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老解老读《老子》第八章

8.第八章

【原文】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解读〗

8.1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老子认为上乘的美德就如同水的品性一样。水善于滋养生命，润泽万物，而与世无争，处在众人所厌恶的地方，所以接近于道。

《老子》经常借用水的特征来阐明道的规律。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正所谓“处众人之所恶”。而这种处下不处上，处卑不处尊，处贱不处贵的思想正是《老子》所崇尚的。如以下各章，均是老子相关思想的体现。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谓地无以宁，将恐发；谓神无以灵，将恐歇；谓谷无以盈，将恐竭；谓万物无以生，将恐灭；谓侯王无以正，将恐蹶。故贵必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是其以贱为本也？非欤？故致数舆，无舆。是故不欲琭琭若玉，珞珞若石。《第三十九章》

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胜牡，以静为下。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邦者，不过欲兼畜人；小邦者，不过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则大者宜为下。《六十一章》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也。天下乐推而弗厌也。非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争。《第六十六章》

诚如其所言，作为侯王，其身之贵必以贱为本，其位之高必以下为基，“自谓孤、寡、不谷”。作为邦国，老子认为“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并指出在大国和小国的利益上，“夫皆得其欲，则大者宜为下。”

最后，老子指出“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老子之所以这样认为，恰恰从“水几于道”出发的，诚如其所言“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为百谷王。”

8.2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8.2.1 居善地：天为上，地为下，上善之人居下，不居上。实际上也就《老子》所说的“处众人之所恶”。

8.2.2 心善渊：渊的本意是指深水，后来特指深潭。深潭往往波澜不兴，却湛而不腐，所以并非是“水出地而不流,命曰渊水”，恰恰是因为其往往与地下的水系沟通，所以实际上静水深流，常年不绝，往往是江河之源。因为其地势低下，虚而有容，既可容纳地表之水，又可汇集地下之泉，故遇久旱而虚而不竭，遇大涝而虚而不盈。正是因为这种“不腐亦不流” ，“不竭亦不盈”的特征，所以“渊”在这里指种一种清虚恬静，知源悦纳，宠辱不惊，淡定从容的心态。

8.2.3与善仁：这里的仁，实际上就是一视同仁。也就老子说的天道无亲，圣人不仁。

8.2.4言善信：老子对于信，往往有自身独到的理解。如：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哉。（第十七章）

信不足，焉有不信。（第二十三章）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第三十八章）

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得信矣。（第四十九章）

夫轻诺，必寡信。（第六十三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第八十一章）

根据以上的言论，老子关于“信”有如下几个观点：

1）不要主观的断定和猜疑别人不可任信。用孔子的话说“不逆诈，不亿不信”。那一点主要体现在“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得信矣。”给合其具体章节，实际上这也是针对宗族和血缘意识中“非我族内，其心必异”的主观偏见而言的。

2）不要轻易地做出承诺。老子指出轻诺必寡信。强调“犹兮其贵言哉。”《论语》亦云：“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又云：“以约失之者，鲜矣。”当然主要是指作承诺的人主观上并没有欺骗的愿望。

3）不要做出虚伪的承诺。老子指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同时强调“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4）不要违背自身的承诺。《左传》云：“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

5）不要刻意树立自身的威信。这是老子独到的视角。老子说“信不足，焉有不信。”这一句如何理解？正所谓希望越大，往往失望越大。在老子看来，圣人不会刻意去强调自身的信用，百姓就不会对于圣人抱有过高的欺许。既然百姓对圣人仍然都抱着“信不足”的态度，自然而然也不会出现过高的心理预期。既然不存在这样的心理预期，又如何会失望呢？

