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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灌水] 胡适为何从不给蒋介石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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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當歌 發表於 2012-4-24 11:1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蒋介石与民国名人》

胡适为何从不给蒋介石面子?
作者 王道
今日蒋介石去世37周年,纪念一下这个想家的老人.说起这个老爷子,不由得想起了胡适,这两人的关系算是民国一大经典,极其复杂,但又极其简单,值得玩味。听我慢慢道来……
 
   唱《朋友》的大胖子臧天蒴肯定没有帅哥胡适的朋友多。“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许多人的口头禅,据说这是因为胡适的人缘好、具有人格魅力。粉丝那是相当地多,蒋介石是不是一个呢?
   智效民先生曾推出一本《胡适和他的朋友们》,颇为畅销。里面也提及了胡适与蒋介石的“友谊”。
   历史往往都与我们现在想的不一样,或者说很多人喜欢猜历史和蒙历史。跟买彩票似的。从实际的史料看,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并不算复杂,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朋友关系。朋友即可互诉衷肠、互相批评,也可以互相利用。当然要看这种利用的目的何在。
季羡林先生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中说,“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
所以季先生说胡适还是“颇有一些书呆子的味道。”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历史的另外一面。胡适并非憨傻痴呆之辈,论学问、论见识、论远见,恐怕当时并没有几人能够逾越。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青年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与实践受到了胡适很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胡适十分尊敬(《几度飘零》作者:古远清)。
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8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据说两人还有一次唯一的会面,时间是在1920年1月15日,在当天的日记里,胡适留下一句话:“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解放后大批判胡适,毛泽东说过“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胡适)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作为蒋介石的对头汪精卫,也曾对胡适伸过橄榄枝。早在1923年胡适就与汪精卫见过面了,比与蒋介石见面早了好几年。当时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汪精卫在上海。汪精卫与徐志摩、胡适一行人相约往海宁、杭州两地观潮、休闲。胡适在日记曾记有:“我同精卫回旅馆,谈政治甚久。”
1933年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就曾力请胡适做教育部部长。当时胡适婉拒,意思是要“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养成一个无党不偏之身”,“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但两人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交流机要。难怪连徐志摩都跑出来爆料了。
直到与蒋介石交往后,胡适笔下仍然没有任何对汪精卫的贬低,甚至至死都觉得其人是个“烈士”。可见他的客观思想并不随朋友交往所转移。
胡适一生都很推崇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并写了著名的《易卜生主义》。其中说到:“世间有一种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他还借用易卜生的话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从皖南小乡村走进了北大讲坛,走进了美利坚的著名学府,赢得了“新文学教父”的桂冠。胡适无疑是已经成器的。但他仍然要继续努力,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的文中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老胡觉得,“微博”的力量是不可忽视地。
从对国民政府开骂起,他是既对事也对人,既有明确的政党国民党,也有具体的人物蒋介石。令人意外的是,胡适指名道姓的叫骂反倒获得回应和改善。



