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化義:推廣普通話与正统漢語的尖團音區分

原题  再論推廣普通話，不應砍尖音   作者 林化義    摘自  江淮漢韻

提要     本文论述了区别尖团音是民族共同语的传统语音，也是现代北方话（指推普以前）的大众语音；尖团合流是满洲旗人入关带来的语病；把尖团合流定为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是“国罗”派学者的左倾和幼稚。分析了尖团合流的多种危害：一是砍掉了42个尖音音节，把520个尖音字变成团音，增加了舌面音的同音字，损失了汉语十分之一的语音成分，降低了汉语传音清晰的功能，增加了中文信息现代化的难度二是破坏了声母和音节含字量的均衡，破坏了字音和字意与发声学的密切联系，破坏了形声字声符示源的功能，降低了汉字系统的科学性。三是造成了普通话群体语音在尖团音上的分歧和混乱。提出了推广普通话不应砍尖音，民族共同语应当重新区别尖团音的建议。

現代漢語承襲了“數人會”（由錢玄同、趙元任、黎錦熙、林語堂、汪怡、劉複六位江南學者組成）議定的“國語羅馬字”的語音體系，砍掉了尖音，搞了尖團合流。所有“新派”學者都爲此大唱讚歌，認爲是漢語發展的自然規律；而“老派”學者和廣大北方話社區特別是中原地區的老年人卻對此痛心疾首，以爲是謬種流傳，踐踏漢語,讓炎黃子孫“咬舌子”；以京劇界爲代表的各種戲曲界“至今講究尖團音的區別”。在尖團音問題上存在著尖銳的分歧。尖團合流是不是漢語發展的必然規律，有沒有人爲的因素，以尖團合流的語音爲民族共同語的標準音是否科學，對民族共同語的完善和發展有利還是有弊？對此類問題有必要作一番剖析，讓國人瞭解其來龍去脈,分清良莠之後，再決定棄取。筆者的拙見如下：

一、區別尖團音是民族語言的傳統
區別尖團音是漢語的傳統，不論是上古、中古、近代和現代（1955年漢語規範化會議以前）漢語北方話的大衆語音都是分尖團的，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早在造字時代，漢語就區別尖團音，這從尖音字和團音字的諧聲偏旁絲毫不亂的事實可得到證明。自從東漢末年有了反切注音的方法，尖團音的區別就更加明顯，凡是見系齊撮呼的讀音就是團音，凡是精系齊撮呼的讀音就是尖音，從切腳上字看得明明白白，例如:團音字“劍”用居欠切，“九”用已有切，而尖音字“箭”用子賤切, “酒”用子有切。自此一千八百年來，凡用反切注音的字書、韻書無不分尖團，較早的如梁的《玉篇》，較晚的如清的《康熙字典》,民國時的《中華大字典》。不止傳統的字書分尖團，就是洋人的字書也分尖團，早的如明末的《西儒耳目資》,晚的如1906年制定的郵政式拼音方案。最重要的是現代人制定的兩套拼音方案仍然分尖團：一是1913年全國“讀音統一會”審定的全國標準音——“老國音”裏分尖團，二是1931年創立的反映“北方話大衆語音”的“北方話拉新文字”裏分尖團。古今中外的字書韻書和拼音方案，無不證明分尖團是漢民族共同語的傳統語音。

