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阅】盐谷温的元曲研究

盐谷温的元曲研究[1]
周阅
内容提要：盐谷温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对中国元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以及他所采用的近代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盐谷温将元曲纯粹地作为一种外国文学来对待，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客体对象；同时又将元曲置于世界文学的框架之中加以考察，具有了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方法；而且他对于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文化以及研究对象本身都有过切身的体验，这些都使盐谷温的元曲研究具有了近代性特征。此外，在文本资料的收藏和保存、对后学的培养和启发以及元曲的翻译等方面，盐谷温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盐谷温、元曲研究
Research of YuanLyrics by Shionoya On
Zhou Yue
Abstract:
As a famous sinologist in Japan, Shionoya On is also one of the pioneer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His research on Yuan Lyric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due to its originality. This is mainly manifested by his acknowledge on the artistic value and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e.g.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s and novels, etc., as well as the modern research method and angle of view he had taken. Shionoya On treated Yuan Lyrics purely as kind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made them subject of academic research; Meanwhile, he studied Yuan Lyrics in the framework of world literature with conscience and metho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esides, he had first-hand experience on the subject itself and on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the country the subject belongs to. All these factors show the modern characteristics of his research on Yuan Lyrics. In addition, Shionoya On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ollection and archiving of materials, tutoring students and translation of Yuan Lyrics.
Key Words: Shionoya On,Yuan Lyrics
盐谷温（1878-1962），号节山，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是明治时期汉学家森槐南（1863-1911）的弟子，出生于学术世家，祖上三代——宕阴、箕山、青山都是汉学家。家中兄弟四人按照儒家行为准则的“温良恭俭让”排名，他排行老大，故名“温”（因无五弟而缺少最后的“让”）。1906年，28岁的盐谷温成为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前身）中国文学科（当时叫“支那”文学科）的副教授，他先后编著出版了《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大日本雄辩会，1919）、《唐宋八大家文新钞》（弘道馆，1925）、《晋唐小说新钞》（弘道馆，1926）、《新字鉴》（东京新字鉴刊行会，1939）、《中国小说研究》（弘道馆，1949）、《中国文学概论》（讲谈社，1983）等大量关于中国文学的书籍。盐谷温长期在东大主持“支那（中国）文学”讲座，成为“日本近代中国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2]在东京大学校史“中文科”一节有这样的记载：“中国文学的研究及教育终于初具成果，是始自盐谷温。”[3]鲁迅曾对盐谷温的中国文学研究大加赞赏，称他“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4]而且，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就借鉴过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他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5]为此还曾招致了一场“剽窃”纷争。