1934年4月4日,胡适托人带给蒋介石一封信,要求蒋介石“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并说:“名为总揽万机,实则自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据说胡适的“这一直谏几天以后即起了效应”:中央社9日电,报导蒋介石的一个解释:“日前手令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国文字年号”事,他说该手令是“命令行营政训工作人员”的,“而政训处竟送中央全委通令全国,实属荒谬。我蒋介石非中央党部,非政府。我的手令如何能给中央宣委会,且通令全国,岂非笑话。望职员以后办事,务须认清系统,明白手续,方能为在上者分劳,不致将事办错云!”胡适对此事的评说是:“各报所载文字相同,可见是他有意发表的,此事可见他知错能改过。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1934年4月10日日记)。而沈寂先生这样评说胡适对蒋的评说:“这细小的纳谏,增强了胡适的信心。所以胡适处处维护这个政权。当有人起来反蒋时,他就说:‘今日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减轻掀动内战,危害民国之大责任。’甚至说‘我们不反对一个中央政府用全力戡定叛乱’(作者王彬彬,《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
但也有人认为,胡适先生对国民党,骂是真骂,挺是真挺,没有为了政治目的而扭曲自己的真实想法。
如果是真骂,说明胡适是真心对这个国家;正如他引用丁在君的话:“我们中国政治的混论,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还赞成丁在君所说:“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1936年2月16日《独立评论》)。”
胡适曾说“牵牛到水边容易,让牛喝水就难了。”他的意思显而易见。他的批驳不但一针见血,而且还会给你敷上消炎药,告诉你怎么做才会更好地康复。可见其人“没有利心、没有名心,没有胜心。”或许正是看中了这点,蒋介石屡屡提出要重用他。
 从胡适日记中看,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之后继续进攻热河。3月3日,就在热河省省会承德失守前夕,胡适致电蒋介石,要求他立刻北上,率军抵抗。电文说:
“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胡适日记全编6》)”
  三天后,蒋介石果然北上处理热河事件。3月13日,胡适赴保定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在交谈中承认,按照他的估计,日军要进攻热河,必须从国内和台湾动员六个师团的兵力。由于没有得到有关情报,他认为日军攻打热河的消息,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谈到这里,蒋介石感叹地说:“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听了这些话,胡适在日记中气愤地说:“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胡适日记全编6》)(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或许从当初日本归国就注定了胡适要与蒋介石交往和“合作”,到了初次见面看到蒋介石在新书中赞同了自己批评国民党的观点后,胡适似是更加坚定了与其交往的决心。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古往今来似是一大定律了。
胡适曾在与蒋介石初期交往的日记说:“他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举。(《胡适日记全编6》)”
1934年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起 “新生活运动”。蒋介石的“三化”,是指“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南昌正式成立,蒋介石自任总会长。
一个多月之后,胡适在《大公报》发表题为《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的文章,点名批评蒋介石的这一举措。他说:“蒋介石先生近日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一个月之中新生活的呼声好像传遍了全国,各地都有军政各界的领袖出来提倡这个运动。”同时还提出几点意见:第一,我们不可太夸张这种新生活的效能。第二,新生活运动应该是一个教育运动,而不是一场政治运动。第三,“我们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他认为,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太低了,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因此,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让老百姓能够生活下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如何去过所谓的新生活。
1935年7月,蒋介石要召见罗隆基,胡适除了请他向蒋介石转达自己对中日问题的意见外,还对他说: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
  ,胡适曾在《改革政制的大路》一文中对蒋介石做了善意的评论:“他长进了;气度也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很不能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在这几年之中,全国人心目中渐渐感觉到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膀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了。”与此同时,文章也告诫说:“蒋先生应该认清他的‘官守’,明定他的权限,不可用军事最高长官的命令来干预他的‘官守’以外的政事。……倘若他能如此做,那才是真正做到了不独裁的全国最高领袖(《独立评论》第一六三号)。”
1937年4月底,胡适与蒋介石在上海会面。简短交谈后,两人开始了实质性的交往。
从此,蒋介石作为政治人物与文学人物的交往又多了一位,而且是颇为重头的。



反观蒋介石与文人的交往,均可用“利用”二字形容。历朝历代,文人与政治无不是这样的关系。据说以前不少文人选择隐居地都不会距离“首都”太远,这样万一皇上忽然要招用谁了,也能跑得更快些。
一直推崇儒学思想的蒋介石对文人可以说是既爱又恨。爱的是他们才,希望这些才都能为自己所用,皇帝都想“天下才子尽为朕用”。恨的是他们的才胆。因此蒋介石曾专政地关押过“救国会七君子”,曾“迫害”过郭沫若,也曾有过暗杀文人之恶事旧闻。
但蒋介石也确曾对一些责骂他的文人“网开一面”。譬如飞脚踹蒋的刘文典最终还是稳稳妥妥地去了北京任教。
还有人传说民国狂哲熊十力闹场蒋介石的生日宴,狂饮饱食之后,写诗丑化蒋介石,险些气疯了蒋介石。后来有人指出这是假闻。但是1946年,熊十力由重庆回到武汉,蒋介石由重庆乘船去南京,也途经武汉。他以“礼贤下士”之名,派人约熊先生会见。熊十力说:“要我见他,他算什么!”坚决不去。蒋介石只有无奈的份。
还有那个报人张季鸾,1927年12月2日,也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新婚次日,时任《大公报》总编辑兼副总经理的张季鸾就写了评论《蒋介石之人生观》,抓住蒋介石本人关于“婚姻和革命”的文章和言论方面的破绽,斥蒋“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点”,还骂蒋“不学无术,为人之祸”。可是奇怪的是,蒋介石看后,竟然大为叹服,主动与张季鸾结交。
在所有文人中,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与其的交往最为典型,文采斐然的陈布雷追随蒋介石大半生,到头来终于看破时局,心灰意冷。他给身边的人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些!” 猝然自杀。
据说蒋介石最早有意招用陈布雷时,没有钱,没有礼物,仅赠送一张戎装照片,亲笔签名:“赠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在他看来,政治上的志同道合,入伙加盟,无非也是一个男欢女爱、男婚女嫁罢了,大家合则来,不合则去,一如婚姻上的合合分分。
这一点倒与胡适的交往有点相像,看看民国期间蒋介石与胡适交往,似乎并无什么财物、房产馈赠的记录,有的只是一个普通位子,甚至堪称一份苦差事。譬如外交部长,到头来忙的心力交瘁贫病交加的胡适反遭到蒋介石的撤职和责骂。还有一些谣传:“听说陈老夫子向总统进忠谏,总统发脾气了,打了陈老夫子一个耳光,陈老夫子羞愧交加,便吞安眠药自杀了。”
但也有说法是,淮海战役失利之后,蒋介石在军政会议上,也表达了与崇桢皇帝相近的意思。大意为他如何如何英明,手下则腐败无能。追随蒋介石多年的陈布雷,见委员长在这个节骨眼上还不反躬自省,反而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不禁脱口而出:“一派胡言!”蒋介石愣了半天,脸色铁青地用家乡话说:“书生误国,看错人了。……散会!”后来,陈布雷自杀了。
用之前就知道是“书生”,用了人家大半辈子了,到头来反怪人家“书生误国”,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因此,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也逃不脱封建社会皇帝的心思,打了胜仗、稳固了政权什么都好说,败了、乱了就是你“书生误国”!不由得想起了袁世凯临死前好像说了四个字:“杨度,误我。”
胡适作为一介书生,他很清楚一旦入仕后:只交朋友,不做位子。



