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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注疏

李学勤

《周礼注疏》是汉代郑玄为《周礼》作注,唐代贾公彦又为之作疏而成。 《周礼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系列丛书之一《周礼注疏》的影印本,仅供读者学习研究,不得用于非法商业途径。 《周礼注疏》由今人赵伯雄整理(添加现代汉语标点,并校对文字内容),王文锦审定。其整理底本是满清嘉庆阮刻本《重刋宋本十三经注疏》,简称阮本。该版本采用宋本十三经为底本,但对内容做了篡改,後又焚毁原籍,仅存阮本以宣传满清政权的正当性,读者阅读这些书籍时应当保持警惕的思辨精神,并结合实践辨证,主要是警惕愚忠愚孝包容之类的思想。 《周礼》一书或谓伪书,理由是典籍记载的最早出处是河间献王刘歆,发现《古文尚书》的也是刘歆,但《尚书》的典据丰富,而《周礼》托为周公之书,却在更早的典籍中无所记载。 或谓《周礼》其实并未经行,郑樵所著的《通志》记载了孙处的话:“周居摄六年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 《周礼》记录了周公所制之礼,周公制礼之後,西周进入快速发展,国富民强的时代,却也是事实。幽王时,礼仪乃为崩坏,孔子言诸侯专伐“十世希不失”。至于周公“制礼”与“《周礼》”的关系,则不得而知。 而像《周礼》等经书为何集中在汉代“爆发”“复出”,《马融传》说,“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一反《周官》《周礼》,“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如此说来,汉代诸书“复出”,也是引起了相当的非议的。

毛诗正义

李学勤

《毛诗正义》是《毛诗》的注疏,由汉代郑玄作笺,唐代孔颖达作疏,《毛诗》是《诗经》的传,由汉代毛亨训传。 《毛诗正义》PDF电子是《毛诗正义》的影印本,本书仅供读者个人学习研究,不得用于非法商业用途。 本书是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由龚抗云、李传书、胡渐逵、肖永明、夏先培共同整理,以满清嘉庆时期阮刻本为底本,进行内容、文字的校勘,并用现代汉语标点标示句读。 《毛诗正义》所作传者,初或不定。郑玄谓“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小毛公为博士”,是有二毛之说。《隋书·经籍志》谓“汉河间太守毛苌传,郑氏笺”,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谓孔子授卜商(子夏),商授曾申,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毛享,毛享作训诂传授毛苌。因此,时人谓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由此得出,《诗经》的传是毛亨所作。 《毛诗正义》的郑笺。郑玄发明《毛诗》,并谓之笺,《博物志》:“毛公尝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为敬”。这种说法忽略了时间的错位,郑玄是汉末之人,毛太守却是四百年前之人。由此可见,郑玄为笺,与“毛公”并无太大关系。 《诗》的名称演变。《诗》不是一开始就称为《诗经》的,孔子删《诗》,得“诗三百”,以授弟子。孔子所传的《诗》,躲过秦朝焚书之劫,得以流传下来,汉代立为官学五经之一,是谓《诗经》。《诗经》在毛亨作传後得《毛诗》,汉郑玄为《毛诗》作笺,唐孔颖达为《毛诗》及笺作疏,得《毛诗正义》。 《诗经》,主要记述了三代时期的“风、雅、颂”,其主旨是提倡淳朴、正义的民风,防止邪僻的世风。当时政通和,诗歌即表现得欢乐,且朝野皆然,当时政暴塞,诗歌即表现出怨愤,多刺其弊。诗歌都能发于性情,谐于韵律,无论是唱的人,还是听的人,都能沁其心肺,因此,孔子概括《诗经》,谓“性无邪”。