二、尖團合流是“國羅”派學者的歷史性錯誤
既然分尖團是漢語的傳統，爲什麽現在漢語裏尖團合流了呢？這就需要追溯尖團合流的起因和經過。

（一）、尖音舌面化是滿洲旗人帶來的語病。
1644年清軍入關，數量衆多的以滿洲旗人爲主體的東北人進入北京。爲了統治的需要，他們都學習和使用了漢語。但滿語和漢語發音特點不同，滿人的舌身後縮、舌尖上翹，發zh組聲母時，變漢語的翹舌音爲“舌尖抵硬齶後部”的卷舌音；發z組聲母時，變漢語舌尖抵下齒背爲舌尖抵上齒背。舌尖抵下齒背發音的z c s 能自然和諧地與齊撮呼韻母拼出響亮清晰的尖音，而舌尖抵上齒背發音的z c s則難以和齊撮呼韻母相拼，即使勉強相拼，也只能拼出尖細刺耳的帶兒化音味的尖音，與傳統的尖音大相經庭。於是滿洲人就把尖音的發音舌位後移，發得近似於舌面音j q x 了，這就是滿人尖音舌面化的語病。清初的滿洲統治者，並沒認識到這個語病，自認爲他們說的話就是標準的官話而加以推廣。雍正皇帝就曾帶頭在朝堂上說這樣的尖團合流的官話，在南方開設的“正音書院”裏，定要以駐防的旗人爲正音教師。這樣，滿大人的尖音舌面化的語病就傳染給了在官場混事的漢族或其他民族的官員和知識份子。凡是滿洲旗人駐防、管轄、或居住的重要城市，尖音舌面化的程度就重，如北京、天津等地；凡是滿族人不去或少去的地方如山區和農村,尖音舌面化的程度就輕，或完全沒有。這種尖音舌面化的程度和滿語影響成正比的情況在全國隨處可見。滿洲貴族的這種語病雖被漢族知識份子發現，但懾於異族征服者的自尊,誰都不敢犯顔直諫,明白指出。清初的學者傅山，只能借談太原音進行曲折地批評。他說：“太原人語多不正——如酒爲九，九爲酒，見爲箭，箭爲見之類，不可能辨”。（見《霜紅龕全集．咳唾珠玉補遺》）。清軍入關九十多年後，滿族知識份子才自我發現這種語病，於是在1743年專爲糾正這種語病，分辨尖團音而出臺了《圓音正考》。但此時滿人的語病早已形成，“雖博雅名儒，詞林碩士往往一張口而失其音”,糾正此語病已是困難的事情。糾此語病雖然困難，但畢竟取得了成績，到道光年間，就有不少滿族人能分辨尖團音了。道光十年（1830年）烏紮拉氏文通序就反映了滿洲貴族認識和改正這種語病的情況。

（二）“國羅派”學者錯選語音
尖音舌面化的語病雖系滿洲旗人帶來，但又被滿洲旗人自行糾正，雖不徹底但在整個清代尖音舌面化都被看成是語病。可悲的是這種口齒不清的語病，反被左傾幼稚的“國羅派”學者當成了民族共同語的標準音。這種反常現象的出現有它的社會背景。

早在切音字運動和國語運動時期，中國的語文學界對漢語的語音系統就有極左派和穩健派的分歧。讀音統一會制定的“老國音”的語音系統，基本上代表了穩健派（或保守派）的意見，而極左派並不贊成。當時的極左派就是西洋派。他們深受西方語言學家的影響，認爲漢語及漢字極爲“野蠻”、“落後”，必須用英語、法語或世界語取代漢語，用拉丁化拼音字取代漢字。1908年吳稚輝的文章就闡明了他們的觀點。這種觀點遭到穩健派學者章炳麟的批判。“五四”運動時期隨著打倒孔家店“口號”的提出，這種極左思潮再次泛濫。1918年，錢玄同發表文章贊成吳稚輝的觀點，於是五四先賢們都認爲，要使中國不亡，就必須改革漢字和漢語，實現拉丁化。在此背景下，掀起了國語羅馬字運動的高潮。錢玄同、趙元任、黎錦熙、林語堂等通曉歐文的西洋派學者都成爲國語羅馬字運動的主將。

要採用國語羅馬字，就不能越出26個羅馬字母。用26個羅馬字母表示漢語複雜的聲、韻、調是極其困難的，就要求簡化漢語的語音系統。在他們看來，拼音文字和簡化語音有著相輔相成的關係。於是在1923年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五次常年會議上，國羅派提出《請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案》的同時，也提出了修改“老國音”，簡化語音的方案。那時北京音裏本有分尖團和不分尖團的語音分歧，凡受滿語影響輕的漢族民衆和女性，多能分尖團，凡是滿族人和受滿族語音影響重的官場知識份子多尖團合流。國羅派學者要簡化語音，就選中了尖團合流的語音標本，硬說尖音舌面化是北京音的代表，力主砍掉“老國音”裏的尖音，於是在1926年 “數人會”議定的“國語羅馬字”裏就搞了尖團合流，砍掉了尖音。“國羅”派學者的這一舉措，從認識論上說是漢字拉丁化初期階段的左派幼稚，從客觀效果上說是踐踏民族語言的歷史性錯誤。