而反观后来的包括儒家在内传统文化一直有着一种强烈地“造圣”意识恰恰是违背了这一点。儒家往往把圣人吹捧到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程度。以孔子为例，孔子固然是大贤，但是诚如其身所言“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往往认为孔子是完人，没有任何缺点，任何瑕疵，他的思想不容置疑，无法超越，他的地位高不可及，无人可替。所以两千多年来，孔子的形象是无比神圣而不可动摇。然而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我们意识到孔子的思想也存在其自身局限性。但是两千多年造成的完美情结，使得许多人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孔子不可避免的一些时代局限往往竟能导致人们对于儒家信仰的破灭，甚至危及传统文化的承传。

特别在几千年来，在儒家思想的流变中，其所谓的“孔子”的形象和思想和先秦时期真正的孔子已经相去甚远。实际上封建统治者和儒学自身一直在利用孔子在民间的影响力，一方面树立了孔子所谓圣人地位，同时又利用人们对于圣人的崇拜心理，扩大自身的影响，求得和维护自身的正统地位。一些儒学末流，更是百般曲解孔子的思想，并把持对经典的解释权，从而夹带私货，大售其奸。更加令人发指是孔子思想中不足甚至局限，本来应该加以完善，有一些观点甚至要加以摒弃，但正是因为其有利于封建统治和宗法观念，所以儒学末流反而大加美化，继而无所不用其极。

同时，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吸收如道家、法家、阳阴家、农家等百家思想，但是儒学对百家思想的吸收有精华，也有糟粕。儒学尊孔子为圣人，在封建时代里，人们自然认为儒家就等于孔子，且儒家所有思想都造端于孔子。在当时而言，儒学作为正统思想，在人们眼里只有精华，并无糟粕。这些所有精华都是孔子一人的智慧。诚如《中庸》云：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并云：“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问题是历史发展到今天，事实证明这都是儒家自身对于孔子无复以加的粉饰，登峰造极的吹捧，无限上纲的抬举。但是在当时而言，在人们眼里，儒学思想所提倡的一切都是孔子的贡献。正因为儒学与封建政治的纠缠不清，孔子与儒学思想的纠缠不清。当封建社会被历史所淘汰之时，封建政治所绑架的“儒学”必然也会随之被打倒。当“儒学”自身被打倒之时，随之坠地的必然也包括被其所绑架“孔子”。因为曾经的名归孔子一人的所谓百家精华，则被视之为孔子一人的糟粕。这样孔子自然而然是在劫难逃。

如果当初，不是儒家末流和封建文人极力吹捧孔子，世人对于“孔子”和“儒学”也不会有那种近乎迷信的膜拜和盲从。而没有这种无复以加的迷信，中华民族也不会遇到多深重的灾乱和痛苦。没有这种灾乱和痛苦所导致极端失望，则世人也不会对真正的孔子和儒学报之以如此极端的态度。正如老子所言“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当然，现在儒学跟封建政治彻底脱钩了，实际上也迎来了自身的解放。对于传统文化的继续研究将更加自由，使得我们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把儒家和封建专制思想条缕分明地一一加以剥离。对于孔子也是一样。孔子走下圣坛之后，儒家思想也不再作为社会的“正统”思想，也使得我们有可能将孔子的仁学和后世的儒学进行剥离。孔子也好，儒学也好，即使被打倒也只是暂时的。即使在封建社会里，孔子和儒学的地位也同样是几起几落，时间跨度有时甚至长达几百年。当然，这个地位是指所谓的正统地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站在民间的角度观察。孔学和儒学发展从来没有中断过，正如子贡所言“文武之道，未堕于地，在人。”

如果不问是非，不分好坏，一味彻底打倒甚至践踏一个民族自身传统必然会导致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按照《老子》的观点，“反者，道之动”，正是因为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使世人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孔子思想和儒家思想中真正的精华并不会随着孔子圣人形象的解构和儒学正统地位的取消而失落，包括仁学和儒学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必然会重新回归。

   

