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康宜北大演讲“钱谦益其人及其接受史”

2011年5月17日，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到访北京大学。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将其共计8000多册的私人藏书——“潜学斋文库”捐赠给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随后孙康宜教授在北京大学做了为期一周的学术演讲。2011年5月23日下午，孙康宜在静园五院二楼报告厅所做《钱谦益其人及其接受史》是此次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此次讲座孙康宜教授以时间为线索，考察了自明末至今对钱谦益其人其文的接受史。
首先，孙康宜教授将钱谦益纳入明末清初的历史中审看，在18世纪60-70年代乾隆皇帝将钱谦益摒斥为“贰臣”之前，钱谦益于清初是最富盛名的文人。其诗作名冠当世，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诗人吴修祖在《书牧斋诗后》将之比作扬雄、蔡邕，王渔洋在前期也自视为钱氏传人（此处孙康宜教授亦有专论，见《成为典范：渔洋诗作及诗论探微》，2001）等。钱谦益虽仕新朝，但是仍以亡国之臣自视，特别是他所编纂的《列朝诗集》为前朝文坛整理故事，树立有明之文学，“使后之观者，有百年世事之悲，不独论诗而已也。”而其入清后的诗作也多描绘遗民的生平遭际及其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应对改朝换代所带来的摧毁性影响。最重要的是，钱谦益向读者展现了一位士大夫在社稷倾圮之际进退维谷、彷徨无地的困境。钱谦益凭一己之语，述明季遗民之同怀，故而于清初为文坛巨擘。其间虽有文人对钱氏降清之事略有诟病，终是小恶不防大美。
对钱谦益其人其文的评价发生逆转，出现在乾隆时期。1769年乾隆皇帝在上谕说，钱谦益“大节有亏，实不齿于人类”，钱氏那些含有反清意识的诗文在乾隆皇帝看来也并不是肺腑之言，只是一种“掩其失节之羞”（《清史列传》卷79）的手段，乾隆皇帝将钱谦益摒诸“反侧贪鄙”之“贰臣”的行列，刻于史册以诫后人，其著作也遭毁禁。究其根由，钱谦益诗文中多有诽谤满人之辞，得罪新主；而其变节之行，又为汉人所不齿，而前者实为乾隆皇帝贬斥钱氏主要原因。这可以与同入《贰臣传》的吴伟业略作对比，吴氏虽有变节之愆，入清后屡有思恋旧国之叹，但是始终谨慎言行，终未语涉新朝，其诗文也未受查禁，收入《四库全书》之中。乾隆皇帝对钱谦益的政治定位进而也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本身，如赵翼《瓯北诗话》认为钱谦益的诗文是“借陵谷沧桑之感，以掩其一身两姓之惭”，与乾隆皇帝的评价如出一辙。这种态度于清代一直占据主流，近乎定论，并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末汉人反满情绪再度高涨之际，乾隆皇帝对钱谦益的政治定位也随之发生动摇，如章炳麟最早开始请读者关注《投笔集》的写本，其中收录了许多钱谦益触犯时忌的诗，而在有清一代这些诗文都被钱氏后人乃至书商有意规避，以免遭牵连。章炳麟在《訄言·别录甲第六十一》中认为，《投笔集》所录钱谦益《和秋兴》108首“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之俶扰，未尝不有余哀也。”随后，此种论断以为学术界所认同，如徐绪典《钱谦益著述被禁考》（1940）肯定钱氏作为明朝忠臣的历史功绩，以谴责乾隆皇帝的“暴行”。其后，陈寅恪所作八十万言《柳如是别传》（1963）专门考证钱谦益与柳如是在明王之后所从事的反清复明活动，在陈寅恪看来评价钱谦益“应恕其前此失节之愆，而嘉其后来赎罪之意”。
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台湾学界对钱谦益其人其文的肯定也渐成主流观点，柳作梅所著《钱牧斋新传》（1960）首开其先，庄吉发、杨晋龙、廖美玉、简秀娟、范宜如、连瑞枝等人的论述继起于后。如杨晋龙在《钱牧斋史学研究》（1989）所论，中国史家倾向于一种“群体偏见”（group prejudice），所以个人很容易被划入某种类型化、脸谱化的“刻板形象”（stereotype），故而清代绝大多数批评家会以“乾隆之眼为眼，以乾隆之口为口”，而杨晋龙以为钱谦益在1645年开城迎降，于大兵压境之际挽救了南京百万生灵，实为义举，其笔下之钱谦益亦不逊于陈氏笔下之柳如是。1998年，严志雄的博士论文“The Poet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the Ming-Qing Transition”是首部研究钱谦益《投笔集》的英文专著。近半个世纪对钱谦益其人其文的研究，都反映出当代文化中对于重新评价固有观念日益迫切的要求。
最后，孙康宜教授总结道：史学或文学研究不可以脱离特定的历史情境而求之过严，责之过切。历史乃至文学史不过是一种编织故事的方式，即便基于同样的史实，由于论者性情气质以及阐释方式的不同，他们所重构的历史面貌也往往大相径庭，进而折射出论者自身所处的文化语境。


孙康宜来北大捐赠书籍的报道，可见：
http://www.chinareports.org.cn/Article/Community/201105/358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