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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正义

李学勤

《尚书正义》文字版电子书,是以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尚书正义》的影印本为底本,重新文字化排版,并对部分句读分段、文字内容及标点符号等进行修订,以便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的国学经典电子书。 《尚书正义》原本是汉代孔安国为发现于孔子宅壁的《古文尚书》作传,又经唐代孔颖达作疏而成。满清嘉庆时,阮元奉旨编撰并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历称阮本。今人廖名春、陈明标点整理,吕绍纲审定,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尚书正义》在唐代孔颖达作疏成书後,衍生的版本众多,阮本及今人整理本,都是取其某版本为主,参校其他版本编撰而成。 《尚书正义》乃是在阮本的基础上,採博其他诸家注疏之善者,再用现代汉语标点标示句读、书名、人名等,若是简体字本,用横排,若是繁体字本用竖排。 对于学历水平低,或普通读者,我们建议阅读简体横排版本,对于高学历,或汉语水平稍高的读者,我们建议使用繁体竖排版本。相对而言,繁体坚持版本在用字、标点等方面更准确,对于电子书阅读,也更加友善,放大字体的时候,竖排版本的阅读体验更加好。 《尚书正义》依托孔安国传,然而,宋朝朱熹以降,尝有学者以地名人事之後出而有记载为由,斥其为伪书。如梅鷟在《尚书考异》中认为,《禹贡》所记“瀍水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其地名俱在孔安国之後才设立。又朱彝尊在《经义考》中,认为《尚书·序》的“东海驹骊、扶馀、馯貊之属”有误,驹骊是汉元帝时始建国,汉武帝时的孔安国必未识其名。以上之确凿证据,证明《尚书正义》并非孔安国所传,乃是後人所伪托。 不管如何,我们今天是要学习《尚书正义》的知识,至于真伪,又是他学了,于此当无为碍。

周易正义

李学勤

原本《周易正义》由魏晋王弼注,唐朝孔颖达疏。采取横排简体的排版方式。 今本《周易正义》是李学勤主编,李申、卢光明整理,吕绍纲审定的。整理的底本是满清四库阮元刻本,整理方法包括参校更多版本、句读标点、并简化原文等。阮本在重刊时对原本《周易正义》进行过修订。 此本《周易正义》电子书即是以今本《周易正义》影印本为底本,重新文字化,但在一些文字内容、标点、排版上有所修改,以便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 今本《周易正义》,虽以阮本为基础,但博采前人注记,择其善者而录之。校勘方面,主要收录的除了阮本校勘记,还有孙诒让的注疏校记,值得注意的是,阮本在校勘过程中,有刻意依据满清朝廷要求,对唐宋版本进行篡改增删的行为,在阅读的过程中,务必保持思辨,切勿以为标准版本。 《周易》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又是儒家经典之首,想要研习儒家经典,《周易》的学习首当其冲。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学的复归,《周易正义》等十三经正义也逐步重返学者之堂。 《周易正义》的注疏较为通俗易懂,对于有一定文言文阅读能力,而又是初学的读者,较为合适。 《易》本是卜筮之书,以象类思维为主,是圣贤察天以象物的重典。王弼注後,历代常有人难其义,至孔颖达奉诏作疏,才又推崇王弼之注,而前人难王弼义者,其说皆废,盖以王弼所注为是。今人学《周易》,从《周易正义》入手,亦可研习其象类思维,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取象于客观事物,而指导自己的处事行为。

周易白话文

今人·佚

《周易白话文》原名《周易注释版》,也可称为《白话易经》,是一部较为粗糙的,流传于互联网的电子书,书中多处存在文字错漏或内容错漏,因之稍作修订排版,公布于此。 网上流传的书中并没有作者署名,因此,本书的署名为“今人·佚”。因本书对原书作了一定的修订及排版,为避免网络上粗糙的采集复制,导致反复的文字、内容错漏,本书将对部分章节设置象征性的收费,该费用并不表示本书的价值。 《周易白话文》是一部对《周易》的白话翻译,及词语解释的著作。 《周易白话文》对于《周易》原文的词语解释及内容翻译,一般而言较为浅显,对于初入门,或无深造计划的读者而言,有助于其理解《周易》原文。 而且,本书在内容主旨上,有其可取之处: 一、从《序言》中作者对于《周易》的起源及名词论述来看,作者对于《周易》是有一定的研究功力的; 二、作者对《周易》六十四卦的演绎及理解,符合主流的学术论调; 三、作者认为《周易》反映了春秋以前諸子学术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这是较独到的见解,并非“二百五”见解。作者列的《周易》思维三方面特征也很周到:(1)观物取象;(2)万物交感;(3)发展变化。 《周易》作为一部由高度抽象的“象(卦)”、高度简洁的“经(卦辞爻辞)”以及简单解说的“传(十翼)”所组成的学术理论,给予後人非常大的解读、发挥空间。因此,汉代以降,对于《周易》的注疏解读著作,汗牛充栋,良莠不齐。更发展出了数理、象数等学派,不同的学派,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也是千差万别。最显著的差异是,民间一般传承《周易》的象数学说,其应用主要有算命、风水等,而学界一般传承《周易》的数理学说,并利用其理论,发展充实自身学说,像作者说到的,《周易》对于春秋三代时期诸子学术思想的发展,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本草新编