同鲁迅一样，许多人都充分肯定盐谷温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但实际上，盐谷温的元曲研究成就并不亚于他的小说研究，甚至更为出色。盐谷温对中国戏曲小说的研究，特别是他对元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首先表现在，他对戏曲小说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
1919年5月，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前身）出版了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这是日本最早的正式以戏曲和小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学研究专著。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与一般以时代划分章节的断代文学史不同，上篇由“音韵”、“文体”、“诗式”和“乐府及填诗”四章组成，下篇包括“戏曲”和“小说”两章。从章节数目来看似乎上篇多于下篇，但实际上上篇只是为下篇所做的知识铺垫，下篇才是真正论述的主体内容。全书的整体结构，诗文部分只占三分之一，而其余三分之二的篇幅均是对戏曲小说的评论，这种结构比例是打破传统的。曾在东大担任过盐谷温讲席助手的武藏高等学校教授内田泉之助（1892-？）在1928年为该书中文译本所作的序言中说：“……尤其是其论到戏曲小说，多前人未到之境，筚路蓝缕，负担着开拓之功盖不少。呜呼盛哉！”[6]该书中文译者孙俍工也指出，中国文人向来“鄙小说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这书主张杂剧传奇为国民文学，戏曲宜以俗人为对象，可算把向来那种迂腐的见解完全打破了。只这一点已足为本书最重要的特色，无论怎样是值得介绍的。”[7]众所周知，在中国，相对于诗词文赋的研究，戏曲小说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正统文学观念中历来对戏曲小说评价不高有关。同样，日本直到19世纪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一直集中在诗歌散文方面，戏曲小说始终是属于边缘地带的“俗文学”。即使到了20世纪，日本中学的汉文学教学在战前与战后也“有一条清楚的界线，就是课文只限于诗文，时代也在北宋前后。南宋、元明以后的文学，一般的学生就不读。还有一条更清楚的界线是根本不读戏曲小说，白话文学被排除在汉文教育范围之外。”[8]然而在盐谷温的研究视野中，被文人雅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重要位置，与传统的所谓“古典”文学相抗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日本放送大学教授传田章把盐谷温在高等学府讲授“俗文学”的做法称作“革命行为”。[9]盐谷温本人也明确指出，该书内容“主要地叙述戏曲小说底发展，欲以此补我中国文学界底缺陷。”[10]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出版之前，日本虽然已有其它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问世，但对于中国戏曲和小说的历史演进轨迹尚无系统、完整的考察，“盐谷温正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开创了对中国戏曲小说的历史形态的系统性研究。其后，包括青木正儿（1887-1964）在内的研究，尽管方法论上各有特色。但总的都是沿着这样一个学术方向发展的。”[11]
在盐谷温致力于推进日本中国学界的俗文学研究时，对元曲显示出了尤为特殊的关注。1912年9月，刚刚留学归国的盐谷温开始在东大的讲坛上讲授“支那（中国）文学概论”，同时还讲授以元曲为中心的“支那（中国）戏曲讲读”，在“大学院”（研究生院）开设的研究生课程也首先确定为“元曲选”，此外，还开设过“《西厢记》讲习”等元曲专题课程。而他自己的博士论文正是《元曲研究》（1920），这是日本最早的元曲研究专著之一。盐谷温先后著有《元曲概说》（东亚研究会，1926）[12]、《关于元杂剧》（东亚研究讲座第七辑，1927），编译过《元曲梧桐雨》（弘道馆，1933）、《元曲选》（东京目黑书店，1940）、《歌译西厢记》（养德社，1958）等。盐谷温指出：“及元明以降，戏曲小说勃兴，对于国民文学产生了不朽的杰作，就中推汉文、唐诗、宋词、元曲为空前绝后。诚盛事哩！”[13]可见，他不仅把元曲视作元代文学的代表，而且将其与“汉文、唐诗、宋词”并列为整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盐谷温元曲研究的开创性还体现在，他采用了近代的方法和视角。这使他的研究脱离了江户、明治时代的传统“汉学”，进入了近代“中国学”的层面。与西方的“汉学”或曰“中国学”不同，“日本汉学”和“日本中国学”并非重叠的概念，也不仅仅意味着时代上的先后差异，而是两门性质不尽相同的学问。