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数字形式之寓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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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理解《吕氏春秋》的数字形式

在战国中后期，有许多学者将探索天地万物所具有的特定数字表现形式，当作探索宇宙、人生、政治的根本途径或方法来看待。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著作，如《管子》、《黄帝四经》、《韩非子》、《吕氏春秋》，包括《荀子》中，“数”的涵义与“道”相当接近，并往往可与“术”字通用。这种新的思想兴趣（或可称为知识兴趣）之兴起，可以视作思想界逐渐摆脱了西周晚期以来对天命鬼神等既有秩序的怀疑情绪，而试图利用各种关于天地人的知识（包括迷信）重新把握宇宙秩序之努力。对于其时思想界的这种新动向，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了，由于受《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艺文志》等对诸子学说的界说影响，一般倾向于将其视作某一家一派――比如阴阳家――的个别主张。研究者在解释《吕氏春秋》的数字形式时，也往往本着此认识，而致力于发现数字背后的学派倾向。一些研究者虽然并不认为《吕氏春秋》的数字形式有提出来进行专门探讨之必要，但他们实际上有自己的看法，而他们对《吕氏春秋》总体思想倾向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看法左右。如陈奇猷认为《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是阴阳家之学，他的理由是：“阴阳家的学说是全书的重点，这从书中阴阳说所据的地位与篇章的多寡可以证明。在位置上，阴阳说安排在首位，数量上则阴阳说占有最多的篇章。”[24]而陈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对“天数”的推求是阴阳家说的重要方面，故把《吕氏春秋》中凡有这方面说法的篇章都看作阴阳家说[38]。熊铁基提出应把《吕氏春秋》看作是秦汉之际的新道家，他认为新道家比起先秦道家来，更系统、更理论化，而其原因在于“新道家能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39]。熊氏眼中的“因阴阳之大顺”，正是指盛行于战国秦汉之际的对宇宙万物特性、规律的数字化理解，即《淮南子・泰族训》所说的“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之类[40]。此外，金春峰认为《吕氏春秋》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而不是道家的“天人对立”的思想，是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而不是道家的反人文主义的思想[41]，这一认识也显然蕴含着对《吕氏春秋》贯通天地人的数字形式的理解。
由于思想来源和兴趣点的稍许差异，战国后期思想界对宇宙万物的数字化秩序的探索确实表现出了家法、学派的区别。这种家法、学派的区别，无疑有着地方文化的背景，而它们在总体倾向、思考路数等方面的令人惊讶的一致性，则提示了一种更为强大的共同传统和基本倾向的存在。当时思想家们津津乐道的，认为体现了宇宙之秩序的“数”，大致可分为这样三类：
一、历数，即与历法有关的数，如四时十二月三百六十五天等，这被认为体现了天道运行之规律。汉代司马谈一则称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一则称道家“因阴阳之大顺”[42]，可见试图用“历数”规范人事，是这两派思想家的特点。儒者荀子在《天论》里极力批驳治乱吉凶上应于天“数”的说法，恰能说明此种观念在战国后期非常流行。荀子本人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唯圣人为不求知天”[43]。但他的主张乃是一种超迈于时代的高标特出之见，对其同时代人，甚至之后数百年间的影响都是很小的。我们从《易传》、《尚书・尧典》、包括《孟子》、《中庸》等书里能体会到的是战国儒者对“天之历数”的痴迷追寻。
二、律数，即乐律之数，主要指黄钟等十二音的律管寸数。《周礼・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周礼・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音律之被神圣化，大约与古老的风角占卜之术有关[44]。而黄帝命伶伦听凤凰之鸣以定律管之制的传说[45]，则暗示了乐律之数被神圣化的东方背景。律数之流行与邹衍及燕齐方士当有莫大干系。
三、《易》筮之数。六爻成象，八卦通情，六十四卦极人事之变化，这些观念在战国以前应已流行。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则在新的知识基础之上对这些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易・系辞》的“大衍之数”，以数之奇偶喻指天地阴阳，将数列的奥秘与宇宙的奥秘等同起来。对“数”的这种新的理解和运用，应当主要是儒者的贡献，道家的影响可能也有一些。
战国之世最受重视的神秘数字，首推历数。阴阳家言“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46]，黄老道家的“四时刑德”之说，都是致力用“天数”来指导人事。孟子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47]，也是基于天象历数而得出的认识。