周易正义

李学勤

此本《周易正义》是简体横排本,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依据中华书局影印四库阮元刻本,进行校勘、标点、并简化原文而成。本书收录了阮刻本原有的附录。满清嘉庆廿一年,即西元1816年,阮元主持了南昌学堂进行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後世称之阮本。 《周易正义》由魏晋王弼注,唐朝孔颖达疏,李申、卢光明整理,吕绍纲审定,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十三经注疏》的《周易正义》整理本,虽以阮本为基础,但博采前人注记,择其善者而录之。校勘方面,主要收录的除了阮本校勘记,还有孙诒让的注疏校记,值得注意的是,阮本在校勘过程中,有刻意依据满清朝廷要求,对唐宋版本进行篡改增删的行为,在阅读的过程中,务必保持思辨,切勿以为标准版本。 《周易》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又是儒家经典之首,想要研习儒家经典,《周易》的学习首当其冲。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学的复归,《周易正义》等十三经正义也逐步重返学者之堂。 《周易正义》的注疏较为通俗易懂,对于有一定文言文阅读能力,而又是初学的读者,较为合适。 《易》本是卜筮之书,以象类思维为主,是圣贤察天以象物的重典。王弼注後,历代常有人难其义,至孔颖达奉诏作疏,才又推崇王弼之注,而前人难王弼义者,其说皆废,盖以王弼所注为是。今人学《周易》,从《周易正义》入手,亦可研习其象类思维,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取象于客观事物,而指导自己的处事行为。

尚书正义

李学勤

《尚书正义》是汉代孔安国所传孔子宅壁的《古文尚书》,唐孔颖达作疏,今人廖名春、陈明标点整理,吕绍纲审定,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PDF电子书是其第一版影印本,本书仅供读者个人学习研究之用,不得用于非法商业用途。 《尚书正义》是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其底本是满清嘉庆廿一年,即西元1816年,阮元主持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学界简称“阮本”。 《尚书正义》乃是在阮本的基础上,採博其他诸家注疏之善者,再用现代汉语标点标示句读、书名、人名等,若是简体字本,用横排,若是繁体字本用竖排。 对于学历水平低,或普通读者,我们建议阅读简体横排版本,对于高学历,或汉语水平稍高的读者,我们建议使用繁体竖排版本。相对而言,繁体坚持版本在用字、标点等方面更准确,对于电子书阅读,也更加友善,放大字体的时候,竖排版本的阅读体验更加好。 《尚书正义》依托孔安国传,然而,宋朝朱熹以降,尝有学者以地名人事之後出而有记载为由,斥其为伪书。如梅鷟在《尚书考异》中认为,《禹贡》所记“瀍水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其地名俱在孔安国之後才设立。又朱彝尊在《经义考》中,认为《尚书·序》的“东海驹骊、扶馀、馯貊之属”有误,驹骊是汉元帝时始建国,汉武帝时的孔安国必未识其名。以上之确凿证据,证明《尚书正义》并非孔安国所传,乃是後人所伪托。 不管如何,我们今天是要学习《尚书正义》的知识,至于真伪,又是他学了,于此当无为碍。

尚书慕平译注

慕平

《尚书慕平译注》是慕平注译《尚书》的著作,本PDF电子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尚书慕平译注》扫描影印本,本电子书仅供读者自行学习研究之用,不得下载并用于其他用途。 《尚书慕平译注》内容上主要包括有原文、注释、译文三部分。并采用简体字,横排的书写方式,该书比较适合文言文阅读能力不足,喜欢学习《尚书》,但又没有深入研究计划的朋友阅读。注释部分对原文中重点词汇都进行了解说、阐发,经常阅读注释部分,可以提高读者的古汉语水平,而译文部分,即是白话文重写,本书的重写比较有阅读价值,侧重于义译,又不失意译。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史书,自汉代开始,即立为官学,置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列。然而,由于《尚书》的成书十分古远,又大量使用通假字,而这些通假字,在其他流传下来的典籍中,几乎见不到,因此,有能力对尚书展开独立研究的学者,历代以来均十分稀少,大多数都 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结合其他一些典籍的相关汉字语义、内容典故,对其注疏进行辨析。 本书的写作,主要侧重于利用前人的注疏,进行白话文重写,并非对《尚书》的研究成果。用作者的话说,本书并不涉及对于今、古文《尚书》之间的差异及其版本学的研究。本书的编写,是以满清时期,由阮元奉旨编刻的《十三经注疏》所收录的,孔颖达《尚书正义》为底本,并在其注疏基础上,进行翻译。 书中只是简单地对东晋晚出的《尚书》(世称伪本)篇章,另加“伪”字以示与伏生今文本《尚书》篇章,在真伪上的不同。 由于阮元是奉满清朝廷意旨,搜罗历代书籍,并加以篡改(如剔除定性胡夷政权不正统的相关典籍语句)再进行编录入四库全书的,而且在篡改後,还一律销毁原书,避免後世复原。因此,读者在阅读满清四库收录的典籍,及其注译本时,务必警惕、思辨。