（三）民族共同語要不要分尖團的爭論
“數人會”1926年9月議定出的“國語羅馬字”，11月就被“國語統一籌備會”作了非正式公佈。其公佈之速，足見當時的“國語統一籌備會”已經成了“國羅”派學者的一言堂。1928年，蔡元培又以南京大學院的名義作正式公佈，定爲“國音字母”第二式。這樣，“國羅”的語音系統就成爲法定語音，成爲所謂的 “新國音”。把“老國音”通過“國語羅馬字”改造成“新國音”，全是深受西洋語言學影響的“國羅”派學者一家所爲，從未徵求過老派學者的意見，更說不上讓全國學者討論。“國羅”簡化語音、合併尖團，遭到了以章炳麟爲代表的許多學術大家的強烈反對，但是“國羅”派學者已經獲取了南京政府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的霸權地位，誰反對也無濟於事。他們只認爲“國羅”“實於國語統一有甚大之助力”，只要求“俾利推廣以收實效”。主張民族共同語應區別尖團音的學者無計可施，只好另創分尖團的拉丁化新文字與“國羅”對抗。1931年，瞿秋白等共產黨人在蘇聯漢學家的幫助下，創立了分尖團的“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北拉” 和“國羅”的語音分歧，主要就是在是否區別尖團音上。“國羅”派學者爲了維護“國羅”的法定地位和語音系統，維護既得的名譽和地位，極力抵毀北拉，攻擊 “北拉”的分尖團是“國語不統一主義”，認定“他們那一套‘拉丁化的中國字母’是絕對的不適用”，斷定“新文字只有一種‘國語羅馬字’”（見黎錦熙《國語 “不”統一主義》1934年北京《文化與教育旬刊》第二十一期），“甚至還常常不是爭論學術問題而是摻雜著政治和黨派問題”，不惜借助國民黨政府的行政手段封鎖禁止北拉。儘管“北拉”遭到國民黨政府的封鎖和“國羅”派學者的反對，但它卻深受國人的歡迎，很快傳遍了神洲大地，得到了魯迅、陶行之、陳望道、等全國各界上千名知名人士以及延安共產黨領導人的擁護和倡導。就連擔任“國語統一籌備會”會長時一再強調“國音應以北京音爲標準”的張一麐先生和積極擁護過 “國羅”的南京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先生也積極支援了“北拉”。與此相反，尖團合流的“國羅”雖然獲得了“法定”地位，卻一直坐在“冷板登”上無人理睬。“北位”取代“國羅”已成爲衆望所歸。但“國羅”派學者大搞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拒不採納“北拉”分尖團的正確主張，利用已獲得的增修《國音字典》的職權，一意孤行地搞語音霸權，在他們編纂的《國語辭典》、《配文韻府》等等字書裏，依然堅持了尖團合流，依然使用“國羅”注音。