孔子的仁学思想如果符合道的规律，诚如老子所言，必将是绵绵而不绝。唯一值得担心就是在复兴包括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过程中，要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能再次人为地抬高老子和孔子，杜绝包括老子和孔子自身在内的均有可能存在的圣人情结。否则，这将是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最危险的陷阱之一。正所谓“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历史发展对于传统文化的规律也是如此，抬得越高，必将摔得越重。从道家思想的发展而言，也证明这一点，道家思想相对儒家思想而言，并不曾显赫，但是道家思想也从来没有招致过像儒家那样极端的厄运。道家自然而然，从来也没有发出过那种“继绝学”的危急呼声。不得不说，道家学说显然也存在自身的问题，但是在“道法自然”的观念影响下，毕竟相对儒家要低调许多。事实上，从孔子开始，历朝历代的大儒，对于《老子》的学说均有很深的造诣和感悟，可以说个个是“于心有戚戚焉。”

值得一提的，道家思想融入儒家之后，其中的不足实际上也同样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细细研究传统思想的融合与流变，时常令人啼笑皆非。比方说，原句可能是《老子》上的，但不见得是老子说的；具体地解读见于《韩非子》，但是此书不见得是韩非子写的；而这个观点被纳入儒家却是董仲舒的所作所为，然而最后挨骂却是早已经在春秋作古的孔子。这样的例子在华夏思想发展史上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所以，从治学和治史的角度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笔糊涂账。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行大仁不顾小义，快刀斩乱麻，秋风扫落叶，一起被打倒是情有可原的。从而我们也能理解，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反对孔教，但是并不反对任何人“私淑于孔子”。另外像当时“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这样的言论也是相当的理性和独到。但是民族独立自主，国家救亡图存之后，有了更好安定的局面和氛围，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则更加应该继续和深入，而不是一味的否定和糟蹋。类似于文革那样的运动绝对是深重的文化劫难。但是文革十年，放到华夏几千年的历史之中，也不过是一瞬而已，所以其对中国传统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但是对经历过那一个时代的人们而言，却绝对是极其的不幸。从文革中迷信的盛行到后来人们普遍的信仰危机，同样也能从反面证明 “信不足，焉有不信”的规律。

8.2.5政善治：也就是老子说的无为而治。故而在此不再就此继续引申。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政治”一说实际上也由《老子》此语而来。治的本义是水名。后来引申为治水。理所当然，农耕文明的时代治水是头等大事。所以，大禹治水的事迹从上古流传至今。大禹治水改变了其父亲堵塞的做法，而是以疏导为主。大禹并不是一味的拦河筑坝或者加固提防，而是沟通了当时九条河流，形成一个利用自然条件来分洪的水系。实际上也就包含了无为而治的思想。

大禹的父亲鲧用了九年时间。从的治水方法来分析，还是有所成就，但是极可能因为行洪能力不够，其防洪的堤坝没有抵挡住一场十年一遇的洪水，导致了重大损失，故而被杀。而大禹治水应该在其父亲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取得的成功。大禹治水据说用了十年，而且是在其父亲的基础上,跟他父亲所耗费的时间差不多。所以，从这一点而言，无为而治并不比有为而治来得轻松，但是能够取得理想的结果。

后来，往往把施政称之为“治理”，治作为动词，其本义是治水，理作为名词是指玉石上的文理，作为动词，就是攻玉之意。也就说“治”强调借势疏导，往往是比较柔性的。而“理”的本义是雕琢玉器，其引申出来的含义，往往应该是比较刚性的。也就是“治”强调无为的一面，同时也相对来说，往往针对比较宏观的层次，而“理”强调有为的一面，但“理”往往有使事物脉落清晰、条理分明、秩序井然的含义，所以更加接着具体操作的层次。对于政事而言，无为和有为均不是绝对的，治理二字联成一词，成为施政的代名词，恰恰体现是古人不断完善的辩证思想。而这个词在《荀子》的《君道》篇中首次出现，而荀子恰恰是战国末年的思想巨子，其对先秦思想的整合有着极大的贡献。，荀子“隆礼重法”的思想才是历史上每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所奉为圭臬，而秘而不宣的正统思想。当然的荀子思想，除了吸纳了道家的一些观点之外,既包括了儒家的理念，也包含了法家的思想，，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超稳而低效的统治得以持续地维持，恰恰就是这种思想的使然。当然，荀子的思想也会发生流变，封建统治者也不可能全盘接受荀子的思想。如果说儒家思想是正统而非主流，荀子的思想则是主流而非正统。