尚书集注

王鸣盛

《尚书集注》原名《尚书后案》,满清王鸣盛著,今人顾宝田、刘连朋校点。共三十卷,其后附有《尚书后辨》。 本PDF电子书《尚书集注》仅供读者个人学习研究之用,不得下载用作商业用途。 《尚书后案》主要是解说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的廿八篇,以及《泰誓》(又名《太誓》),所附的《尚书后辨》即是辨析晋出的伪古文《尚书》廿五篇。 《尚书集注》所收集的注疏,均是汉代及以前的,以郑注为主,马融、王肃、伪孔安国、孔颖达等注、疏补之,对于两晋以後的伪古文另编并分别。因此将原名《尚书后案》重新命名为《尚书集注》,亦可命名为《今文尚书集注》。 《尚书集注》对晋唐宋以後的注疏不收编,主要是因为作者认为孔传、孔疏、宋儒之说均基于伪古文《尚书》,内容甚至义理均有失实。这种创作态度,导致了《尚书集注》在学术上有失客观,有学者指出,王鸣盛在编撰本书时,“好引异代之书强为比附”,由此看来,阅读本书时,应当保持充分的思辨意识。 《尚书集注》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清代经学著作丛刊》之一。其底本是《續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之“礼堂本”,所谓礼堂本,是指《尚书后案》在伪清乾隆四十五年秋刊刻的版本。 《尚书集注》因何而作呢?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要发挥郑氏康成的一家之学。作者在本书自序中也明确表示,汉武帝时期孔安国以孔子宅壁所出的古文《尚书》做注後,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王肃亦皆作注,但只有郑氏师祖孔子之学。作者认为西晋之後的《尚书》是伪本,但是之前汉代的郑玄、马融注疏的《尚书》却是孔子宅壁真本,因此希望搜罗郑玄、马融、王肃传疏以增补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并由此而得《尚书后案》。 《尚书后案》草创于伪清乾隆十年,彼时作者方廿四岁,而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作者年已五十八,足见作者对于《尚书后案》的倾心倾力。 今收录《尚书后案》于此,并更名之《尚书集注》,希望对人们学习研究《尚书》有所帮助。