历数为天之数，律数为物之数（律管之数）。律数最初似并无多少神秘意义，它同度、量、衡等一样，只被视为“数”的运用，而非“数”的神秘性的根源。《尚书・舜典》曰：“同律度量衡”，孔子述古帝王之政，称“谨权量，审法度”[48]，都是就事论事，看不出有什么神秘意味，而且所言都不及“历”。律历合言，应在战国。《吕氏春秋・音律》及十二纪纪首已将律历混同，但是是以历统律。汉兴，张苍首律历事，《史记》八书中有《律书》、《历书》，先律后历，显示其时人心目中，律数的神圣性已渐超过历数。至《汉书・律历志》，则认为“数者”，“本起于黄钟之数”[49]，在律、历、度、量、衡等数量体系的排列中，律数居于首位，余者被认是由律数所引出，而擅长历算计数的人在两汉之际被称为“通知钟律者”[50]。这大约是因为传说中将律数的制作归功于黄帝，而战国秦汉正是黄帝崇拜不断强化并最后确立至尊无上地位的时期，故律数在神秘数字体系中也逐渐拥有了至上的权威。
《易》筮之数虽起源甚早，在很长时间里似乎只是单纯利用并附会数字的现成寓意。《易》数之自成一独立系统，应与《易》传对“数”的阐发分不开。在战国时期，《易》传之数似属于小范围内的高深知识，到了两汉，对《易》传之数的庸俗化理解才在民间流行开来。
《汉书・律历志》将律数、历数、《易》数合而为一，在“数”的意义上把它们统一起来了[51]。这与《吕氏春秋》时代的认识有所不同。故用《汉书・律历志》的说法来证成《吕氏春秋》是错误的。
虽然如此，若稍加分析，便可发现战国后期不同取径的思想家们所运用的神秘数字其实基本一致，主要就是10以内的十个自然数，以及“12”、“36”、“72”、“81”、“360”等数。而且，不同思想家们对上述数字寓意的解说虽然并不一致，却反映出每个神秘数字都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意义内核，思想家们的解说并未脱离这个内核，而只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其进行引申、说明或借用。因此，战国后期思想界对“数”的理解，应植根于一个共同的传统，有着共同的思想背景。这就是弥漫于上古至秦汉观念世界里的数字崇拜。
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世界里，有着浓厚的将世界数字化、数字神秘化的倾向。这种现象之发生，是古人将现象世界反复归类的结果，他们把“相似与相近的归为类，序为数，这类与数，一经一纬，便成了初民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52]。在早期民族中大多存在着将数字神秘化的思维习惯，而这可视为初民试图将纷纭复杂的现象世界抽象化、秩序化的最初尝试[53]。在古代中国，关于数字的神秘化观念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我们在卜辞、金文中，在《尚书》等早期文献中，都可以找到这种观念的印迹。而这种观念在后来更被体系化、绝对化，成为一定时期内人们看待和理解世界的基本模式。葛兆光写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用了很大篇幅讨论中国古人对世界及其秩序的数字化理解，并将其视作上古至秦汉思想史的一般背景[54]。葛氏的讨论揭开了向来为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著作所忽视的古代中国思想的底色之一，不过这一底色与不同时代、不同知识基础渗透吸纳而呈现出来的差别与变化，葛氏则甚少留意。对于细化中国古代思想史、尤其是战国秦汉思想史研究而言，有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差别与变化，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如前所述，战国后期思想家们对神秘数字的理解和运用已经体系化，并已出现了混同化的趋势，而且在这个问题上确实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理解为学派的区别。一些《吕氏春秋》的研究者试图发现此书数字形式背后的学派倾向，是有道理的。
不过，对《吕氏春秋》各部分寓意之探讨，却表明很难用某一家一派来圈定这一形式。《吕氏春秋》对数字神秘性的理解和运用，无疑具有强烈的阴阳家色彩。十二纪“12×5”的数字形式，以及纪首排列的五行系统，都显然出自阴阳家的影响。但是否可以说它的整个数字形式都是阴阳家的呢？恐怕很难。邹衍等早期阴阳家的一些主张，如四时与五行的结合，“无逆天数、必顺其时”等，到战国后期已成为流行思潮，是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们乐于探讨的问题[55]，故不能简单视之为阴阳家的一家之说。至于八览“8×8”、六论“6×6”的寓意，有《易》筮之数的影响，但主要是基于很早便已形成的这些数字的“意义内核”，是其时人的普遍认识，并非某家某派的个别学说。
综上所述，《吕氏春秋》的神秘数字体系，是以历数为主，兼用《易》筮之数，来统合已成常识的神秘数字。较之其时一些思想家的高蹈凌虚之论，它更多地表现出了从古老的传统和普遍的常识中寻求智慧，破解天、地、人奥秘的意图。这说明它无意参与思想界内部的争论，而希望将自己的主张建立在比个别学派观点更普遍更坚实的基础之上。这无疑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吕氏春秋》因此营建了一个容纳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和百家异说的宏大框架，能够左右逢源，取众之长。
对于战国秦汉时人来说，《吕氏春秋》数字形式之寓意，应当是一目了然的。这应该就是《吕氏春秋》一书的结构在其时大受欢迎的原因。推崇《吕氏春秋》结构的人，如司马迁、刘勰等，其本人也沉迷于神秘的数字编撰形式[56]。《吕氏春秋》的数字形式之发生疑问，大约是唐以后事，这其间有思想进步的成分在，但更为根本的，应是社会文化变迁所造成的古今文化膈膜而带来的生疏感。

注释：
[1]杨希枚．古籍神秘性编撰形式补证[A]．先秦文化史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722页。
[2]详见下文。
[3]语见杨希枚《古籍神秘性编撰形式补证》（载氏著《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730页）。杨在此文中指出：“古籍的神秘性编撰型式似乎是多少具时代性的，而要以战国末至汉中世为盛行期。”杨文中所举的确定的和不十分确定的神秘编撰型式的古籍，较早的为战国后期慎到的《十二论》和《虞氏春秋》八篇，较晚的为魏晋时期的《高士传》、《耆旧传》，余者“均属秦汉时代，且绝大多数属汉武前后的著作。”本文此段对战国秦汉时期古籍神秘性编撰形式的论述主要依据杨氏此文。