在日本文化学术史上，把形成于14-15世纪、在江户时代（1603-1867）得到极大发展的对中国文化的传统研究称为“汉学”；而把形成于20世纪初期、在近代文化层面上展开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中国学”。因此，日本学术界有“汉学”和“中国学”（战前称‘支那学’）两个汉字词汇。“日本近代中国学，是指在近代文化运动中从世界文化的研究中独立而形成的对中国文化的近代性研究，它并不是明治时代之前的传统的‘汉学’的自然的衍生。……它在学术观念与方法论上，都具有与‘汉学’不同的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14]日本传统汉学不仅把中国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更作为吸收对象，因而汉学本身亦是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日本中国学是在辩证地否定汉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者拥有客观的、世界性的学术眼光。
盐谷温的元曲研究已明显地带有日本中国学的近代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元曲纯粹地作为一种外国文学来对待，摆脱了对中国文化的膜拜意识和文化利用目的，使中国文学成为学术研究的客体对象，而不再像以往的日本汉学那样看作是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盐谷温眼中，元曲是异质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基于这种认识，他在阐释元曲的过程中，充分注意到了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可能造成的理解障碍并设法克服。例如，在论述北曲体制的“一折限一调一韵”时，盐谷温就分别以西洋和日本的传统音乐作比：“所谓调，即如钢琴之‘A调’，‘B调’，或三弦[15]之‘正调’，‘二上’之类。”[16]由此可以看出，他是把元曲这一中国的文艺形式作为与西洋文艺和日本文艺并置的第三方加以考察的。这就意味着，元曲所属的中国文学是独立于日本文学之外的。此种将中国文化作为世界区域性文化的一部分来对待的观念，与传统汉学家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完全不同。
此外，盐谷温的元曲研究，已经从以往零星的对元曲作品和作家的个案研究，发展为对元曲发展轨迹做历史勾勒的整体研究，脱离了传统的针对单个作品加以注释、鉴赏的研究状态。如《元曲概说》各章内容依次为：第一章“歌曲之沿革”；第二章“唐之歌舞戏”；第三章“宋之杂剧”；第四章“金之院本”；第五章“元曲之勃兴”；第六章“元曲之作家”；第七章“北曲之体制”；第八章“南北曲之比较”；第九章“元曲选之解题”。书中不仅论述了元曲的产生、分类，还介绍了元曲的作家和体制，更对明人臧懋循（1550-1620）的《元曲选》中所收一百种杂剧作了简单的题解，是非常体系化的研究著述。该书虽以论元代杂剧为主，但对元代之前及之后的戏曲史也有简明扼要的叙述，呈现出以历史演进为线索的、完整的元曲发展史。而其“唐、宋、金、元”的脉络，完全以中国的朝代更迭为基准，摆脱了日本的历史文化框架，显示出将中国文学对象化的学术立场和客观求真的治学态度。
第二，将元曲置于世界文学的框架之中加以考察，具有了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方法。
在对《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进行修订增补后的再版序言中，盐谷温强调，中国文学的杰作“足以称霸世界文坛”。[17]这种放眼世界的观察视角的形成，与盐谷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有关，同时也与他的留学经历密不可分。盐谷温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社会文化的诸方面都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大变动时期，这种近代化是以向西方敞开门户、悉心学习为开端的。在文学界，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一直沿用着“文学乃文章之学”的中国传统的概念。而西方关于“文学”的概念，则首先是指戏曲、小说等虚构的文艺作品。自古希腊以来，戏剧便在西方文化史上拥有崇高的地位，文艺复兴之后，戏剧在西方文学界更是空前繁荣。文学领域的西化必然地影响到了盐谷温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形成。正是在西方文学观念的比照之下，盐谷温看到了日本传统汉学的差异。他指出，西方学界与日本囿于诗词散文等传统经典的中国文学研究不同，“西洋的中国学家从语学入手，具有偏重通俗文学的倾向。”他明确表示，自己曾“专门学习了西洋学者的文学研究方法”，[18]并且在日后自觉地融会于自身的中国文学研究之中。
