动”会破坏君主的存在，“动则失位”；“阴则能制阳矣，静则能制动矣”，阴胜阳，静胜动，做到这一点，君主的统治就能实现，“静乃自得”144。从历史上看，成功的帝王也莫不如此，“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145。
“静”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对统治者提出了两点要求。
首先，在具体政治行为上，君主应该减少对物欲的贪求，尽量不去扰民，“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146。这种“静而不扰，佚而不劳”会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从事家庭生产，最终收到国富民强的效果。再者，“静”要求君主充分重视人民的重要性，甚至要求君主给予人民一分体贴。“夫霸王至所始业，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147，人民是统治的根本和成败的关键；“毋苟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148，善待人民会使人民更加认同君主，从而大大加强君主统治的力量。
当然，“清静无为”的推行是以君主的存在为前提的；它的推行并不会对君主的统治造成什么根本性的损害。在整合处于收尾阶段，社会需要强权君主的时候，“清静无为”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但当整合结束，统一的集权社会已经建立，稳定成为君主考虑的首要问题时，“清静无为”的价值就会彰显出来。像秦国那样的“急暴之政”会在短期内塑造一个强大的帝国；但不会保证这个帝国的长治久安。因为人民对君主残暴和贪婪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聪明的君主应该懂得“可以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西汉的统治者从秦的迅速灭亡中悟出了这一点，转而以黄老思想指导政治，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发展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应该说是“清静无为”君主论在现实政治中的一次成功应用。
道家君主论和儒家君主论一样，不管是形上的一支，还是形下的一支，都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庄子对人性完整的呼唤尽管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政治效果，但它会在君主静下心来的时候，引导他们去思考一些更深邃的问题；散见在《管子》和《吕氏春秋》中的道家君主论为君主实现长治久安提出了切实、中肯并充满智慧的建议。范文澜先生说：儒家是一条明流，道家是一条暗流，一隐一显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149。我完全赞同他的说法。
至此，我们对儒道法三家君主论的分论就全部结束了。下面我们要深入到这些君主论的背后去寻找具有共性的东西。同时，我们还将试图给予它们一个整体的评价。 |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