新中國成立後，在國民黨當政時被禁止的“北拉”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應用。北拉新文字不但應用于東北鐵路電報和海軍的手旗、燈號、無線電通信，而且應用於課本和字典注音、速記、索引以及外國人學習漢語方面。北拉新文字書刊的銷售量猛增，單是一部用新文字注音的《四角號碼新詞典》，從1950年8月到1955 年7月就出了42版，25萬多冊。“北拉”事實上已取代了“國羅”，成爲注音字母的第二式。“北拉”的受歡迎，也說明全國的下層知識界是贊成分尖團的，特別是以口舌爲業的說唱家更贊成分尖團。各種戲曲界，特別是京劇界，都“講究尖團音的區別”，因爲他們是從事“耳治語言”的實際家，需要用口舌去影響聽衆，生怕吐字不清晰，而不象那些主要從事“目治語言”的學者，舞文弄墨寫寫則可。建國初期的種種情勢表明，糾正“國羅”的語音偏差，在共同語裏恢復尖團音的區別是大有可能的。但是，新中國的文改機關，很快又被“國羅”派學者所掌握。新中國剛一成立，“國羅”派的元老學者黎錦熙就當上了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的付主席。不久，和“國羅”派同氣相求的滿族學者羅常培又當上了語研所的所長，國羅派學者陸續擠進語言文字部門，一步步掌握了“規範”語言的裁決權。從建國初到 1955年漢語規範化會議，雖有些學者提出重新分尖團的意見，但都被他們否定了。1956年到1957年的漢語方言普查，由於國羅派學者的誤導，致使許多方言調查員把分尖團的方言錯報到不分尖團的方言（筆者對此有調查資料）。這樣，羅常培、黎錦熙等權威負責人，又從方言調查的失真的統計資料中得到了區分尖團音的人占少數的根據，有了砍尖音更充足的理由。於是在《中文拼音方案》裏徹底否定了尖音，把尖團合流定爲普通話的標準音，把區別尖團音定爲方言。既然國羅派的尖團合流被定爲法定語音，國羅派學者的權威地位也就更加高揚，以致于把趙元任、黎錦熙尊奉爲“現代漢語之父”。“所有活著的搞語言工作的人都是他們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都爲尖團合流唱讚歌，都從語音簡化論的角度來論證尖團合流的科學性。但不論現代學者怎樣巧辯，歷史將證明尖團合流是國羅派學者的歷史性錯誤。

三、尖團合流的六大弊害
國羅派學者人爲地砍掉尖音，合併尖團，對民族共同語的完善和發展絕不是有利，而是弊害多端，撿列六條如下：

（一）、降低了漢語表情達意清晰、準確的功能。
語言是人類的交際工具，越簡捷明確越好，而尖團合流的作用正相反，本來一聽就明白的語言，反而所不明白了，比如，有人說“拿jian來”，聽的人是去拿 “劍”呢，還是去拿“箭”呢？再比如說：“他要開qiang了！”，究競是“開槍”射擊呢，還是要“開腔”說話呢？這樣的例子數以千計，因爲520個尖音字變成了團音的同音字，會造成無可計數的同音詞，這樣的同音字詞的大量增加能不降低漢語表情達意的功能嗎？另一方面，砍掉了42個尖音音節，正是砍掉了漢語總音節的十分之一，就像漢語的十指砍掉了一指，能不降低漢語的表音功能嗎？我們的祖先早就發明了“繞口令”的方法，訓練孩子們說話要咬清字，不要“咬舌子”，不要有惰性。國羅派學者卻迎和幼兒學語的惰性心理，硬要子孫後代去學“咬舌子”，難道不是把語言拉向倒退嗎？

（二）給文字改革和中文資訊的現代化設置了障礙
漢字繁難需要改革，而漢字改革不論是走拼音化的道路，還是走意音結合的道路，數量衆多的同音字就是攔路虎。要清除攔路虎，增加音節，分化同音字是最理想的方法，凡是爲文字改革動過腦筋的人都會有此體會。而搞尖團合流，砍掉漢語原有的四十二個音節，增加五百多個同音字，正是爲漢字改革設置了障礙。漢字改革，可以不必急於求成，但中文資訊的現代化卻是迫在眉睫急如星火的事情。尖團合流也同樣給中文資訊的現代化處理設置了障礙，因爲不論是電腦翻譯，還是人機對話……，大量同音字的存在都是令人頭疼的事情。