盐谷温虽然出身于汉学世家，自身又成长为中国学家，但他在学生时代却没有学习汉语，而是学习英语（初中）和德语（高中和大学），他的第一个留学国家也并非中国而是德国。这是时代使然。在学术界日益模仿欧洲的趋势和氛围中，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形成，与欧洲近代社会科学，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欧洲中国学（Sinology）密切相关。正是在德国留学期间，盐谷温较为深入地了解了欧洲的元曲翻译和研究成果，并受到很大启发。他曾在归国后的汇报演讲中说：“意想不到的是，法国学者中巴赞[19]、儒莲[20]、多尼等人已有诗曲小说翻译，令人十分惊异。……《西厢记》、《琵琶记》等连合适的日语翻译都尚未得见，却已有了法文译本，这一事实实在令人汗颜。”[21]巴赞是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首任汉语讲座教授，在他编著的《中国戏剧选》的长篇导言中，首次向法国介绍了中国戏曲的历史演变和特点，为西方提供了一个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总体轮廓。这种思路也给盐谷温的元曲研究带来了启示。
盐谷温不仅对元曲在欧洲所引起的反响特别关注，而且将这种域外影响纳入了自己的研究。他在《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元曲概说》等著作中都介绍了《西厢记》、《琵琶记》等元曲作品在19世纪和20世纪法、德等国的传播和影响，揭示了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除了关注元曲在欧洲的译介情况之外，盐谷温还高度重视巴赞的元曲分类法，在《元曲概说》中进行了专门介绍。他自己则综合巴赞的七分法和前辈森槐南的四分法，提出了“史剧、风俗剧、风情剧、道释神怪剧”的分类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比了欧洲、日本的元曲研究之后，盐谷温坦率地指出了中国学界的不足：“元曲还是中国文学的处女地，有待于新进学者开拓的地方颇多呢。”[22]这已显示出了盐谷温元曲研究的跨文化思考。
实际上，盐谷温撰写过大量探讨中日文学、文化关系的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论文，如《由文学上所看的中日的关系》（《斯文》1928年7月）、《中国的文化与日本的文化》（《斯文》1936年7月）、《中国文学与国文学的交涉》（《国语与国文学》1938年4月）等。在《中国文学与国文学的交涉》中的“元明戏曲与能狂言”一节，盐谷温表示，他赞成荻生徂徕（1666-1728）[23]和新井白石（1657-1725）[24]的看法，主张日本的能剧、狂言在戏剧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接受了中国元明戏曲的影响，并非是日本固有而一成不变的。[25]
第三，与日本传统汉学家不同，盐谷温对于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文化以及研究对象本身都有过切身的体验。
在全面展开元曲研究之前，盐谷温曾亲自到元曲诞生的故乡——中国留学三年。1909年秋，他先到北京学习了一年汉语。1910年冬，他又到湖南长沙经水野梅晓的介绍投入叶德辉（1864-1927）门下专门学习元曲，至1912年8月才回国。[26]叶德辉，字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是20世纪初期中国著名的藏书家、出版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他撰写的《书林清话》等是学界公认有重要价值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叶德辉去世后，盐谷温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当年追随恩师学习元曲的情形：“日夜从事词曲钻研，时伺暇赴丽楼，质疑请教。先师执笔一一答之，解字分句，举典辨事，源泉滚滚，一泻千里，毫无凝滞。自朝至午，自午而晚，善教善诱，至会心处则鼓舌三叹，笔下生风，以毛发般细楷正书之，直下十行二十行，乐而不知时移。……先师为余之诚悃所感，亦认可余之学力，遂倾力而教。夏日酷暑，不顾流汗滴纸，冬日严寒，不厌指冻不能操管，开其秘笈，倾其底蕴以授余。……余以短才而得通南北曲，实为先师教导所赐。”[27]叶德辉对于自己这位东洋弟子的勤勉博学也十分赞赏，曾在为盐谷温所作《元曲研究序》中详记其事：“君析疑问难，不惮勤求，每当雨雪载途，时时挟册怀铅，来寓楼，检校群籍。……知其成就之早，必出及门诸人之右。”在阅读了盐谷温的元曲研究著作之后，“益叹君之博览鸿通，实近来中东所罕见。书中推论元曲始末，及南北异同，莫不缕析条分，探原星宿。幸余书未编定，若较君作，真将覆酱瓿矣。”[28]中国留学的经历，使盐谷温在从西方获得学理及治学方法的训练之后，又得以深入到研究对象之中而拥有了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切实把握。带着中国老师所赋予的知识学养和文本资料，盐谷温归国后即“筚路蓝缕，在中国文学领域开拓元曲的处女地”。[29]
像盐谷温这样的语言、文化方面的实地经验，在近代以前的日本传统汉学阶段是不曾有过的。语言方面，日本“学中国文史哲的学生在高等学校根本没接触过中文。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日本的战败。”[30]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文化时，阅读中文原著通常依据汉语发音，但日本汉学家却并不接触汉语发音，而是借助同样使用汉字的便利采取一种特殊的读音方式——训读，即在中文的各汉字词汇后边用日本假名标注出日语特有的动词词尾及助词等，按照日语的语法顺序和发音规则来阅读。这实际上是中日文化发展史上的巨大落差所造成的后遗症（汉籍最初传入时日本尚无文字），在貌似便捷的背后却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使日本人放弃了把中国文学作为外来文学进行文本翻译的努力，逐渐误将这些中国典籍看作是其自身文化的组成部分，进而在学术研究中丧失了旁观者的客观立场。