由荀子发展而来的这种思想防止了华夏民族出现解体，变得四分五裂，甚至跟欧洲一样长期陷入战争之中，至今不能统一，从而“中国”一说将不复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封建统治是超稳定的。但是中华民族在这种超稳定中，特别是宋明以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是极低的社会效率，甚至一度走到亡国灭种的边缘。

历史发展到今天，老子提出“政善治”的无为观点仍然值得借鉴。对于中国历史的出现过各种传统政治理念凡有存在积极因素的都应该加以吸纳。善于利用传统文化中已经具备的根基，尊重历史沿革的事实，跟吸取来自西方的既有文明成果一样，都是顺道而为，无为而治的应有之意。否则将传统文化的既有基础弃而不用，跟把西方文化的既有成果弃而不用一样，均是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更加要注意去芜存精，去伪存真，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但这样的审慎诚如前面所言，无为而治并不意味着轻松，有时甚至更加耗费时间和精力，所以切不可因为急于求成，思治心切而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削足适履，生搬硬套，从根本上违背“道法自然”的原则。

同时，更要防止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沉渣泛起，甚至借尸还魂。更要防止西方文化中垃圾破门而入，甚至泛滥成灾。因为阴暗的事物往往更容易互相结合，所以，在这一点上必须积极有为，而不能强调无为而治。否则其结果必然是绝对的堕落和深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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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事善能：即度德理力,理力而行。左传亦云：“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 衡量自己的德行是否能够服人，估计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胜任。过去一般指统治者或有影响的人在重要行动前对自己做充分的估量。

通俗讲的，就是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所谓“事”，古者“事”与“仕”是通用的。（所以仕也不一定是做官。）治理国家，古时大事曰政，小事曰事。所以上一句，老子强调“政善治”，接下来就说“事善能”。

《老子》认为推行政事既不能自不量力而蛮干，也不能力不从心而勉强。按照这个原则，统治者在理财上必须量入为出，因陋就简。在措施上必须量体裁衣，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

8.2.7动善时：指相机行事，见机而作，顺势而为。“动善时”就是因时制宜。因时制宜，指按照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如孔子所云：“行夏之时。”也就是说按照有利于农耕的原则采用最合理的夏朝历法。又如孔子所云“使民以时”也是指按照农业生产的规律来使用民力，不误农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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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老子》的思想本来是强烈地反对战争和谋略，但是经过流变，特别是兵家和谋略家的发挥，“动善时”更加强调对于特殊的时机、机遇的把握：

首先是识别时机。要做到“动善时”，首先要能够识别机遇，判断时机。否则就是一句空话。而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关键是深入对于“道”的认识，从而把握万事万物演变的规律，才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

其次是等待时机。明知道做事情的主观和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却因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结果霸王硬上弓，是不足为取的。同样也不能起于一时之忿或者激于一时之义，而失出理智，不顾后果。

当然坐失时机也相当可惜的，虽然老子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在等待时机过程中，一方面要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成熟。同时也要蓄精养锐，未雨绸缪。这样一旦时机到来，不至于望之兴叹。同样古人云：“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时机的出现往往就是稍纵即逝，一去不返，所以必须审时度势，当机立断，而不能畏首畏尾，首施两端，以至于优柔寡断，犹豫不决。