（三）破壞了聲母及音節含字量的均衡
乍一看，漢語的每個聲母和每個音節的含字量是不均衡的，但若對它作點分類統計，又發現它們的含字量趨於均衡。如：漢語裏有聲頭母23，平均每母含字 368。如果不搞尖團合流，三個舌面音裏共有字1075，平均每母含字360；三個舌尖音裏共有字1112，平均每母含字369。兩組聲母的平均含字量都與聲頭母含字量的總平均值368接近。搞了尖團合流，舌尖音的520字被遷移到舌面音裏，舌尖音裏只剩下592個字，每聲母含字僅有193，而舌面音裏增加到1595個字，每聲母含字高達532。舌尖音裏每個音節含字只有12個，而舌面音裏每音節含字高達40個，成了超含量大位元組的“重災區”。只要你翻翻《新華字典》，看一看舌面音和舌尖音的音節含字量，你就會發現尖團合流造成的這種音節含字量極不均衡的情況，你就會感到尖團合流的始作俑者並不比造字的祖先聰明。

（四）破壞了字音和字意與發聲學的聯繫
歷經四千年滄桑的漢字，在造字法上有著深邃的構思，每個漢字不僅形、音、意之間相結合，而且形音意又和發音部位、方法、態勢、氣流等聲學原理有密切的聯繫，字的意象和發聲學保持著和諧的統一。譬如：前後的“前”cian，是在舌的最前部發音；前後的“後”hou， 是在舌的最後部發音。再如用來描寫聲音的洪、細、圓、尖四字，“洪hong”的聲道寬闊，氣流洪大；“細si” 的聲道狹窄，氣流細小；“圓yan”的聲母是撮口，口型是圓形；“尖zian”的發音部位在舌尖。這樣的意象和發聲學和諧統一的例字並不是特倒，而是古人造字法的一個重要方面。大凡表示尖、細、小等意象的字，都用和發音部位相對應的舌尖細音（尖音）表示，如纖sian和線sian有細意，“箭zian”有尖意，“星sing”有小意。表示尖、細、小概念的字很少用舌根音和舌面音。拿團音字表示的物象和尖音字表示的物象作對比也能明顯地看出來這個差別。如劍 jian和箭zian，“鐧jian和剪zian、纖qian和線sian，它們在“尖細”程度上是大相徑庭的。古人造字，把字的意象和發聲學結合得如此和諧統一是多麽難能可貴啊！而尖團合流就破壞了這種字音和字意在發聲學上的聯繫，能說不是踐踏科學，褻瀆古人的粗陋之舉嗎？

（五）破壞了形聲字聲符示源的動能
漢字中90％的字是形聲字，它們是由形符和聲符拼合而成的。“但聲符的選擇也並非任意的，有很多是在音義關係基礎上，挑選具有示源功能的聲符”（見李國英《小篆形聲字研究》31頁），使所選聲符蘊含的意義在形聲字裏再現。例如：扡、釺、阡、纖四個形聲字的聲旁都是千，千的原始意義現在還不很明白，如果根據它的形狀和它屬於舌尖細音字兩點分析，“千”的本義可能是一端帶尖的細杆子。因爲用“千”作聲旁的字都有尖、細的源意素。如阡，是田間小路（陌寬阡窄）；扡、釺都是一端有尖的細杆；纖sian，有細的意思。而尖團合流之後，原爲團音的 纖繩的纖 ，簡化爲“纖”，用了尖音字的聲旁，一則破壞了聲旁的示源功能，因爲纖qian是繩中較粗者，沒有尖、細之意；二則混淆了尖團音兩大字系。單純的尖團合流，很可能只有百年之害，一旦人們認識到區別尖團音比尖團合流更好，把兩組字音分開就行了。但是把尖、團音的聲符混淆起來造新形聲字，危害就更大了。區別尖團音之後，象“纖”、“犧”這樣的字音，讀尖音好呢，還是讀團音好呢？

