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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语文网 黄季刚先生曾以“音韵在二者(文字、音韵、训话)为纲领,为先知”的话来定位音韵学的地位,并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若将其归于形义,则可为传统语言文字学之锁钥”。徐复先生作为他的嫡系弟子,得以倾听其教诲,得其思想精髓,并多所创建。
一.创立变音叠韵词理论
自程瑶田创作《果赢转语记》以来,传统小学家对于连绵词由于语音关系引起的变化已做了很多研究。这个语言特点的基本规律是相关位置上的音节总是发生同步的变化,如:“叮玲当琅”,“叮”变为“听”,声母由不送气变为送气,那么相应的“当”变为“锁”,亦为送气:“玲”变为“东”,韵母由ang变为ung,那么“琅”也要变为韵母为ung的“珑”。其余的用例依次类推。
后来,沈兼士著《连绵词音变略例》,对这一语言特点有所研究,但是,由于举例甚少,难以观其系统。直到1986年5月,徐复先生在《语言研究集》第一辑上发表了《变音叠韵词纂例》,详细地论述了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并把这种现象所涉及的词命名为变音叠韵词,“把原来不是叠韵的双音节词,通过上字或下字的改读,变成唇吻调利、语音和谐的另一个双音节词。这种变音叠韵的特点,就是变过音的上字或下字,必须与原来未变音的上字或下字是双声(或古声母相近),它的韵部还必须和不须变音的上字或下字同化,要求同在一个韵部或韵近的部里(也包括一部分上古韵部)。”
徐先生的这一理论,受到季刚先生“二物相挟而变”理论及“叠韵词往往互音”理论的启发。“二物相挟而变”理论认为“古声既变为今声,则古韵不得不变为今韵,以此二物相挟而变”,即古声和古韵是在相互作用、相互促使下向今声和今韵发生变化的。黄先生说的是同一音节声母与韵母之间“相挟”发生的变化,徐先生则是指明具有密切关系的两个音节之间相互影响,即“相挟”发生的语音上的变化。而他的“叠韵词往往互音”理论又认为“凡连绵词其声变者,无不有关于韵,其韵转者,亦无不有关于声。当考异音复词往往一变而为叠韵语,再变为叠字语”。两人的理论最终的落脚点存在的差异较大:黄先生强调的是结果,对于过程缺乏论证,徐先生则强调的是“变”的过程,他深入而系统地论述了异音复词是如何变音为叠韵的。徐先生在继承了黄说的基础上,对这一语言现象作了理论的总结与阐述。
二.将音韵学引向实用领域
徐先生一直主张学术为社会服务,学问为现实服务,读一书同解决问题相结合。他的许多音韵学著作就体现了这种精神。
1.利用音韵的成果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
抗日战争时期,徐复先生辗转于巴蜀、西北等地,就地调查方言资料,风土人情,学习了蒙、藏语言,于1945年3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阔氏读音考》一文,进一步科学地证明了白鸟库吉关于匈奴为蒙古种的历史现实。另外,徐复先生还在1946年发表《守温字母与藏文字母之渊源》一文,通过两者的对比研究,认为:“汉藏语言,同为单音语系。西藏至唐时始创字母,共为二十,系增损梵文而作者。汉文字母,由反切之演进,而经归纳法以成,虽曾参用梵文,而大半仍袭西藏字母之组织与次第。”这一发现纠正了世代以为守温字母出于印度梵文的说法,夺回了本属中国的“版权”。
2.注意用音韵学知识解决训话难题
(1)从语音上入手来揭示文献用语的确切含义
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躁者自余病,即饮以消食一齐,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作如是句读者如日本浅川资言,他在《会注考证》中认为应该在“豆”字处绝句,“比”,字连下读,他引曰:“比,比年之比。”但是,徐先生认为:“当以‘豆比’二字连读,豆比为小豆。《颜氏家训・勉学》有云:‘吾在益州,与数人同坐,初晴日明,见地上小光,问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竖就视,答云:‘是豆逼耳。’相顾愕然,不知所谓。命取将来,乃小豆也。穷访蜀土,呼粒为逼,时莫之解。此文豆比正与豆逼音近,故同训小豆矣。”这样徐先生结合古音、方音解决了上述疑难问题,同时还可见古人重音不重形的语言学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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