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子产改革”：承认土地私有 推行市场化(1)

  来源: 《财经国家周刊》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子产
　　
　　你听，街上骂起来了！
　　
　　公元前538年，郑国出大事了。
　　
　　国都新郑，大夫子宽急匆匆来到执政（相国）子产的官邸。告诉他，现在大街上人们都在骂你呢，你听：“子产这家伙，他老爹应该死在马路上，他自己专门害人，像蝎子的尾巴！”“让这样的人来执政，郑国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子宽问，执政大人打算怎么办呢？
　　
　　子产听了没动声色，缓缓说道：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原则问题我不会让步，叫我改弦更张万万不能。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我子产都会坚持到底。执政官说得兴起，一句流传后世的名言脱口而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子宽却不以为然，直言道：“我看没那么简单吧。这样下去，你们国氏（子产家族）怕是真要亡了。作为一个君子，应该在政治廉洁的基础上制定政令，就是这样，如果出现不佳的结果，也难免被认为是贪财，而现在你却直接以贪财的动机来制定政令，后果又将如何呢？制定政令不以法度为依据，只凭自己的意志来决定，你可以凭借权力做到，可是百姓从来都是各有各的想法――他们能遵从你的政令么？”
　　
　　子产听了没再说什么，保持沉默。至少史书写到这便没有下文了。
　　
　　这一年，是子产“作丘赋”的第一年，事件就是因这次改革而引发的。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改革？为什么会招来那么多人的反对？大夫子宽为何如此不顾情面当面数落子产？这场喊杀叫打的闹剧后来是怎么收场的？《左传》记载了这个著名的历史事件。
　　
　　郑国地盘不大，形势却异常复杂。子产早就有过精辟分析：“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地理上，郑国夹在晋楚两大国之间，如处幽谷，南北受敌，属于受气包型的小国。国内政局也颇为不妙，郑穆公N个儿子，个个都是郑国的大佬，其中先后上台执政的就有7个，相互之间打得昏天黑地。在公元前554年子产执政前的23年中，郑国就发生过5次大的宫廷政变。
　　
　　子产亲身经历或亲手处理过郑国的许多政治事件，他明白，如不经历一场彻底的制度革新，内忧外困的郑国万难应付危局。形势逼人，他执政后即大力推行了一连串的政治、经济改革，项项与郑国的发展前途密切相关。可是改革刚刚起步就很较劲，由于大大地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政策实施遇到强大阻力，有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恶毒咒骂相国，甚至声言要买子产的项上人头。
　　
　　此刻，就连一向颇为自信的子产都不得不回过头来，细细地审视一番这场自己主持的改革。
　　承认土地私有，推行市场化改革
　　
　　公元前543年，即子产执政的当年，就大力推行“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恤”的政策。所谓“都鄙有章”，就是以城乡有别的制度分而治之；“上下有服”，就是贵族与百姓各守其界，不可妄为；“田有封恤”，是说私人田地各有疆界，修建给排水设施以利耕作。这些措施并非是对西周礼乐等级制的恢复，而是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对社会秩序的重新确定，子产走的是依法度治国的路。
　　
　　公元前538年，子产领导郑国实施了著名的“作丘赋”改革，就是按丘收取军赋的制度，除了井田上的部分收获归国家所有外，私人土地也要征收军赋。春秋时期，由于一些贵族“占田过度”，原来的“公田共耕”的井田制已衰落，私有土地随之出现，从而“贡助彻”之类的赋税制度也就实行不下去了，一些诸侯国被迫在田制、赋税等方面陆续进行改革。如齐国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楚国的“量入修赋”等，其基本特点是不分公田、私田，一律“履亩而税”，因而在客观上带有承认私有土地合法性的含义。
　　
　　郑国的“作丘赋”稍晚于其他诸侯国的改革，但在精神上却是一致的。一方面，子产注意不过分冲击激怒旧贵族，另一方面，对新涌现出来的私田采取比较宽和的政策，使“庐井有伍”，即把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居民以“伍”的形式编制起来，允许其正常生产，对其征收赋税。从法理上说，对某事征税，该事也就在客观上拥有了准合法地位。此外，改革还有效扩大了军赋的课征量，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实力，小小的郑国很快拥有了七百乘以上的战车。而从当时土地私有者对新法的态度来看，丘赋的征收量似乎并不很苛重，这应该是经济发展、税源丰裕的结果。
　　
　　郑国素来以商立国闻名于世。《左传・昭公十六年》载，子产下令，不许贵族依仗权势强买强卖商人的货物，随意干涉百姓的经商活动，从而给民营商业的发展开了绿灯。他还一反西周以来由官府监督商品价格的做法，坚持实行“市不豫贾”的政策。子产认为，在市场流通中，商品价格的贵贱，不应由政府作预先的规定，而应随行就市，依市场供求关系和商品的价值由买卖双方自由拟定。这种尊重价值规律、主张商业自由的观点，就是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也极有进步价值。由于有政府做“后戳儿”，郑国的富贾巨商经常在各诸侯国间从事经商活动，《韩非子》里讲述的那些有趣的故事，如“郑人买履”、“买椟还珠”等，都发生在郑国的大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