陈士铎

《本草新编》是中医药临床实践重要参考书籍之一,由伪满清时中医名家陈士铎所著,也名《本草秘录》,是一本关于中草药的药典。 【编录者案】:注意!本电子书所配草药图片仅供参考,不得作为识别草药的依据,正确的草药实物图片应以医师〔药师〕见解为准,识别草药请咨询相关专业的医师〔药师〕!否则后果自负。 中医学界对《本草新编》的评价甚高,认为书中论述的药物“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等属性,均有独特见解,能阐发前人未曾阐发之处;而且书中关于药味的配伍选用等临床应用的宜忌,尤切要点,其临床指导作用十分重大。 《本草新编》全书分编五卷:宫集、商集、角集、徵集、羽集,另外有四篇序言、凡例十六则、劝医六则、七方论、十剂论、辟陶隐居十剂内增入寒热二剂论、辟缪仲醇十剂内增升降二剂论,这些序言、论则等,对《本草新编》的编著宗旨、医道等作了概述。 《本草新编》的五卷正文收录了二百七十二种药,每种药物的记述均是首先阐述其性味功效,再就医理辨论药物的配伍宜忌等。《本草新编》对药物的药性辨证主要依据医理,这是因为医理是陈士铎的专长,据考究,陈士铎曾就《黄帝内经》撰作了《外经微言》,书中对《黄帝内经》记述的医学理论,从多角度展开了辨证阐释,时有新见。