[31]文化体验方面，“江户时代的汉学家，没有任何人在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更没有任何人体验过中国文化的生活特点。他们对中国的一切知识，全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这是一种‘物化’了的中国观。”[32]日本传统汉学家视野中的中国典籍和文学文本，已经脱离了其所由诞生的文化语境，因此日本汉学也成为“没有中国的中国学”。[33]而盐谷温则从观念的、想象的“中国”走入了现场的、实际的中国，看到了元曲产生的土壤、气候及其存在、流传和被研究的样态。所以，他的元曲研究在借鉴了西方的观念方法的基础上，又汲取了中国的研究成果。他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国内特别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等一系列元曲研究著作是自己研究的基础：“近年，中国本国也曲学勃兴，曲话及传奇底刊行不少。吾（著者）师长沙叶焕彬先生及海宁王静庵君同是斯界底泰斗。尤其是王氏有《戏曲考原》、《曲录》、《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史》等有益的著述。……”[34]盐谷温不仅从这种实地体验中获得了发展自己学术的养分，他还指点青年学人也要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展开研究。《红楼梦》研究家大高岩（1905-1971）就是在盐谷温的建议下，怀着对偶然读到的《红楼梦》的兴趣来到了陌生的中国，并最终从东京美术学校的雕刻塑造专业走入了红学研究领域。[35]
盐谷温的东西方留学经历，使他获得了超越国别文化研究的相对宽阔和深厚的知识结构，同时具有本国的、特定对象国的乃至其它国家的文化素养。这种文化素养既包括多种语文的能力，也包括多种文学、历史、哲学的修养。这对于研究者以更为客观的态度得出相对科学的结论是至关重要的。
除上述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之外，文本资料的收藏和保存也是盐谷温对元曲研究的重要贡献。仅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的天理图书馆，就藏有盐谷温收集的中国戏曲小说文献625种计4407册，[36]其中有大量的元曲资料。盐谷温还收藏有明代的元曲刊本，如顾曲斋刊本《汉宫秋》、《梧桐叶》以及明万历元年（1573）游敬泉刊本《北西厢记》等，都堪称稀世珍本。有些甚至是海内外之孤本，如明三槐堂藏版“（重校）北西厢记（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二卷附录一卷”。[37]盐谷温对于古籍文献的收藏，一方面与日本保存各类文化遗产的传统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叶德辉的影响熏陶不无关系。叶德辉是学术大家，又毕生致力于目录学研究，所以他非常重视藏书，曾专门撰著《藏书十约》，详细论述鉴别、购置、校勘、抄补等关于藏书的十个问题，此外，还为自己的藏书编写了《观古堂藏书目录》等。实际上，盐谷温许多珍贵的元曲收藏正是得自叶德辉。叶德辉对赠书之事亦有记述：“余家藏曲本甚多，出其重者以授君。……君之笃嗜经典，过于及门诸人。”[38]另外，盐谷温还在日本印行了元杂剧《西游记》等，后来郑振铎编辑《古本戏曲丛刊》时即依据了盐谷温印本。
学术研究离不开原始文献，也同样需要文本翻译。元曲的翻译是其在域外传播的主要形式，也是海外元曲研究的基础。在日本的元曲翻译领域，盐谷温是贡献最大者之一。他“全力治曲，但将翻译注释看得比个人著述更重要。他在译本上耗费的心血占去他学术生涯的主要部分，他对中国古代戏曲的精彩看法也大多写进了他为译本所写的弁言、后记或注释。”[39]
盐谷温元曲研究的另一大贡献是他对后学的培养和启发。长达十册、录人无数的东京大学校史专门记述了盐谷温的育人成就：“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盐谷在职的三十二年间，培养了众多的后辈学人。”[40]作为大学教授，除了前文提到的开设多种与元曲相关的基础课和专题课之外，盐谷温还尽己所能地发动学生从事实际的元曲注释、整理、校译等工作。例如，他曾在授课之余动员研究生将《元人杂剧百种曲》翻译成现代日语并进行“语释”（单词注释）和“通释”（意思解说），还把自己从“启明会”得到的研究资助全部分发给了参与这项工作的学生，学生们每完成一部元曲的译注就可以获得一笔“奖金”。[41] 1932年，在盐谷温和十余位弟子多年的努力之下，“百种曲”的翻译终于完成。但令人遗憾的是，译稿未能完整出版，仅《楚昭公》、《汉宫秋》、《杀狗劝夫》三种分别在1932、 1933年以盐谷温的名义出版。尽管如此，众多学子在亲身从事元曲翻译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学术熏染以及由此而激发出来的对元曲研究的兴趣，对于这一领域的学术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盐谷温的努力之下，日本中国学界先后涌现了许多致力于研究中国戏曲特别是元曲的专家、教授。