必要时宁可破釜沉舟，也不能举棋不定。往往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即使孤注一掷，也好过坐以待毙。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外其身，而身存。”当然，老子“贵生”，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轻易“置之死地而后生。”

8.3 夫唯不争，故无尤。

    老子反对人与人之间，特别统治者与民争利。他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出发，认为只有“不争”才会“无尤”，不会为自身招祸。

    他主张“与世无争”。

如：

不尚贤，使民不争（第三章）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第八章）

而《老子》之所认为“夫唯不争，故无尤”，是因为他天地万物自身规律的认识，总结了“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根本规律，如：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

非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争。（第六十六章）

既然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自然是无尤。

所以，老子极力推崇“不争之德”。如：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弗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第六十八章）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第七十三章）

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第八十八章）

孔子则从不争之德出发，提出“已欲达而达人，已欲立而立人”的观点。正是孔子对“不争之德”述而不作地阐明。在《老子》里所谓的“德”跟《论语》中的“德”在内涵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老子所讲的“德”往往并不是纯粹的道德观念，往往还包括“得到”之意，有时也接近于“福”。老子往往是从基于个人的利害因果关系来谈问题。比方说，他之所以主张不争，是因为发现了“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规律。因为这样做就“无忧”，也就是说对你自身有好处。

儒家则不然，如孔子说：“君子不争，必也，射乎。”又说：“君子矜而不争。”实际上，孔子就是说如果想做君子，就要不争，否则就不是君子。但是至于做君子有什么好处，孔子基本上是不谈的。因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当然孔子也不是完全不讲私利，他说“耕，馁在其中矣，学，禄在其中矣。”在指出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的同时，也隐含着“有德必有得”之义。

孟子则更加绝对说：“人无谦让之心，非人也。”按照孟子的观点，一个人有争夺之心，就不能称之为人了。所以，儒家的讲的“德”往往是不问缘由，不问得失，不计利害的绝对道德观念，真正的儒者在做出道德抉择时，往往是不考虑个人得失的。而老子讲的“德”则不然，老子并不是从道德伦理出发，去阐发“德”。它是按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一个人如何去做，才能得而不复失，一个人如何去为，才能成而不复败，一个人如何去行，才能福而不复危。所以老子的出发点不是一时的成功，因为历史证明成功并不难，难得是恒久的保持。

如何才正确理解《老子》的思想呢？，老子的思想是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他只是揭示自然和历史规律，而不对作其任何的真正道德意义上的判断，而只作“价值”判断，也就是从成败出发。所以，实际上老子出发点是讲人世生死福祸的规律，而不是人世道德伦常的意义。但老子在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影响下，得出了“有德方能有福”的结论。

其次，老子同样的也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孔子说“窃比如老、彭”。如《老子》云：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

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

老子跟孔子相比，其立场更加接近于一个冷静而清醒的旁观者。他之所以“述而不作”跟孔子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民不可，使知之。甚至认为“知”就是“知人”，也就是使人变得明智。老子主张绝学无忧，绝智弃辩，并指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所以，老子述而不作，是针对圣人，天子，侯王而言的，特别是天子。所以《老子》经常提到圣人，天子，候王。在老子和孔子被推为圣人之前，这个圣人是有所特指的，也就是上古三圣君。三代之后，仍然也有天子，也有诸侯。实际上老子就是说当时的天子或侯王如果想成为圣君，应该如何做。

在老子看来，夏朝、商朝、周朝的兴起并不难，正所谓守业更比创业难。老子所处的时代，也是正是周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的时期，天下的问题是初露端睨，正所谓“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所以老子反复地讲“物壮则老”道理。并提出解决之道就是“复”、“返”。他指出“天下有始，可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进而主张“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这是在“道”的层次上阐明其“复归”的观点，实际上就是防止过犹不及。所以老子提出“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能蔽复成。”反对把事情做到极至，否则就是自取灭亡。从西周到东周的嬗变中，周王朝的统治基础也已经开始动摇，但还没有进入到春秋后期的严重动荡之中。老子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自身的思考。