论语译注

杨伯峻

《论语译注》是今人杨伯峻译注《论语》而成。全书分为三部分,一是《论语词典》,二是《试评孔子》,三是《论语译注》。《论语词典》是杨伯峻译注《论语》的特色,与前人仅做注疏不同,杨伯峻认为统筹《论语》全文 汉字的注释,更有利于读者阅读学习《论语》。 《论语词典》的汉字注释,用杨伯峻自己的话说,是承袭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在解说部分,则多是自出心裁。《论语词典》吸收了现代汉语的理论,对字词进行了“词性”的解说,这样虽然有利于以现代汉语的理论理解《论语》,却不利于读者对文言文法的理解,过于注重杨氏《论语词典》,必然有碍于文言文阅读理解及写作能力的提升。 《论语词典》在字词的罗列次序方面,参照《康熙字典》的笔画顺序,从一画到二十八画依次排列。 《试评孔子》在孔子身世、思想渊源、天命神鬼论说、政治观人生观、忠恕仁义以及贡献等六方面对孔子进行全方位的解读。虽然杨氏这种点评先圣的做法非学者当为,也颇有啷噹之态,但对于读者来说,作为一种参考,未尝不可。只是在阅读时,万不可将其论说作为“真理”去理解,而应批判性地阅读,如杨伯峻不时引用其他诸子人物对孔子的评论,这是极为不妥的。从如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来看,目前其他诸子未有能与儒学平坐者,这是基本的事实,还是需要尊重的。 《论语译注》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原文,二是白话翻译,三是疑难字词的白话解释。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本身是立足于文言文水平不佳的初学者,因此书中内容以白话为主,对于读者的入门学习是极为方便的,缺点是,如果读者将白话翻译的内容作为《论语》原文原旨吸收,并先入为主地作为真理去理解,对于未来的学习提升,会形成很大的阻力。 总而言之,《论语译注》一书还是很全面的,有利于初学者入门学习《论语》,但宜作参考书去阅读,不宜作为原旨理解。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方诗铭,王修龄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耶元二八一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座古墓里出土。这部史书书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书】;由于它按年编次,又被称为【纪年】。有时还冠上出土的地点,被称为【汲冢竹书】或【汲冢纪年】。一般称为【竹书纪年】。这座古墓出土了一批古书,【竹书纪年】仅是其中的一种。 【竹书纪年】原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史事。周幽王以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以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耶元前二九九年)为止。所记与传统的记载颇多违异,但是有些记载却与甲骨文和靑铜器铭文相符合。如【尙书•无逸】中提到商朝的『中宗』,【史记•殷本纪】等典籍都认为中宗是商王太戊,但【竹书纪年】却以为中宗是祖乙,后在淸朝末年发现的甲骨文中就有『中宗祖乙』的称谓,证明【竹书纪年】是正确的。郭沬若同志在硏究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金文的时候,就对【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値有较高的评价。如齐桓公午在位的年数,【史记】中的【田敬仲完世家】和【六国年表】作六年,【竹书纪年】作十八年,靑铜器【陈侯午敦】的铭文记载有齐桓公午十四年的事,郭沫若同志因此断言:『有本铭之「十又四年」,足证【纪年】为是,而【史记】实非。(【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又如西周厉王以后出现的所谓『共和』,【史记•周本纪】以为是周公、召公两人共同执政,【竹书纪年】的记载却是 『共伯和干王位』,说是共伯名和的诸侯代替周厉王,建立了一 个新政权。郭沫若同志十分重视【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这段史实,他说:『共和是共伯名和;这由古本【竹书纪年】、【庄子】、 【吕氏春秋】等书表示得很明白,但被【史记】误认为周、召二公 共和而治。近时的新史学家也还有根据【史记】为说的,我要请这样的朋友读读朱右曾、王国维的关于【竹书纪年】的硏究。』(【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此外,由于【史记•六国年表】本身的混乱矛盾,并与其他文献所记不合,战国年代的重建成为一个重要的硏究课题。淸 代和近代学者在试图排比一个比较正确的战国年表时,主要的根据也是【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的原简早已散佚,晋代学者荀勖、和峤、束皙等人所作的释文,也逐渐失传。现存的【竹书纪年】是后人重编的,不是已失传的【竹书纪年】的本来面目。但在南北朝至 北宋的一些古书的注释,以及某些类书中,还引用了较多的原 本【竹书纪年】的佚文。淸代学者朱右曾曾将部分佚文汇辑起 来,编为【汲冢纪年存眞】。近代学者王国维又在【存眞】的基 础上重辑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存眞】和【辑校】两书,就 是郭沬若同志所说的朱右曾、王国维关于【竹书纪年】的硏究。 解放后,范祥雍先生又对【辑校】加以校订增补,编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这种从古代典籍中汇辑【竹书纪年】原本佚文编校而成的 本子,如【存眞】、【辑校】,都称为『古本』。本书也是如此。现存的【竹书纪年】,则被称为『今本』。 现在能看到的今本【竹书纪年】,较早的有明代天一阁刻本。因此,有人认为『今本』可能就是天一阁主人范钦重编 的。但淸代雷学淇在【考订竹书纪年】中说,他曾经见过一部 元末明初的刻本,可见『今本』不是出于明代中叶的范钦所重 编。南宋人罗泌【路史】所引【纪年】中,有一条与『今本』全同, 淸代洪颐煊【校正竹书纪年】因此认为『罗泌已见「今本」 』。如果此说可信,则『今本』的出现最迟当在南宋时期。今本【竹书纪年】中很多条也是从古注、类书中所引『古本』辑录出来的, 但是辑录得很不忠实,幷增加了一些显然不是『古本』的佚文, 又钞录梁沈约的【宋书•符瑞志】,改头换面,作为沈约的注。 经过重编,今本【竹书纪年】中的春秋、战国部分全部用东周纪 年,与『古本』用晋国和魏国纪年完全不同。由于『今本』出现的时代较早,所看到的『古本』佚文可能比我们看到的为多,如商纪大戊一代的原注说『【竹书】作太宗』,所据就可能是现在 所未能看到的『古本』佚文。因此,『今本』尽管是重编的,仍有 其一定的史料价値。淸代硏究『今本』的著作颇多,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最后出,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因此,这里一并收入,以供读者参阅。 这部辑证,得上海古籍出版社姜俊俊等同志悉心校阅,特此志谢。我们水平有限,希望能得到专家和读者们的指正。