不仅是日本中国学领域的研究者，其它一些大正、昭和时代成长起来的学者文人，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盐谷温的影响。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就是一例。川端在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期间，就经常偷偷跑到东京帝国大学旁听盐谷温的中国文学课，而且总是坐在最前边。盐谷温的讲授为正在摸索文学之路的川端提供了及时而必要的养分，同时，他对中国戏曲小说的重视和肯定也对日后川端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产生了不可抹杀的影响，这从川端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如川端的小说《竹叶舟》，无论其人生如梦的主题，还是选取“竹叶舟”作为表达主题的载体，都与元曲《陈季卿误上竹叶舟》存在着深刻的渊源。[42]
盐谷温是日本中国学界倾注毕生精力全力治曲的第一人，这一地位不可撼动。自踏上中国文学研究之路伊始，盐谷温就对元曲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课堂讲授、教材编写、文本翻译、撰写专著、文献收藏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拓展了元曲研究。由于他的努力，使得元曲研究进一步具有了作为一门学问的体系性和完整性。盐谷温不仅是日本元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整个元曲研究史上都是不容忽视的人物。
[1]本文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8BWW022。
[2]《中日文化交流事典》，刘德有、马兴国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576页。
[3]《东京大学百年史・部局史　一》，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出版会昭和６１年（１９８６）３月、７３２頁。原文为：“中国文学の研究教育がようやくその実を備えるに至ったのは、塩谷温に始まる。”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题记》，见《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2月版，第3页。
[5]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2月版，第168页。
[6]内田泉之助《内田新序》，见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孙俍工译，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6月版，第7页。
[7]孙俍工《译者自序》，见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孙俍工译，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6月版，第10页。
[8]传田章《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史》，《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第103页。
[9]传田章《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史》，《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第107页。
[10]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原序》，孙俍工译，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6月版，第6页。
[11]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365页。
[12]后由隋树森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1958年重印。该书虽题为《元曲概说》，但内容实际上以元杂剧为主。
[13]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原序》，孙俍工译，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6月版，第5页。
[14]严绍璗《20世纪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实证主义研究——实证论的特质与经院学派的先驱者们》，见《汉学研究》第一集，阎纯德主编，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9月，第122页。
[15]日本传统弦乐器，日文作“三味線”，长约97公分，多以花梨、紫檀和猫、犬皮制作，因共有三根弦而得名。——笔者注
[16]盐谷温《元曲概说》，隋树森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3月版（修订本），第44页。
[17]塩谷温《支那文学概論・自序》，弘道館，昭和２７年（１９５２）２月，１頁。原文为：“霸を世界の文坛に称するに足れり”。
[18]塩谷温《支那文学概論・自序》，弘道館，昭和２７年（１９５２）２月，２頁。原文为：“西洋の支那学者は语学より入り、通俗文学を偏重するに倾けり。”“专ら西洋学者の文学研究法を学び”。