（六）造成了普通話群體語音的混亂
自古以來，漢民族共同語一直區別尖團音，這是無爭的事實。二十世紀初的漢語北方話大衆語音區別尖團音，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爲1913年全國“讀音統一會”由各省會員投票確定的“國音”是分尖團的，1931年問世的反映北方話大衆語音的“北方話拉丁新文字”也是分尖團的。國羅派學者一不尊重傳統，二不尊重北方話大衆，借著國語羅馬字運動的左傾思潮搞了尖團合流，其結果是攪亂了中華語音，造成了現代普通話群體尖團音的混亂，即老、男多團音，女、幼多尖音。學界也有了“女國音”（尖音）和“男國音”（團音）的稱謂。實際上，“女國音”和“男國音”的分歧，並不能以性別來界定，男性發尖音的也大有人在。這種混亂完全是由尖團合流造成的。因爲社會上廣大的群衆分尖團，而字典上卻把尖音字改成了團音（舌面音），解放前後的幾十年間，凡是上學識字的人（男性居多）都按字典的標音發音，學會了發團音，而不上學的人（女性居多）仍然按傳統習慣發音，分尖團，有尖音。這是形成老、男多團音，女、幼多尖音的主要原因。最近幾十年，男女都上學了，都學習尖團不分的“標準音”了，凡是受團音影響重的人就認爲jqx的發音近於舌面中部，他就發團音；凡是受尖音影響重的人就認爲jqx的發音在舌面最前部，接近上齒齦，他就發尖音。因爲尖音和團音，都是老祖傳下來的，活在現代人口語中的語音，你可以把箭（尖音）讀成劍（團音），我也可以把劍（團音）讀成箭（尖音），誰也沒有理由說誰不對。各級電視臺的播音員都儘量選取不尖不團的中和音，但這種中合音就像牆頭草，不是偏尖就是偏團。於是全國人民的語音出現了全團、全尖、偏團、偏尖以及尖團相混的混雜局面。

四、尖團合流論是荒誕不經的謬論
國羅派把尖團合流的語音定爲法定標準音，國羅派及其門派弟子們，就要維護法定標準音，編織尖團合流論。幾十年來，尖團合流論成了神聖的教條，就象中世紀的基督教教條一樣地統治著語言學界，對此，筆者須做點簡單評析：

一曰：“北京音裏無尖音”。這是自欺欺人之談。北京人的“女國音”就是標準的尖音，就是精系齊撮呼的讀音，也就是舌尖抵下齒背發音的z c s的細音。力主砍尖音的國羅派元老黎錦熙先生不願承認這個事實，只好巧言迴避，把尖音叫做“女國音”。其實“女國音”不是女性的專利，男性占了相當大的比例。

二曰：“北京音裏不區別尖團音”。這句話只對了一半，上文已有論述，1924年搞尖團合流的時候，北京人的尖團音分歧很大。從東北來的以滿州旗人爲主體的新北京人和受其語音影響重的官場人物及知識份子多不辨尖團，而作爲普通百姓的老北京人，特別是不接觸官場的家庭婦女仍然分尖團，筆者有調查材料可作證明。如果說筆者的調查屬於特例，而京劇界的分尖團應是通例。總不能說北京的京劇演員和京劇愛好者都不是北京人吧！

三曰：“分尖團的方言是少數”。這話是根據錯誤的資料得出的錯誤結論。因爲1957年的方言普查，得到的分尖團的方言只占北方話人口的20.3%的統計資料是極不真實的。那次方言普查，在尖團音方面，指導方言調查的國羅派學者誤導了方言調查員，使許多調查員把分尖團的方言錯報成不分尖團的方言（筆者的家鄉 ——臨沂地區就是典型的例證，筆者爲此走訪了當年的方言調查員），才得出了那種完全不符合實際的資料。據筆者幾年來的尖團音調查，漢語北方話社區，除了滿、蒙地區，其他地區都能找到區別尖團音的老年人。筆者還收集了包括北京在內的全國各地的幾十種地方戲曲的唱片、磁帶、和影碟，幾乎各劇種都有區別尖團音的戲曲名家。如京劇的梅蘭芳，平劇的李惟銓、豫劇的常香玉，越調的申鳳梅、曲劇的海連池，黃梅的潘文格，呂劇的郎咸芳，柳琴的秦懷英，越劇的袁雪芬……。難道說各種地方戲曲的名家的口語不能反映方言嗎？說分尖團的方言是北方話的少數，是絕對荒謬的。