今古文尚书全译

江灏,钱宗武

《今古文尚书全译》是今人江灏与钱宗武合编的,对今古文《尚书》的译注作品。《尚书》的作者是三代及以前的史官,并无具体唯一的作者,我国自古就设置有专门的史官,记录君王的言行及政治思想。 《尚书》初名《书》,汉代之後才称为《尚书》,儒家亦谓之《书经》。其内容皆与政事相关,所纪政事始于尧舜(四千馀年前),至于东周(两千馀年前)。《史记》曰:“书记先五之事,故长于政”。司马迁认为,《尚书》对于後代帝王,在政事上很有借鉴作用。 《尚书》之体,孔颖达定为十种,《尧典正义》:“典、谟、训、诰、誓、命、贡、歌、征、范”。今总结为四类:一、典,即典制;二、诰训,皆指训诫诰令之类;三、誓,即宣誓,君王在重大政事上,对众宣誓;四、命,即册封任御赏赐之类的命令。其要旨包括:敬天、明德、慎罚、保民等。 先秦典籍对《尚书》时有引据,这些典籍分散于诸家学派,如儒家的《论语》、《孟子》、《左传》、《国语》、《礼记》等,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韩非子》,道家的《吕氏春秋》,等等,可见彼时已有定制之版本。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先秦典籍所引据的《尚书》章句,并不存在于今本《尚书》中,汉代《纬书》说孔子删《尚书》或为事实,可惜春秋时期,除儒家立学,其他诸子学派,似乎并不在意立学,也不在意典籍的传承。 汉代伏生(胜)传有今文《尚书》,汉武帝时孔安国校订从孔子宅壁中获得的古文《尚书》。之後今古文《尚书》相替占据官学之位,自东晋豫章内史梅赜献出托孔安国之名伪作的“古文”《尚书》,今古文《尚书》遂息,现代所用之《尚书》,即伪本《尚书》。 今本《尚书》共五十八篇,除与伏生传今文《尚书》相同的三十三篇以外,另外的二十五篇,被认为是伪托之作。宋代吴棫开始质疑,朱熹亦有论证,明人梅鷟著《尚书考异》,满清殖民时期的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俱有陈列伪作之证据。同时也指出,廿五篇伪作并非虚作,乃是来自其他典籍的回汇,及晋朝出土的《汲冢周书》等文献记载。

尚书注译

周秉钧

本PDF电子书《尚书》是周秉钧先生注译的岳麓书社版本。书中分经文、今注、今译三部分,与网络上流传的原文、说明、注释、译文四部分在行文而已上并不相同。本书仅限于研究学习之用,任何人不得用于非法途径,推荐读者购买本书的纸质书籍,绝对值得! 〖经文〗即是《尚书》原文,作者并不是整篇地注译的,而是化整为零,按文旨分段进行注译。 〖今注〗主要是解析该篇题旨、大概意译,并分析该段落的主旨等。 〖今译〗对原文用白话重新写作,白话文是翻译者对《尚书》原文的理解,不一定符合原文意旨,读者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史书,也是我国第一部的政史类史书,是政事相关史料的汇编。 《尚书》的内容,主要是记录了虞夏商周四代君王的一些文告,以及君主与朝臣之间的谈录。这些史料,对学习、研究我国传统文化及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尚书》的版本不一。在先秦时期,《尚书》是有定本的,《论语》述而篇就提到了《尚书》的初始名称《书》: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庄子》天下篇也有提及: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而先秦的《尚书》是古文本,到了汉代,有了今文本(隶书所写),由汉代伏生(即伏胜)所传。伏生是秦朝的博士,才使得《尚书》在秦祸中得以幸存,但仍然丢失数十篇,而剩下廿九篇。 而古文本又是哪个版本呢?汉武帝时期,孔子住宅被刘余拆毁,得先秦古文所写的《尚书》共四十五篇,可见此部《尚书》是孔子教授弟子时所用。孔安国对古本《尚书》进行研究,发现有廿九篇与伏生的今本重叠,是见伏生本必为真本。 孔安国遂将另外十六篇亦用隶书重写,并流传下来。 隋唐时,古本《尚书》被伪古文本《尚书》取代,而今本即于西晋失传。今天所用的《尚书》版本,即伪古文本。 其余仔细,还请读者阅读本电子书了解。