竹书纪年

李民,杨择令,孙顺霖,史道祥

【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由【今本竹书纪年】及【古本竹书纪年译注】合辑而成。西晋在汲郡古墓出土整理的竹简的一部分,体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一般就称【竹书纪年】,是一本编年体的史书。 本电子书收录了汉川草庐校的今本【竹书纪年】,以及李民、杨择令、孙顺霖及史道祥合著的【古本竹书纪年译注】,以便读者辨证阅读【竹书纪年】,去伪存真。一般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北宋以後伪托之作,而【古本竹书纪年译注】即以考古为依据,参考现存史籍的相关记录编纂而成,极具可信度。 内容简介 【竹书纪年】记录了从传说的夏朝到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起于黄帝。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竹书纪年】多载纪战国时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 在历经秦始皇焚书令的浩劫之后,【竹书纪年】一度在汉代以前已经散逸。不幸中的大幸,魏安厘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埋藏有该书。西晋太康二年(格里历二八一年),该史书因盗墓重见于世。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 是时,位于今日河南省的某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同时发现了大批竹简。当时朝廷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解译竹简(魏国文字与秦国的小篆差异颇大)。 解译期间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晳续成。最终整理好后,负责官员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王国维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除广仓学宭丛书本外,有《遗书》本,曾两次印布;初名《王忠悫公遗书》,所收《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系铅印本;续印名《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系石印本。今据《遗书》两本互校,有初印不误而续印诸误者,亦有续印改正者,皆择是而从,其有两本皆误,或所据今本有误为王氏所未正者,略出案语,以为说明。 一般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北宋以後伪托之作,而【古本竹书纪年译注】即以考古为依据,参考现存史籍的相关记录编纂而成,极具可信度。 内容简介 【竹书纪年】记录了从传说的夏朝到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起于黄帝。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竹书纪年】多载纪战国时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 在历经秦始皇焚书令的浩劫之后,【竹书纪年】一度在汉代以前已经散逸。不幸中的大幸,魏安厘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埋藏有该书。西晋太康二年(格里历二八一年),该史书因盗墓重见于世。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 是时,位于今日河南省的某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同时发现了大批竹简。当时朝廷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解译竹简(魏国文字与秦国的小篆差异颇大)。 解译期间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晳续成。最终整理好后,负责官员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

春秋左传正义

李学勤

《春秋左传正义》文字版电子书是以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春秋左传正义》影印本为标准本,参校编录而成。李学勤主编的《春秋左传正义》,由龚抗云、于振波等五人,以满清嘉庆阮本《重刊十三经注疏》为底本,标点,校勘,排版而成。本电子书采取简体横排版,以方便不同读者的阅读习惯。 为方便读者阅读,本书保留李学勤本的【经】【传】分离结构,则【经文】及其注文、疏文编排在前,【传文】及其注文、疏文编列于後,中间以分隔线分隔。 又,李学勤本《春秋左传正义》部分疏文原文并无“正义曰”三字,本电子书即统一添加。本书虽经严谨校对,然而,未能免除文字或内容上的错漏,恳请读者在阅读时,如若发现有错漏之处,不吝指出、斧正。 东周左丘明为《春秋》作传,魏晋时期杜预又为其传作注,唐朝孔颖达为杜注作疏,终得《春秋左传正义》。唐人赵匡谓为《春秋》作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宋代以後学者,也多有怀疑。 《春秋左传》见世,不若《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有据可依,传脈清晰。《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序》说,“春秋左氏传,汉初未审献于何时......《说文解字序》分别言之曰:‘....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然后《左氏经传》所自出,始大白于世。”由此看来,《左传》是否伪作未可定论。唯刘向、刘歆、桓谭以及班固等,一致认同《左传》为左丘明所作。 曹魏西晋时,杜预专研于《左传》,其以汉儒之注《左传》,大多是相互传述,又杂引《公羊传》《穀梁传》以佐证《左传》,其认为汉儒皆不能通透《左传》,于是就重新给《春秋左传》作注。 《春秋》是记录君王日常政务言行的书。而《左传》实际叙事时期,比《春秋》经文多十三年,比其他两部传即多廿六年,结束于“三家灭晋”,古今学者以此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隐隐暗喻《左传》似是一部独立的史书。 在“书法”上,《春秋》笔法是“微言大义”,以“尊王攘夷”“华夷大防”“民本”等儒学核心思想来评叙史实,而《左传》更倾向于纪而不评。用西晋王接的话来说就是:“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 西元2009年,浙江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楚简,该楚简内容与《左传》基本相符,由此可以定论《春秋左传》的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之前。