四曰：“尖團合流是自然規律，不是人爲的”。這話成了國羅派學者的口頭禪。當今世界上，除了傻瓜，誰都會說自己的一套是科學的，是符合客觀規律的，當年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曾振振有詞。如果說尖團合流是自然規律，國羅派學者何必對“老國音”派和“北拉”派學者大動干戈，何必把尖團音看成“敏感”的問題，只許批判不許爭議？自然規律怕批評嗎？從尖團音爭論的歷史，清楚地看到尖團合流純屬人爲，而絕非自然規律。

五曰：“漢語從古至今的發展是逐步簡化的”。語音發展簡化論，是國羅派學者尖團合流的理論基礎。但這條理論不僅顛倒了漢語發展史，也顛倒了人類語言發展史。人類語言發展的真正規律是從簡單到豐富，從粗疏到精密，音素和音節是逐步遞增的（音素遞增規律），音位是不斷分化且分佈趨於均衡的（音位均衡軌律）。這兩條規律是人類語言發展的總軌律。
先看印歐語的發展吧。三千年前誕生的“比波羅”字母只有22個，發展到希拉字母就增加到24個，再發展成拉丁字母就是26個。原始的字母，基本上是一個字母表示一個音位，很少輔音組合和母音組合。社會發展，人事日繁，語言稱說的事物日異複雜，音素和音節也就複雜起來。到現代英語裏有了大量的輔音組合和母音組合，音位增加到48個，還不能滿足語言的需要，又增加了字母的變讀和變寫來敷衍，哪里有什麽語音簡化的蛛絲螞迹呢？

漢語的發展也不例外，上古語音裏沒有“舌上音”，沒有“輕唇音”，沒有“娘日”二母，更沒有現代的舌面音j q x。其聲母的數量很可能和保留古音最多的閩語相類似，大約只有十五音。中古後期，“舌上音”、“輕唇音”和“娘日”二母才分別從“舌頭音”“重唇音”和 “泥”母裏分化出來，精系齊撮呼（尖音）才從精系開口呼中分化出來。直到近代，舌面音（團音）才從舌根音裏分化出來。韻母方面，古代沒有ù介音，也沒有 er韻母。聲調方面，上古不但四聲不整齊，而且沒有輕聲和兒化音。從這些語音發展的事實看，能說從古至今是逐漸簡化的嗎？不錯，漢語從古至今的發展也有消失的語音成分，即消失了濁聲母（濁音清化規律），消失了以入聲爲代表的閉口韻（開音節規律）。語音成分有增也有減，音位有分也有合，但從總體上平衡，是音素增加大於減少，音位分化大於合併，音素遞增規律和音位均衡規律占了主導地位。國羅派學者，只看支流，不看主流，一葉閉目不見泰山，爲了給尖團合流辯護，就編造了語言發展簡化論，而此論是絕對站不住腳的！按他們的簡化論推理，現代漢語應當倒退：g k h 應和j q x合併，zh ch sh應與z c s合併，f應與b合併，n應與l和r合併……，合併成近似廈門話的上古十五音，或者更甚一點，聲韻合併爲一，象牛或羊那樣，只發一個“哞”或只發一個 “咩”就好了，就越來越簡化了。語音發展簡化論實爲倒顛黑白的無稽之談。

五、民族共同語應當重新分尖團
普通話是規範的民族共同語，而民族共同語語音的規範標準首先要正確。如果標準失誤，那是誤國誤民，貽誤萬代子孫。筆者認爲，民族共同語語音的規範標準應當有四條：
一、具有民族語音的傳統性。
二、具有全民語言的代表性。
三、具有發音簡捷省力，表音響亮清晰的科學性。
四、總體音素高於方言，超越方言，不能低於北方話基礎方言，更不能遷就一個方言點的語音缺陷。

如果用這四條標準來審查普通話，就會發現區別尖團音完全符合民族共同語的條件。所以筆者向學界奮力疾呼：推廣普通話，不應砍尖音，民族共同語裏應當重新分尖團！

看得不是很明白，比如这个“尖团”两音本身的区别不明白——倒是知道了在学术上，普通话与漢音的一个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