论语集释

程树德

《论语集释》由民国学者程树德编撰,该书的创作,颇为艰巨,历时九年,才于一九四二年完稿,编撰的过程中,作者因中风而瘫痪,终以他人代笔完成,可谓呕心沥血之作。 此本《论语集释》电子书係据网络流通本,参考中华书局影印版本重新校对,并精心排版而成。 关于《论语集释》的创作,作者以为,《论语》之注释,自汉魏以降,每有创新,而又存新弃旧,以致旧有注本往往而废。虽然朱子以降,尝有名儒不断发明《论语》新解,却少有贯通旧本者,此则《论语集释》创作之主旨。 因此,《论语集释》汇集了汉魏以降,迄于民国的各种注本,取其精者,弃其浅陋者。作者又谓所集注本,力求不以学派而取舍,其内容大体有十类:考异、考证、集解、集注、音读、唐以前古注、别解、余论、发明、以及作者之按语(电子书中以不同颜色区别按语)。 虽谓不分学派,既是贯通,又有取舍,则书中自然贯彻有作者之思想及见解。事实上,《论语集释》的按语,不时透露出作者对于佛教的赞许,虽历代大家之注,亦不吝批判。 读者在阅读、学习《论语集释》的过程中,应当以《论语》原文、原旨,及历代大家注解为准,方得以避免陷入作者释化的儒学观点之中。 或问,既然《论语集释》过度释化,为何还要编录此电子书?答曰:《论语集释》之释化,尽在按语当中,而历代之注释,虽有取舍,亦倾向于论证作者按语之观点,但仍然是往贤之注释,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只要读者在阅读学习过程中,保持严谨的辨证思维,坚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识别并证伪释化观点,并不难。 总而言之,程树德教授所编撰的《论语集释》,终以其汇集了历代大儒之注释,值得後学参考学习,很有必要致谢程树德教授在身体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完成此书的编撰。 本电子书在收录过程中,部分章节编录钱穆先生的注解,及延章先生的注解。又分尧曰第二十篇为两篇:尧曰第二十、子张问第二十一,此二篇内容主旨明显不同,因此分别编录。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

孔门后学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7月,由于残缺不全,故谓之残本。 定州竹简【论语】(以下简称简本)由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该简本论语抄写时代在公元前55年以前。又简本避刘邦讳,凡今本作邦者,皆改为国,所以其抄写时间又必在西汉。 据【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一文介绍,『定简本』【论语】有620枚简,多为残简,简长16.2厘米,宽0.7厘米,每简约书19~21字不等,竹简两端和中简各有一道编绳,出土时尚保留有连缀的痕迹。『定简本』【论语】有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定简本』不仅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达七百多处,均有不少的出入。其中残存文字最少的为【学而】篇,仅有20字;残存文字最多的为【卫灵公】篇,有694字,可达到今本本篇的77%。『定简本』【论语】与今本【论语】在篇章的分合上也多有不同:如,『定简本』【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定简本』仅为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两章,而『定简本』也只是一章。【阳货】『子贡曰 君子有恶乎』今本别为一章,而『定简本』则同上面『子路曰』合为一章。特别是【尧曰】篇,今本为三章,而『定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定简本』中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间隔,用两行小字抄写在下面,好像是附加的一些内容。在题写章节与字数的残简中,正有一枚记【尧曰】篇『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则知『定简本』【尧曰】只有两章,与今本不同。 经考古学家,以及古文字研究专家对『定简本』【论语】与【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郑注本【论语】、熹平石经本【论语】进行对照比勘后,确认『定简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显然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另外,从与熹平石经本比勘的结果看,它和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可能出自于不同的师传家法。例如,【论语•子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中『即戎』,在『定简本』中作『节戎』,『节』字为繁体,与『即』形近,【周易】中也有『即戎』,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中也作『节戎』,已经有学者发表论文,指出传世的【论语】、【周易】中的『即戎』当为『节戎』,『即戎』是『参加战争』,『节戎』是『减少兵戎之事』,这正和自称『军旅之事未之闻也』的孔子的政治主张相符合。【论语】有『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大意可如字面讲。但这句话怎么读怎么别扭。历来也有好几种解释。『定简本』的这句话不是『几谏』,而是『儆谏』。儆的意思是警告,警戒。 『定简本』【论语】虽为残本,但为研究【论语】的版本流传、儒家学说内涵,以及古代文字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也为长期存在的【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之说提供了佐证,值得重视和研究。在40年的时间里,我国很多专家学者就是通过此『定简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纠正了先前【论语】多种版本的许多误解,并得出了新的见解,这对推进儒学研究、传承儒学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定简本』【论语】的出土也传达出了另外一种文化信息,儒家学说在西汉时期已受到统治者的极大重视,当时作为汉中山国都的定州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经济发达也是受其深刻影响的。

