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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诗经】约成书于 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后因传世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叙述方便,又称【诗三百】。 西汉时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诗经〉原始】)这么说也许多了一些想象,但叠徽章重句的美感,确是很动人的。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这说不上『影响』,却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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