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第十八章
【原文】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译文〗
〖解读〗
这一章在郭店简本《老子》与之有着根本的不同。简本云：“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臣？”老子的本意应该是如果大道废驰，如何有仁义可言？如果六亲不和，如何有孝慈可言？如果国家昏乱，如何有正臣可言？也就是指出人们在思考“仁义”，“孝慈”，“正臣”这些道德观念沦落的同时，要更加深入的思考，它们沦落的根本原因是不是因为背离了“道”这一根本的原则。孔子也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实质上也是在强调“道”、“德”更加根本的作用。从整个历史和社会而言，仁义孝慈的沦落，恰恰就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从根本上违背了道，违背了德。所以不管孔子如何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道德的沦落是不可辟免的，孔子终其一生也无力回天。
那么老子和孔子作古之后，天下进入战国时代，整个社会的道义精神跌至了谷底，世事更加混浊不堪。那么这个版本的《老子》所描述的恰恰应该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此时大道已经彻底地被废弃，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虚仁假义之说，故而能够大行其道。所以《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那么这一句，是更早的《老子》中所没有的。恰恰说明，老子当初“反智”的主张并没有得到社会重视，人们对于智力的滥用更加是无复以加，阴谋诡计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同时也说明《老子》的修编者在这样的世情面前有可能出现了更加极端反智的思想。统治者内部兄弟操戈，父子相残，为了权力和地位，六亲不认，骨肉相煎。孝慈之说，故而往往被人们所屡屡提起。国家昏乱不堪，朝堂上才会出现忠臣。在郭店简本中，此句作“国家昏乱，安有正臣？”所谓“正臣”者，就是辅正之臣，按照当时更古的制度而言，正是为了防止国家的昏乱，天子权力是有限的，大臣的权力与后世相比要大得很多。如“伊尹放太甲”、“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从这些就能够略见一斑。按照《尚书》的说法，“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也就是说，对于司法，文王都不敢过问和干预。所以，正是因为古人的大臣往往有“正其君，校其失”的实权，所以国家往往不会陷入昏乱之用。也正是因为当时君臣地位的相对平等，所以也没有后来的所谓的“忠臣”之说。那么，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实际上，在更古而言，恰恰就是制止，防止。对君王失道之处，作为大臣就必须加以制止，防止，那么这个“止”就不是局限于极力劝谏，去职抗议。所以老子说“国家昏乱，安有正臣？”而不是说“忠臣”。
当然春秋时期的历史，我们也能经常遇到“国人暴动”一说，实际上在春秋之时，在君主的废立和国策的选择上，大夫、士人、甚至工匠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但是这种民主遗风似乎在当时社会风气下，也没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而且往往成为当时贵族捍卫既得利益，阻挠和反对君主进行社会改革的工具。一些所谓的“正臣”，“忠臣”也不过空有其名。所以《左传》云：“上思利民，曰忠。”把“利民”作为忠的根本标准。按照《老子》逻辑，“大道废，有仁义。”那么后世所谓的“忠”，恰恰就是统治者“不思利民”，而只思利已的结果。用今天的话说，后来封建统治及其思想所提倡的“忠”就是“愚忠”。类似于“忠”含义会发生巨大的变异一样，应该说，“仁者亲亲为大，义者尊贤为大”，“门内绝义，门外掩仁”这样的仁义观大行其道，恰恰就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老子》指出“大道废，有仁义。”实际上就是针对这样的仁义观出发的，那么其所指出的问题，和简本《老子》中“大道废，安有仁义？”想表达的并无二致，只不过，“仁、义”二字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仁，含义要广博得多。他只说“仁者爱人”又说“遍行五者于天下为仁。”孔子没有突出任何的血统观念，反而强调君子“群而不党”。正所谓“五族为党”，而“五族”恰恰又是指“五服之内亲”。所以说，孔子的仁学，恰恰有突破血缘意识和乡土观念的倾向。而在《中庸》里，“仁者亲亲为大”这样的观点就十分明确地突出血缘意识和血统观念。那么可见儒家思想的发展对于孔子之说而言，是极大的退步和反动，甚至是在根本理念上的完全颠覆。基于仁义之说的嬗变，对于《老子》之说的流变，也就迎刃而解了。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