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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

范晔

《后汉书》是一部记录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著,内容有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本纪》及《列传》作者是魏晋之后的五胡乱华时期,南朝宋国人范晔,《志》的作者是西晋司马彪。《本纪》及《列传》由唐朝高宗时怀章太子李贤作注,《志》由五胡乱华时期南朝梁国人刘昭作注。范本与司马本,其初各自独立流传,宋朝乾兴时,才合刊。 本电子书《后汉书》本纪、志、列传的次序排列,遵从《史记》《汉书》等史书的著述惯例,先列本纪,再列志,後列列传,因为范本既与司马本合辑,即无需再按作者区分,依据纪传体史书一贯次序排列最为便宜。同时,为方便读者阅读理解,本电子书将注疏列于原文之後,并以不同大小的字体,颜色进行区分,标点方面不采用现代汉语的逗号句号叹号问号等,只使用点号进行断读。 《后汉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范晔的编著思想上:向《史记》看齐,肯定“守节”、“死节”,肯定“正直”,贊誉“杀身成仁之美”。并在书中开创了多个类传:《独行》、《逸民》、《方术》、《列女传》、《党锢》等。 《后汉书》处处体现儒家学术的主体地位,而抑压宗教、谶纬思想:“好大不经,奇谲无已......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又宏扬无神论,在《宋书·范晔传》就说:“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 范晔对“王道”、“勤政爱民”、“扬善抑恶”等儒家正统思想的宣扬,主要体现在《后汉书·列传》中,而对于《后汉书》的评价,范晔曾自评:“体大而思精”、“天下之奇作”。

三国志

陈寿,裴松之

《三国志》裴松之注,是五胡乱华时期,南朝宋国裴松之,注解西晋史家陈寿所著《三国志》所得的作品。《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正史著作,本书记录了东汉末年,中国政治局面,由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过程,是人们研究东汉至西晋期间,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献,满清时期,史学界将《三国志》列为廿四史之一。相对于其他正史,《三国志》的内容较为简略,缺少一般纪传体史书具备的“年表”“志”等部分。 《三国志》初为三部独立的史书:《魏书》《蜀书》《吴书》。直到北宋,才合并为《三国志》。合并的原因是在五胡乱华时,北魏也出了一部《魏书》,北宋咸平六年,也就是西元1003年,为了避免曹魏与北魏相混,将三部史书合为一部,并取名《三国志》。 《三国志》全书共有六十五卷,其中包括曹魏的《魏书》三十卷,刘备《蜀书》十五卷,并孙吴的《吴书》二十卷。由于《三国志》是西晋史家所著,西晋承自曹魏,因此,《三国志》只为曹魏做了本纪,以示其正统,而刘蜀、孙吴皆只有列传。 在陈寿的《三国志》以前,学界已经出现了关于三国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陈寿编撰《三国志》时,均有参考这三本史作,而其後的裴松之注,亦有参考。 《三国志》关于当时的各国帝王传纪,《魏书》中有曹操的武帝纪,曹丕的文帝纪,曹叡的明帝纪,《蜀书》中有刘备的先主传,刘禅的后主传,《吴书》中有孙权的吴主传,孙亮的嗣主传,孙休的嗣主传,孙皓的嗣主传。 《三国志》作为一部正史,作者对于史料的记载,也是十分谨慎的,并对选用的史料,作了考订。由于参考材料的有限,及宁缺勿滥的原则,《三国志》显得简约而精短。而裴松之的校注,则为《三国志》添加了更丰富的史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人物传记史料不足的遗憾。 裴松之由东晋入宋後,任中书侍郎,宋文帝认为陈寿的《三国志》原书记述过简,就命令其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的注主在“寻详”“周悉”,即补充缺乏的史实,并纠正一些谬误。其所收集的关于东汉三国时期的史料竟达一百五十多种,其注文字数,甚至达到《三国志》原文的数倍。而民国後,有出学者统计发现,裴注字数其实只有三十二万左右,而《三国志》字数达到三十六万。关于这些字数统计,也有学者认为,实际上今日的《三国志》原文,有许多原是裴注,後混为正文。 本站的《三国志》裴松之注,以汉川草庐版本为基本,参校中华书局的版本,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理解,本站的排版,将裴注混插入正文中,并以不同颜色、字体大小区别之。又将除冒号、引号以外的现代汉语标点符号,重新变更为点号,以美化版面,避免读者阅读疲劳。

