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方诗铭,王修龄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耶元二八一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座古墓里出土。这部史书书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书】；由于它按年编次，又被称为【纪年】。有时还冠上出土的地点，被称为【汲冢竹书】或【汲冢纪年】。一般称为【竹书纪年】。这座古墓出土了一批古书，【竹书纪年】仅是其中的一种。 【竹书纪年】原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史事。周幽王以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以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耶元前二九九年)为止。所记与传统的记载颇多违异，但是有些记载却与甲骨文和靑铜器铭文相符合。如【尙书•无逸】中提到商朝的『中宗』，【史记•殷本纪】等典籍都认为中宗是商王太戊，但【竹书纪年】却以为中宗是祖乙，后在淸朝末年发现的甲骨文中就有『中宗祖乙』的称谓，证明【竹书纪年】是正确的。郭沬若同志在硏究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金文的时候，就对【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値有较高的评价。如齐桓公午在位的年数，【史记】中的【田敬仲完世家】和【六国年表】作六年，【竹书纪年】作十八年，靑铜器【陈侯午敦】的铭文记载有齐桓公午十四年的事，郭沫若同志因此断言：『有本铭之「十又四年」，足证【纪年】为是，而【史记】实非。（【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又如西周厉王以后出现的所谓『共和』，【史记•周本纪】以为是周公、召公两人共同执政，【竹书纪年】的记载却是 『共伯和干王位』，说是共伯名和的诸侯代替周厉王，建立了一 个新政权。郭沫若同志十分重视【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这段史实，他说：『共和是共伯名和；这由古本【竹书纪年】、【庄子】、 【吕氏春秋】等书表示得很明白，但被【史记】误认为周、召二公 共和而治。近时的新史学家也还有根据【史记】为说的，我要请这样的朋友读读朱右曾、王国维的关于【竹书纪年】的硏究。』（【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此外，由于【史记•六国年表】本身的混乱矛盾，并与其他文献所记不合，战国年代的重建成为一个重要的硏究课题。淸 代和近代学者在试图排比一个比较正确的战国年表时，主要的根据也是【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的原简早已散佚，晋代学者荀勖、和峤、束皙等人所作的释文，也逐渐失传。现存的【竹书纪年】是后人重编的，不是已失传的【竹书纪年】的本来面目。但在南北朝至 北宋的一些古书的注释，以及某些类书中，还引用了较多的原 本【竹书纪年】的佚文。淸代学者朱右曾曾将部分佚文汇辑起 来，编为【汲冢纪年存眞】。近代学者王国维又在【存眞】的基 础上重辑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存眞】和【辑校】两书，就 是郭沬若同志所说的朱右曾、王国维关于【竹书纪年】的硏究。 解放后，范祥雍先生又对【辑校】加以校订增补，编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这种从古代典籍中汇辑【竹书纪年】原本佚文编校而成的 本子，如【存眞】、【辑校】，都称为『古本』。本书也是如此。现存的【竹书纪年】，则被称为『今本』。 现在能看到的今本【竹书纪年】，较早的有明代天一阁刻本。因此，有人认为『今本』可能就是天一阁主人范钦重编 的。但淸代雷学淇在【考订竹书纪年】中说，他曾经见过一部 元末明初的刻本，可见『今本』不是出于明代中叶的范钦所重 编。南宋人罗泌【路史】所引【纪年】中，有一条与『今本』全同， 淸代洪颐煊【校正竹书纪年】因此认为『罗泌已见「今本」 』。如果此说可信，则『今本』的出现最迟当在南宋时期。今本【竹书纪年】中很多条也是从古注、类书中所引『古本』辑录出来的， 但是辑录得很不忠实，幷增加了一些显然不是『古本』的佚文， 又钞录梁沈约的【宋书•符瑞志】，改头换面，作为沈约的注。 经过重编，今本【竹书纪年】中的春秋、战国部分全部用东周纪 年，与『古本』用晋国和魏国纪年完全不同。由于『今本』出现的时代较早，所看到的『古本』佚文可能比我们看到的为多，如商纪大戊一代的原注说『【竹书】作太宗』，所据就可能是现在 所未能看到的『古本』佚文。因此，『今本』尽管是重编的，仍有 其一定的史料价値。淸代硏究『今本』的著作颇多，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最后出，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因此，这里一并收入，以供读者参阅。 这部辑证，得上海古籍出版社姜俊俊等同志悉心校阅，特此志谢。我们水平有限，希望能得到专家和读者们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