[19]安托万·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2），19世纪法国汉学家。他于1838年出版了译著《中国戏剧选》，内容包括《梅香》、《合汗衫》、《货郎旦》、《窦娥冤》等四部戏的法文翻译和一个长篇导言；1841年翻译了《琵琶记》；1850年编写了《中国戏剧故事集》，收录元杂剧的缩写故事13种。
[20]斯坦尼斯拉斯·儒莲（Stanis1as Julien，又译朱利安、茹理安，1797-1873），19世纪法国汉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于 1832 年翻译了《灰阑记》，1834 年全文重译了《赵氏孤儿》，1872 年翻译了《西厢记》。
[21]塩谷温《游学漫言》，《东亜研究》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７０页。原文为：“案外にも仏国の学者中にはバザン、ジュリアン、ドニー等の詩曲小説の翻訳が出て居るには一驚を喫します。……日本語にさへ適当の翻訳を見出さざる西廂記琵琶記などの仏文訳のあるのは実に慚汗のしだいであります。”
[22]盐谷温《元曲概说》，隋树森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3月版（修订本），第32页。
[23]荻生徂徕，日本江户时代著名思想家、徂徕学创始人，他曾在《南留别志》中提出能乐是以元杂剧为模型创造出来的假说。
[24]新井白石，日本江户时代儒学者、政治家，他在《俳优考》中提出能乐特别是猿乐带有明显的中国文学影响的痕迹。
[25]参见塩谷温《支那文学と国文学との交渉》，《国語と国文学》第１５巻第４号，１９３８年４月，３３４－３３６頁。
[26]参见《先学を語る：塩谷温博士》，《東方学》第７２輯，１９８６年７月。
[27]塩谷温《先師葉郋園先生追悼記》，《斯文》第９編第８號，１９２７年８月，４１頁。原文为：“日夜詞曲の研鑽に従事し、時に暇を伺ひて麗廔に赴き、疑お質し教を請ふ。先師筆を執り、一々之に答へ、字を解き、句を分ち、出典を擧げ、故事を辨じ、源泉滾々として、一瀉千里、毫も凝滯あるなし。朝より午、午より晚、善く教へ善く誘き、會心の處に至れば、舌を鼓して三嘆し、筆下風を生じ、毛髮の如き細楷を正書し、十行廿行直に下り、樂んで時の移るを知らず。……先師も余の誠悃に感じ、又余の學力を認められ、遂に教ふべしとなし、夏日酷暑、流汗紙に滴るも顧みず、冬日嚴寒、指頭凍りて管を操る能はざるも厭はず、その秘笈を開き、底蘊を傾けて余に授けられたり。……余が短才を以て、南北曲に通ずるを得たるは、實に先師教導の賜なり。”
[28]郋园叶德辉《元曲研究序》，《斯文》第９编第８号，１９２７年８月，４５－４６页。
[29]塩谷温《支那文学概論・自序》，弘道館，昭和２７年（１９５２）２月，２頁。原文为：“筚路褴褛、元曲の处女地を支那文学の分野に开拓する”。
[30]传田章《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史》，《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第104页。
[31]这里是就日本汉学发展的总体特点而言，参见孙歌、陈燕谷、李逸津著《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15-318页。盐谷温是在传统汉学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学家，并未彻底消除汉学的遗痕，他在教学和研究中都采用过训读法。
[32]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280页。
[33]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第131-140页。
[34]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五章 戏曲》，孙俍工译，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6月版，第170-171页。
[35]参见夏康达、王晓平编著《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69-70页。
[36]参见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29页。
[37]参见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下册，中华书局2007年3月，第2043页。
[38] 郋園葉德輝《元曲研究序》，《斯文》第９編第８號，１９２７年８月，４５頁。
[39]孙歌、陈燕谷、李逸津著《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2页。
[40]《东京大学百年史・部局史　一》，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出版会昭和６１年（１９８６）３月、７３３頁。原文为：“塩谷は在職三十二年に及び、その間多数の後進を育成したことも特筆すべきであろう。”
[41]《先学を語る：塩谷温博士》，《東方学》第７２輯，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７２、１７６頁。
[42]参见周阅《川端康成〈竹叶舟〉的中国文学渊源》，《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第116-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