最大诱惑莫过于蒋介石力荐胡适竞选民国总统了,当时傅斯年提醒过他:“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季羡林先生也在书中有言:“ 有一度传言,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连我这个政治幼儿园的小学生也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骗局。可胡适似乎并不这样想。”
其实胡适何尝不知道什么是大粪堆,什么是一朵花?又岂能不知道蒋介石此举的背景和想法?
但说实话,如同每个女人都一个成为公主的心思,那个男人没有一颗做皇帝的心?
从胡适的日记看,当时曾反腐拒绝、答应,最后的意见还是推辞。在蒋介石的推荐意见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后,蒋也只得作罢。并派王世杰向胡适转达歉意,胡适如释重负,在日记中写道:“我的事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
几天后,蒋介石夫妇专门宴请胡适,不仅通报了会议情况,还讨论另外成立一个政党的问题。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蒋公向我致歉意。他说,他的建议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
   我对他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
   他再三表示要我组织政党,我对他说,我不配组党。
   我向他建议,国民党最好分化作两三个政党。(《胡适日记全编7》,第709页)
《李敖有话说》中曾这样说过:“有一个人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诚然,现在看来,胡适一生未入政党、未组政党的做法是可取的,他一生都在做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他曾经以范文正《灵鸟赋》中诗句所谓座右铭:“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做个“不自由毋宁死”的公共知识分子。做个可爱的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想想,一个国家能有这样几位自由的知识分子,堪称幸事。
胡适虽然不在政坛上,但他对于蒋介石的提议并不见少,而且口气严厉,用词刺耳:“必须认错”、“必须虚心”。蒋介石反倒像个孩子似的虚心接受。
1948年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这一天胡适迎来了自己的58岁生日。战事正紧,蒋介石特地派飞机将胡适接到南京,在蒋介石官邸度过了一个特殊的生日。
应该说,胡适是感动的,但是胡适却很不给蒋介石面子:“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0六三至二0六五页)。
后来,胡适还以温赖特将军在战争中被迫投降、却不失英雄本色的故事,意在劝蒋放弃抵抗。1949年4月下旬,胡适到达美国后向新闻界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胡适年谱》,第710页)
后来胡适就去了台湾。据说离开北平之前,胡适只拣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头记》。
早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就曾提出,如果胡适不走,就让他做北平图书馆馆长。这是流传最为广泛的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1948年2月,陈毅在小范围内传达了这个设想。北京大学地下党汪子嵩,曾请胡适的老乡兼麻将友郑昕转告胡适,希望他留下来。解放军围城后,一个地下党学生曾对胡适说,前一天夜里延安广播电台曾对胡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听了以后,却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他们会用我吗?”
 





对此,季羡林先生的说法是:“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话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分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这些小事都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总之,胡适还是去了台湾,跟着蒋介石走了。或许在离开了大陆时,在跟随者蒋介石在海上漂泊时,还在遥望着家乡,低吟着陶渊明的《拟古》第九首: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胡适到了台湾还是“不老实”, 继续反蒋(且听下回分解)。
        来源:《蒋介石与民国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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