春秋公羊传注疏

李学勤

【春秋公羊传注疏】,是汉朝公羊寿所传【春秋】,即【春秋公羊传】,同朝何休为【春秋公羊传】解诂,得【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为【春秋公羊解诂】作疏,得【春秋公羊传注疏】。 【春秋公羊传注疏】文字版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浦卫忠整理的。其底本是是满清嘉庆时期,南昌大学堂重印的宋本【十三经注疏】,该书由阮元奉旨主编,虽说是重印,实际上在校注方面做了非常大的改动,如采纳了後世的注疏,增删主编者认为伪作的地方。满清对经典史籍的篡改是举世皆知的,为了控制道统的话语权,可谓是不择手段,如将“大一统”理论从春秋学中独立出来,剔除了其前提如“夷夏大防”基本原则及“尊王攘夷”等核心理论,意图以满清疆域的大一统,正当化其政权性质。 本电子书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及理解,在编录排版上用字体的颜色、粗细来区别经、传、注(解诂)、疏四部分内容,甚至在内容结构上也做了一些修订,如原文“释曰”,统一修改为“解云”,而一些没有“解云”二字开关的疏文,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理解,也添加了此二字。以求本文字版【春秋公羊传注疏】比纸质书籍更便于阅读。 其中经文用粗体大字,传文用细体大字,注文用土黄色小字,疏文用灰色小字,以便读者对四部分内容一目了然,能轻松地连贯阅读各部分内容。 【春秋公羊传注疏】共二十八卷。战国公羊高撰,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东汉何休着【春秋公羊解诂】(为方便阅读,本站归十一编);唐代徐彦疏,得二十八卷,因名【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研究今文诸经,为【春秋公羊传】制定义例,使成为有条理的今文经学著作。徐彦作疏也保存了唐以前的一些旧说。 【隋书·经籍志】记何休【解诂】为十一卷;【文献通考】记徐彦【疏】为三十卷,今本合刻为二十八卷者,乃为宋人所析。何氏【解诂】单行本较多,有汪氏问礼堂仿宋绍熙宋仁仲十二卷本,闽监毛殿江西五本,陆有宋刊十行本,明刊九行本以及同文书局本等。 【春秋公羊传】又称【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专门阐释【春秋】微言大义,为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 【春秋公羊传】作者为公羊高,高为齐人(今山东),相传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专治【春秋】。最初只有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第四代孙)公羊寿时,寿始与齐人胡母生将【春秋公羊传】『着于帛书』。 【春秋公羊传】虽为公羊氏子孙世代口耳相授,但其内容实际上并非尽出一家,传者亦并非尽为公羊氏一家。其以问答体逐层逐字阐释【春秋】经文之书法、义例,主旨为微言与大义,微言为后王立法,使其尊周室,亲中国,斥夷狄,宣扬了大一统思想,大义则诛乱臣贼子,辨是非,别嫌疑,明善恶,宣扬德义。 其学传至两汉,又与谶纬之说相结合,其说解时陷于荒诞无稽,章句繁琐蔓芜。有时数十万言乃至一百余万言犹不能解明传意。 东汉何休受董仲舒余脉,精研今文经学,凡历十七年乃成【春秋公羊传解诂】。其书合经传于一帙,废除章句之学,依胡母生条例为【公羊传】定三科九旨凡例,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为一科三旨;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此为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此为三科,统而并之,则是三科九旨。此外,尚有五始、七等、六辅、二类、五始者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为州、国、氏、人、名、字、子;六辅者为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是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二类者乃人事与灾异是也。 由此,何氏系统地阐发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 此书既出,遂成为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理论依据,并对后来的儒家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亦为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观点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数据。 徐彦为【公羊传】作疏,【新唐书·艺文志】失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着撰人名氏,或云徐彦,【广川藏书志】亦记世传为徐彦撰,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其撰疏始末,现亦毋得详知。【四库全书总】据疏中『□之战』一条犹及见孙炎【尔雅注】完本,定其在宋以前;又据『葬桓王』一条,全袭用杨士勋【谷梁传疏】,又定其在贞观以后;据疏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复,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唐末文体,遂依【广川藏书志】,终定其为贞元、长庆之后人,此疏亦于其时告成。徐疏为公羊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之作,对公羊学的发展有承上启下之功。

