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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谈谈杜甫的两次创作落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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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滿茶半 發表於 2012-5-7 15:41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 王许林

  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伟人、巨人,但不是完人、圣人。他一生的创作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步步高升的,而是艰难曲折、有起有落的。他存世的一千四百余首诗歌,既有雄视千古、感人肺腑的杰作,也有平庸黯淡、令人惋惜的篇什。对于杜甫的创作高潮和成就,古往今来人们谈论了很多;而对于他的创作落潮和缺憾,却一直未有重视乃至刻意回避。笔者拟就杜甫的两次创作落潮,作一些思考和探讨,以期全面认识杜甫其人其诗。
  杜甫的第一次创作落潮发生于唐玄宗天宝五年至天宝十年(746―751)之间,即困守长安的前期。在这之前,杜甫由于良好的家学传统和个人的勤奋好学,早早表现出创作的才华:“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往昔十四五,出入翰墨场”(《壮游》),青年时代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三次游历了吴越、齐赵、梁宋等名山胜水,并且写出了气魄非凡的《画鹰》:“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以及脍炙人口的《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充分显示了一个天才诗人的艺术胸襟和功力,所以闻一多先生说:“灵机既已触发,弦音也已经校准,从此轻拢慢捻,或重挑急抹,信手弹来,都是绝调。”(《唐诗杂论・杜甫》)然而事实却相反,当杜甫告别“裘马颇清狂”的游历生活,怀着“立登要路津”的强烈功名欲望,于天宝五年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在此后的五六年间,他弹出的不是“绝调”而大多是“俗调”。由于奸相李林甫玩弄“野无遗贤”的把戏,杜甫在科场上自然惨遭落第。但杜甫似乎未能从考试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未能看清官场的腐败、丑恶,复又周旋于达官贵人的门庭,既为谋官,也可解决在长安的生计问题。因此,庸俗的名利思想和狭窄的生活领域,导致杜甫这时期创作的五十余首诗歌(据仇兆鳌《杜诗详注》编年统计,下同),不外乎以下几类:
  一是干谒公卿――以诗歌为敲门砖,恳求权势者荐举,谋取一官半职。杜甫用力之勤、数量之多,在古代文人中委实少见,举其要者:《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赠比部肖郎中十兄》、《敬赠郑谏议十韵》、《奉寄河南韦尹大人》、《赠韦左丞丈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赠翰林张学士》、《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哥舒开府二十韵》……不下十余首。此外还有直接向唐玄宗陈情的《三大礼赋》等。他干谒的对象,有文官,亦有武将;有直臣,亦有奸佞,乃至包括劣迹昭著的杨国忠。这些作品的内容可以一言蔽之:“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希望大人们伸出同情的援手,尽快帮我谋个效忠的官职。而结构上则是固定的“三段式”,以投赠韦济的诗为例,先称颂对方:“首从左丞之职,叙出韦氏门第”;再苦述自况,“次言穷老而受知于韦”;最后希望得到对方提携:“末有望于韦汲引也”(《杜诗详注》卷一)。这里,杜甫早期“何当击凡鸟”、“一览众山小”的豪气和魄力荡然无存了,有的只是低声下气、卑躬曲节、吹捧逢迎,实在出人意外。
  二是宴游娱乐――以显宦贵戚的宾客身份,大写宴乐、游观的帮闲之作。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出入于豪门府邸、庭院,在酒酣耳热之际,为主人宴席的奢华唱赞歌:“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郑驸马宅宴洞中》)他津津乐道于公子哥的狎妓调情:“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陪诸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他嗜酒如命,整日狂饮滥喝:“浩荡长安醉,高歌卿相宅。”(《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杜位宅守岁》)谁能想到,杜甫有时还敞怀跷脚,狂呼大叫,在赌场上一露身手:“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凭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庐。”(《今夕行》)这些言行举止,与杜甫后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赴奉先咏怀》)的悲苦形象,大概是很不相称的吧。
  三是友朋聚散――怀念或送别友人,感叹彼此的身世沦落。相较于前两类诗,此类诗或歌吟真挚友谊,或叹息怀才不遇,缘事而发,即景抒怀,感情较真切动人,还是值得一读的,例如《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送高十三书记十五韵》、《送韦书记赴安西》、《病后过王倚饮赠歌》、《饮中八仙歌》等。不过,它们毕竟未跳出个人情感天地的藩篱,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有限,在号称“诗史”的杜诗中,分量显得轻飘飘的。
  然而,杜甫毕竟是伟大的。他没有长久地沉沦下去,在落潮中一蹶不振,更没有闭目塞听,窒息自己的智慧和才华。经历了五六年的仕途挫折、干谒的一再碰壁及羞愧屈辱的生活:“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杜甫终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清醒了:“纨F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乡里儿童(指地方官吏)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官场的腐败、世态的炎凉和生活的磨难,又把杜甫推向了社会的底层,让他看到了社会的真相,感受了人民的种种不幸,从而复活了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激发了新的创作灵感和批判锋芒。杜甫摆脱第一次创作落潮而跃入高潮的突出标志是作于天宝十年(751),批判朝廷穷兵黩武、同情人民战乱之苦的《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继承乐府传统,即事名篇,笔调雄浑,感情深沉,可谓杜甫“诗史”的奠基之作。接着又创作了讽刺朝廷权贵荒淫奢侈的《丽人行》:“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以及《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秋雨叹三首》、《贫交行》、《醉时歌》、《九日寄岑参》等一系列伤时感怀、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名篇。到了天宝十四年(755)秋,即“安史之乱”前夕,杜甫写出了长篇里程碑意义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把民生和国事、 人生反省和政治忧患,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状,交融于一篇之中,内容丰厚而深广,诚如俞平伯先生的赞誉:“一代之史事,亦千秋之殷鉴。”