论语新解钱穆

钱穆

此本《论语新解》PDF电子书,收录了《钱宾四先生全集》编录的繁体竖排版《论语新解》,以及三联书店出版的简体横排版《论语新解》,以便于读者自由选择喜欢的版本,并对照阅读。 《论语新解》为钱穆先生所著,以先生之话,是去繁就简,以朱子理学为中心,“折衷”前人“众说”而成。“新解”者,非自创新义,不过精益求精,务求通俗浅显之语而已。如【论语集释】之类的注解书籍,收录的前人注疏,达十类而四百八十种,修路不乏繁杂相左之说,于初学者而言,实在是眼花缭乱,既难以就近原义,更往往不知所云。 《论语新解》的去繁就简,以接近《论语》本义的一家之说,再“折衷”前人的恳切见解,即往往有利于初学者的入门学习。且《论语新解》全书文体用的不是白话文,就是半文半白,对于现代人或者语文水平不高的人来说,都能轻松的看得明白。 总而言之,《论语新解》较适合初学者,通篇半文半白之文体,便于阅读,便于理解,最重要的是,钱穆先生乃是“折衷”前贤之见解,取其近于本义者,又不离于朱学左右,因此,于初学者而言,《论语新解》不至于徒费其光阴,深读则必有所得。

论语正平本

严灵峰

该本《论语》全文PDF电子书,出自日本正平本,原载严灵峰著《论语章句新编》附录二,由严灵峰据日本正平堺浦道刻本,何晏注《论语集解》,标校而成。全本二十卷,与流行本同,其中内容与流行本则有所差异。 日本正平本《论语集解》刻刊至今,已演化出三种版本:“无跋本”、“单跋本”及“双跋本”。 严绍璗编著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考证认为,日本正平本的《论语集解》有三种版本:遵王家物的单跋本,吴炤所藏无跋本,及落有“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镂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谨志”行款的双跋本。 严绍璗还考定出,“无跋本”与“单跋本”实质是同一刻本,差别仅仅是卷末题跋的有无。 《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还指出,如今流行的日本正平本《论语集解》原刊本实际上已几无踪迹,而以日本明应八年刊行的,在单跋本基础上,抹去“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镂梓”跋款的“复刊本”居多。 此版本《论语》全文,或出自上述复刊本。

周礼注疏

郑玄,贾公彦

【周礼】,原名【周官】,讲述的是周代的官制,即政治制度,相传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周礼】与【仪礼】、【礼记】并称『三礼』,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官篇目,记载国家的治教礼政刑事六典。上至天文历象,九州要事;下至民生经济,草木虫鱼。凡国家制度,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 【周礼注疏】由东汉经学家郑玄注,唐朝贾公彦疏。 据传闻,西汉景帝武帝之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就有【周官】。王莽时,刘歆奏请将【周官】列为官学,并更名【周礼】。【周礼】成为官学后,注家蜂涌而起,学术派别林立。东汉郑玄乃贯通诸家,作【周礼注】,因于郑玄的学术声望,【周礼注】取代了诸家之说,并将【周礼】捧为【三礼】之首。 唐朝时期,贾公彦在郑玄【周礼注】基础上,作【周礼疏】 ,后世凡研读【周礼】者,俱不离此二家。 此次整理,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八行本【周礼疏】为底本,参校【唐石经】、【蜀石经】以及历代善本,并吸收了国内外各家的研究成果,加以标点,可以说,整理后的【周礼注疏】是目前为止的最好的本子。

中庸章句

朱熹

中庸章句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 《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它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重刋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南昌府學

此本爲偽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阮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此為阮刻《十三經注疏》之祖本。 偽清道光六年南昌府學教授朱華臨重校阮本,此本較祖本為善。自此之后,各地書局因阮本較諸本為善良,或據道光本、或據嘉慶本進行翻刻。 此挍栞本刻於偽清時期,收錄於四庫全書。閱覽本書當僅作參考之用,常以質疑態度待之亦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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