    所以，老子的“道”作为规律讲的时候是指天地之道，老子的“德”实际上讲的就是当时天子、侯王如果要避免自身潜在危机和厄运应该如何做。老子讲的“德”也就是趋利避害，趋福避祸之道。所以，老子往往从天子和侯王自身的利益出来谈问题，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老子》总结了“道”的普遍规律，但是其主旨还是在“道”的基础上阐明“德”，为天子、侯王揭示统治之道的基本规律。老子从当时社会问题出发，进而提出了自身的政治主张。

《老子》所云，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也没有哪位天子和诸侯在意老子的警示和劝告。所以，周王朝的社会动荡必然是日益加剧。但正是因为老子的道德之说，是从道和德这两个最为根本的层次来揭示规律，讲述又是统治之道。所以，进入春秋末期以后，《老子》在民间却有了一定的影响，引起了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的注意。这些学说流派均在《老子》的思想中各取所需，仁者见仁，智者见仁，并且加以发挥。也使得老子的思想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得到了体现和运用。但是在这个历史阶段，老子无为的思想并没有引起注意。用子贡所说过一句话来说，对于老子的思想，也是“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孔子对老子的无为思想还是极力推崇的，并且做出了最为正确的理解，但是儒学此时自身也在形成的过程之中，也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

战国之时，诸侯征战早已经不是为了争当一方盟主，而是你死我活的灭国战争。所以，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也不可能被统治者采纳。但是老子的“愚民”思想却已经被法家思想所吸收，并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秦国强大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利用了这种阴暗的力量。比方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也就是这种观念使然。老子的无为思想真正被统治者所重视在秦国几乎一夜之间灭亡的教训之后。所以汉初的统治者比较推崇道家学说，老子和《老子》一道名声鹊起。但是汉初的无为而治，虽然达到“休养生息”，恢复社会元气的作用，但是实际上也带来了汉朝的隐患。汉王朝在立国之初，同样分封了一大批刘姓诸侯。在汉初无为而治的政策下，这些刘姓封王也开始日益坐大，甚至一度挑战当时天子权威，无异于养虎为患。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也一度成了刘姓封王抵制中央集权的借口，最后发展到七国之乱。对道家思想的研究，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他组织编写了《淮南子》一书，可以说进一步发展了道家学说。然而，这位强调无为而治的准南王却是一个地道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最终因为宾客和孙子的告发而被汉武帝所诛除。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刘安花费极大精力研究道家学说，甚至讲得头头是道，却没能习得老子思想的精义。还没起事就已经身首异处了，还谈得上什么功成身退，完全是自遗其咎，玩火自焚。

可见，《老子》是一本很奇特的书。有一些人读《老子》，最后能达到少私寡欲，见素抱朴的境界。而另一些人读《老子》，也能读到机关算尽，野心勃勃的地步。所以，读《老子》首先认识老子讲的“德”首先围绕的是趋利避害，趋富避祸，但是因为老子的观点是建立的道的基础上，所以在谋略的角度往往也能得到印证。孔子也注重谋略，亦云：“小不忍乱大谋。”并指出“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老子云：“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所谓“坦然而善谋”，可见老子本身并不反对谋略，但是强调阳谋，反对阴谋。

自然《老子》也可以视为成功学，但是老子成功学的前提就是“功成不居，功遂身退。”如果对这个成功的定义完全没有认同，《老子》学说最好也不要看，方能做到绝学无忧。即使看了益处也不大，甚至会食而不化，走火入魔。其实从“功成不居，功遂身退”说法而言，《老子》这本书阅读对象当初定位是很高的，一般的贵族士人和平民百姓，往往还谈不到这些。老子云：“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老子在这里特意谈到“有罪以免”，所以读《老子》不妨首先抱着“不求有得，但求无过”的态度去感悟之。此亦谓之“心善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