[4][汉]董仲舒撰，苏舆义证、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465页。
[5][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575页。
[6][汉]王充．论衡[M]．诸子集成(第７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271页。
[7]《吕氏春秋》的注者好用“术”、“道”、“规律”、“必然”等概念来解释书中的“数”，如《论人》篇“举措以数”，陈奇猷引《广雅・释言》、《吕氏春秋・察贤》篇高诱注，释“数”为“术”；《仲秋纪》“凡举事无逆无数”，高诱注曰：“天数，天道”。
[8]从高诱说。见高诱注《吕氏春秋》，《诸子集成》本第6册，本书115页。
[9]高诱注曰：“四时之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物有异功也。”见上书141页。
[10]如黄伟龙便认为：“吕书虽有其结构，且这种以数字为体系的安排，当然与上述之古人对于数字化的宇宙体系的知识，以及黄老、阴阳学说有关，但要具体对应于其中的内容，则未必可靠”，“至于其中的含意，即令编撰者也未必有过深的要求。”语见黄伟龙的博士论文《吕氏春秋研究》，国家图书馆博士文库藏，11页。
[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1641页。
[12][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055页。
[13]徐旭生．尧舜禹（上）[J]，文史，第三十九辑．北京：中华书局，1994．
[14]李家骧．中外“《吕氏春秋》学”评考综要(下)[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
[15]吕艺《论〈吕氏春秋〉的结构体系》，《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5期；洪家义《论〈吕氏春秋〉的性质》，《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4期。按：《易・系辞下》称天地之数有十：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五”在五个天数中居中。在《汉书・律历志》中，“五”被称为天之中数。
[16]参见胡厚宣《殷卜辞中所见四方受年与五方受年考》，《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1956年1期。
[17]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383页。
[18]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382页。
[19]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页。
[20][唐]孔颍达等.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1423页。
[21][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246页。
[2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页。
[23]杨希枚．古籍神秘性编撰形式补证[A]．先秦文化史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722页。
[24]详见洪家义《吕不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01页；吕艺《论〈吕氏春秋〉的编纂者及其结构体系》，北京大学1991年博士学位论文，38页；蔡艳《吕氏春秋研究》，北京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一章第二节。
[25]吕　艺．论《吕氏春秋》的编纂者及结构体系[D]．北京大学1991年博士学位论文。
[26]见《务本》、《慎大》、《召类》篇。
[27][唐]孔颍达等．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28]参见叶舒宪、田大宪著《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中对数字“8”的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187页。
[29]杨希枚也认为“8”为地之极数，不过他从《周易・系辞》所谓天地数及八卦原理出发探讨“8”为地之极数的由来，恐未必当。杨说见其《中国古代的神秘数字论稿》一文，该文收入氏著《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按：《易》传所称之天地数，是将数字的奇偶完全阴阳化，显示了一种高度抽象的思维方式，而“8”被当作地数，显然是与具体的平面方位分不开的，其出现应该早得多。神秘数字“8”之起源，正是随着四方意识拓展为八方意识而出现的。1987年，在今安徽含山凌家滩一座距今约4500-4600年前的史前墓葬中，发现一块藏于一玉龟腹中的玉版，置于墓主胸上，其上的图纹极具启发性。玉版正面中心是一个小圆圈，圈内有一八角星形，从小圆圈上向外伸出八只饰着叶脉纹的剑形，剑尖精确地从八个方向呈离心状直抵外面的大圆圈，大圆圈外又有四只类似的剑形，分指玉版的四角。这块玉版清楚地显示了八方八极观念之古老。关于此玉版之寓意，可参看饶宗颐《未有文字以前表示“方位”与“数理关系”的玉版》,载《文物研究》第六辑。
“八卦”是一种数卜法，原本与“八方”无关，它应是因为与“8”的关系才逐渐被赋予了表示空间方位的功能。所谓的河图洛书，其实就是将八种卦象八方空间化。《说卦》所说八卦之象，其由来当如此。关于八卦起源的说法很多，本文以为汪宁生根据彝族数卜法“雷夫孜”而作出的推测较近事实，汪说详见其文《八卦起源》，《考古》1976年4期。
[30][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963页。
[31]语见《吕氏春秋・圜道》。又《春秋繁露》：“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为人臣者，其法取象于地”。