   杜甫的第二次创作落潮发生于唐肃宗至德二年至乾元元年(757―758)之间,即入朝为官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贵妃等仓皇奔蜀,至马嵬驿兵变,缢杀贵妃,太子李亨即位,是为肃宗。杜甫被困于沦陷的长安,目睹山河破碎,民众流离,曾写出《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名篇。后冒死逃出,投奔朝廷所在地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肃宗感其忠君之诚,封为左拾遗。不久,唐军收复长安,杜甫也随肃宗朝廷迁回京城, 一本正经地当起皇帝的“近侍”。从此,皇家宫苑森严的围墙再次阻隔了杜甫与人民生活的联系,他看到的只是帝国表面的歌舞升平,而无法观察到人民的灾难、呻吟、流血,艺术的感觉也随之平庸了、迟钝了。所以,杜甫在这一年中所写的三十多首诗歌,亦可分为三类:
  一是宫廷唱和。左拾遗名为谏官,实际是个无关紧要的闲职。其时同朝为官的有王维(太子中允)、岑参(右补阙)、贾至(中书舍人)等人。他们出入宫廷,衣食无忧,又无所事事,便以诗文唱和来消磨闲散的时光。试举一例:贾至偶而写了一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发》,表白自己的忠款:“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各人立刻应声奉和,相互吹捧。王维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岑参说:“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杜甫则说:“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在这些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中,哪里见到一点国家的灾难和人民的不幸?借用冯至先生的话:“毫无光彩……充满了初唐以来应制诗、奉和诗一向惯用的词藻,缺乏真实的内容。”(《杜甫传》)
  二是为官写照。也许是来之不易吧,杜甫对左拾遗的官职颇为得意,所谓“天颜有喜近臣知”,故而常以诗歌来记录自己的为官生涯。他写朝仪的庄严肃穆:“户外昭容紫烟垂,双瞻御座引朝仪。”(《紫宸殿退朝口号》)他写中书省的森严宁静:“掖垣竹埤梧十寻,洞门对雪常阴阴。”(《题省中壁》)也写自己的逍遥自在:“侍臣缓步归青琐,退食从容出每迟。”(《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或写诚惶诚恐的心态:“明夜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对皇帝的一点赏赐更是感激涕零:“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端午日赐衣》)……这些俗不可耐的官样文章,除了显示一个自得其乐、谨小慎微的官吏形象,何来前不久写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的美感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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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曲江行乐。长安郊外的曲江是杜甫经常游览和歌吟的地方,在这之前就写过沉痛哀伤、笔力雄健的《丽人行》、《哀江头》等。而今时过境迁:“自知白发非春事,且尽芳樽恋物华。”(《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曲江二首》)诗中不见社会的责任和道义,沉湎于人生虚无、及时行乐的颓废情绪之中。更甚者还有纵酒狎妓、游戏人生:“何日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曲江对雨》)须知,此时正值安史之乱,国家危机四伏,杜甫大写这样的作品,无怪乎明人王嗣也深为不满:“国方多事,身为谏官,岂人臣行乐之时?”(《杜诗详注》注引)
  这种平庸、空虚、闭塞的宫廷官吏生活,岂能不熄灭一个诗人的天才火花?但一次意外的政治打击,却拯救了杜甫及其诗歌创作。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在朝廷的权斗中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一个管理地方祭祀的小官。这次贬谪就杜甫个人的仕途来说或许是个悲剧,但对他的艺术生命来说却是一大幸事。杜甫从此告别宫廷而回到民间,由侍奉皇帝而走向人民。 时代的动乱、民众的苦难、统治者的丑恶,重新进入他的视野,深深震撼了他的灵魂,改变了他的情感,升华了他的精神――无疑也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全新的题材和境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杜甫赴华州的途中,耳闻目睹了被强征夜捉的少年、老翁、老妪及“暮婚晨乃别”、 “人生无家别”、“子孙阵亡尽”等种种人间惨剧,他的人格和良知受到洗礼,以无比悲愤的心情和娴熟的艺术技巧,奋笔写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组诗“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开创了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光辉典范。王安石选杜诗作为压卷之作的《洗兵马》,也作于此时。“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杜甫兴会淋漓地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和时代最强音。此后不久,杜甫终于对官场、对政治彻底绝望了,或者说大彻大悟了:“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立秋后题》)在华州任上毅然弃官而去,经甘肃秦州、同谷而漂泊西南的川湘,汇入社会生活的洪流,真正迈向一个伟大诗人的创作生涯,以《秦州杂诗二十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八首》等作品,确立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不朽地位。
  我们无意给杜甫抹黑。恩格斯评论德国古典大诗人歌德时说过:“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杜甫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的两次创作落潮正是他“渺小”、“庸人”一面的具体表现,但同歌德一样,并不影响其“伟大”’、“天才”的光芒。“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我们需要进一步深思和探究的,是从杜甫的曲折起落中汲取一点历史启示:文学创作的生命力不在于象牙塔中,不在于孤芳自赏中,而在于人民大众的丰腴的生活土壤中。郭沫若为成都杜甫草堂所撰的对联可谓一语破的:“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惟有摆脱名缰利锁、虚荣浮华的束缚,真正把握“世上疮痍”、“民间疾苦”,不断开拓自己的生活领域的广度和深度,真切体察人民大众的痛苦与欢乐、希望与憧憬,方能创作出辉耀天地的作品!
  (作者单位:江苏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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