汉书

班固,颜师古

此本《汉书》,实则是《汉书注》,东汉班固著《汉书》,隋唐颜师古作注。《汉书》原以叙传置于最後,而又概述本书之纲目,因此,为方便读者阅读理解,本电子书将之置于最前,读者在阅读《汉书》之前,先阅读叙传,即有利于对全书有总体的内容认知。 本电子书以汉川草庐版《汉书》为基本,部分参校汲古阁十七史本《汉书》,部分参校中华书局版《汉书》。校订工作,除文字(主要是偏僻字)补正,其次是标点,为了避免阅读疲劳、培养读者文言文阅读能力,全文采用点号,并修正了部分句读失误的地方。 排版上,以汲古阁本的模式为主,即注文跟随于原文之後,并以不同字体、颜色将原文与注文区别开,一些校勘文字亦以独有颜色显示,以避免与注文、原文混淆;这样排版的好处是,读者在长期阅读的过程中,能逐步形成阅读、理解文言文的能力,《汉书》作为中国正史著作“前四史”之一,其内容对于读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这个吸引力的引导之下,读者坚持阅读注文原文混排的作品,其文言文阅读理解能力会在短期内得到大幅提升。但由于校订时间的紧迫性,肯定有不尽完善的地方,希望读者不吝指出。 在颜师古注《汉书》以前,已经有多家注本,如服虔、应劭、晋灼、瓒、蔡谟等,师古在作注时,也参考,并采用了部分其认为中肯的注解。师古注本《汉书》,在音义上对一些难解字辭注了训诂,在文义上也多有注疏,在历代都得到学者的肯定及采用。 颜师古在参酌前人注解时,其甄别办法对各家有所不同。用师古自己的话来说,“泛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取焉”,“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例如第五十一卷的《邹阳传》,其中“有白头如新”,只用了孟康注:“初相识至白头不相知。”这个注解深刻透彻,因此师古不再多加注解。而像第五十七卷下,《司马相如传》中的文句“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应劭的注未能透彻文意:“罔,无也。若,顺也。淑,善也。畴,谁也。”师古则对文意做了注疏:“言行顺善者无不昌大,为逆失者谁能久存也。”

大明光宗贞皇帝实录

叶向高等

《光宗贞皇帝实录》,八卷。记泰昌元年(即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到十二月事。以大学士叶向高为总裁官,天启三年(1623年)修成。 明朝共修有十三朝实录:《明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明太宗实录》一百三十卷;《明仁宗实录》十卷;《明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明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明宪宗实录》二百九十三卷;《明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明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明世宗实录》五百六十六卷;《明穆宗实录》七十卷;《明神宗实录》五百九十六卷;《明光宗实录》八卷;《明熹宗实录》八十四卷。其中建文朝无实录,《太宗实录》前九卷为《奉天靖难记》,不书建文年号,只写元、二、三、四年,卷十上至卷十五记建文四年(1402)秋七月燕王朱棣夺位后之事,时未改元永乐,革除建文年号,称洪武三十五年。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虽未单独修纂,却也未废年号。崇祯朝明亡,故无官修实录。共五百册。 明代体制,嗣君登极后,即钦定监修、正副总裁及纂修诸臣,编辑先朝《实录》。历朝开局修纂实录,均设监修、总裁、纂修诸官。礼部咨中外官署采辑史事,并派遣官吏、国子生等分赴各地访求前朝事迹,札送史馆。《实录》正式修成后,卷首列御制序,臣下进《实录》表,纂修诸臣姓名和纂修凡例等,誊录正副二本,底稿于正式进呈前焚于太液池旁椒园。正本藏之内府,嘉靖十三年(1534年)后,转藏于皇史宬。副本初藏于古今通集库,后改藏于文渊阁,供后代阁臣、史官修《实录》时借阅参考。 今海内外留下的《明实录》各种传抄本约十余部,已有两种影印本问世:一是1941年梁鸿志所影印的南京国学图书馆所藏抄本(简称“梁本”),共五百册。二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在台湾影印的原北平图书馆所藏“红格本”,除正文外又附校勘记二十九册,以及《崇祯实录》、《崇祯长编》、《皇明宝训》等二十一册,全部计一百八十三册。两种影印本中,某些实录的卷数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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