[32]即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
[33]叶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120页。
[34][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959页。
[35]洪家义．论《吕氏春秋》的性质[J]．南京大学学报，1999，（4）．
[36]吕　艺．论《吕氏春秋》的编纂者及结构体系[D]．北京大学1991年博士学位论文，34、38页。
[37]黄伟龙．《吕氏春秋》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10-11页。
[38]这从陈氏在《吕氏春秋新校释》中，对何种说法是阴阳家说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如《新校释》第1426页，陈解《观表》篇“非神非幸，其数不得不致”一语，曰：“谓圣人之先知，既非神奇，亦非幸致，乃其事之天数不得不如此。阴阳家以数为天数之义。所谓天数者，指事物变化之自然规律。”又《新校释》第1586页，陈解《壅塞》“其寡不胜众，数也”，曰：“本篇为阴阳家言，阴阳家用‘数'皆是天数之意。”
[39]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9页。
[40]熊氏对此问题的意见，在《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兼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一文第三部分之“还有一个颇值得注意的思想”这一小节谈得很清楚。此文载《文史哲》1981年2期。
[41]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修订增补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89页。
[43][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诸子集成(第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205页，206页。
[44]李学勤认为殷商卜辞中的四方风，即根据风向与风声来占测吉凶的记录。说见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载《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45]《吕氏春秋・古乐》记此事。十二律管之数被认为创制于黄帝，是秦汉间人的共识。参见《汉书・律历志》。
[46][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90页。
[47][清]焦循．孟子正义[M]．诸子集成(第１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183页。
[48][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诸子集成(第１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414页。
[49][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956页。
[50]《汉书・律历志》篇首自叙所本：“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誉，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羲和刘歆等典领条奏，言之最详。故删其伪辞，取正义，著于篇。”中华书局1962年，955页。
[51]《汉书・律历志》称“数者……本起于黄钟之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认为律数为数量之本。书中同时又说：“自伏戏(羲)画八卦，由数起”。“由数起”三字，颜师古注曰：“万物之数，因八卦而起也”，宋代刘则说“此谓卦起于数”，衡之全篇，当以刘说为长。（颜说见《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955页，刘说转引自《汉书新注》）。《汉书・律历志》称“历数之起上矣”，其对古代观象推历的历史记述尚称客观，但对历法推算的解释则与《易》数、律数混杂在一起，如以《易》解三统，以黄钟解日法。《律历志》又称“太族（簇）为人统，律长八寸，象八卦”，“黄钟子为天正，林钟未之冲丑为地正，太族(簇)寅为人正”等等，处处显露出欲将律数、历数、《易》数融为一体、并以之规范所有数量体系，并洞察万事万物奥秘的意图。此即《律历志》篇前所谓：“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圜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
[52]庞　朴．六与杂多[A]．学人:第六辑[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53][苏]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00-218页。
[54]详见葛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一编第五节，第二编第六节、第三编第四节等。
[55]如《管子》、《黄帝四经》中，这类说法已被组织进他们自己的学说中了，并成为其理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6]很多人曾指出《史记》十二本纪、七十二列传、八书、十表的组成形式是模仿《吕氏春秋》。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名为十二，实述十三诸侯国事，杨希枚认为篇言十二，只是套用十二这个成数，本非确指。杨说见前引《古籍神秘性编撰形式补证》一文。刘勰《文心雕龙》甚推重《吕氏春秋》，有人认为《文心雕龙》内外篇的结构是有意模仿《吕》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