论语注疏

李学勤

《论语注疏》全称《论语注疏解经》,是曹魏时期何晏为《论语集解》,宋代邢昺又集注疏作《论语正义》,满清阮元校勘修订为《论语注疏》。 《论语注疏》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论语注疏》的影印本。本书由今人朱汉民整理,张豈之审定。朱汉民的整理是以满清嘉庆年间,阮元奉旨修篡的,南昌学堂主持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并添加现代汉语标点符号。本书的排版分两种,一是简体横排,并使用简体汉语系统的标点符号,二是繁体竖排,采用港台汉语系统的标点符号。 《论语》素有《齐论》《鲁论》之争,而《齐论》多《问王》《知道》二篇,汉鲁共王坏孔子宅,以扩其宫,得《古文论语》,并无此二篇,又分《尧问》下的《子张问》为一篇,合计廿一篇,篇目如本站延章按本《论语集释》。 何晏集汉代张禹论,包氏、周氏《章句》,孔安国训解,马融训解,郑玄注,陈群、王肃、周生烈等《义说》,等,名为《论语集解》。 北宋真宗咸平二年,邢昺奉旨改定旧疏,集諸家之善,并颁列学官,是为《论语正义》。 《论语》是孔子平常教授弟子,答辨弟子疑惑,或孔子与人语等諸类的语录,孔子生平崇尚“述而不作”,逝後学术无所保存,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就将平时的学记相与辑汇,编成《论语》。《论语》是儒学之精要,特别是前四篇,论点基本覆盖了孔孟之学,像《孔子家语》《孟子》《礼记》等经典的主旨都在《论语》中言及。

孟子注疏

李学勤

《孟子注疏》是汉代赵岐为《孟子》作注,宋代孙奭为赵注作疏而成。朱熹考究以为是南宋士人伪托,宋人陈振孙则认为孙奭曾奉旨校订正义,今人考据,认为孙奭为《孟子》注音校订正义,作《孟子音义》。 《孟子注疏》由今人李学勤主编,廖名春、刘佑平整理,钱逊审定。整理底本是满清时期嘉庆年间,阮元奉旨主编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阮元在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时,依据自己的需要,大量地“修订”了原本,今人在整理的过程中,对其中许多谬误之处重新修订。 《孟子注疏》的排版版本有两种,一是简体横排,加简体现代汉语标点,二是繁体横排,加繁体现代汉语标点。 《孟子》是孟子所作,有七篇。孟子是子思再传弟子,其作《孟子》七篇以叙述孔子思想,从内容来看,孟子的思想是孔子思想之正统,又发扬易学数术,往往胜于子夏、曾子之徒。 《孟子》七篇因其书号是諸子,在秦朝焚书坑儒之难中,得以幸存。《汉书·艺文志》记录谓《孟子》十一篇,赵岐则考证认为仅七篇是真,其馀四篇为伪托。东汉之後,此篇渐亡。 孟子的思想,将孔子的“德政”发展为“仁政”,是德政的具体化,可操作化。三代时,民贵的思想已经十分流行,至于孟子,进一步提出了“君轻”的思想。韩愈认为孟子是继承了孔子“道统”的儒家重要人物。

孟子注疏

李学勤

《孟子注疏》是汉代赵岐为《孟子》作注,宋代孙奭为赵注作疏而成。朱熹考究以为是南宋士人伪托,宋人陈振孙则认为孙奭曾奉旨校订正义,今人考据,认为孙奭为《孟子》注音校订正义,作《孟子音义》。 《孟子注疏》由今人李学勤主编,廖名春、刘佑平整理,钱逊审定。整理底本是满清时期嘉庆年间,阮元奉旨主编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阮元在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时,依据自己的需要,大量地“修订”了原本,今人在整理的过程中,对其中许多谬误之处重新修订。 《孟子注疏》的排版版本有两种,一是简体横排,加简体现代汉语标点,二是繁体横排,加繁体现代汉语标点。 《孟子》是孟子所作,有七篇。孟子是子思再传弟子,其作《孟子》七篇以叙述孔子思想,从内容来看,孟子的思想是孔子思想之正统,又发扬易学数术,往往胜于子夏、曾子之徒。 《孟子》七篇因其书号是諸子,在秦朝焚书坑儒之难中,得以幸存。《汉书·艺文志》记录谓《孟子》十一篇,赵岐则考证认为仅七篇是真,其馀四篇为伪托。东汉之後,此篇渐亡。 孟子的思想,将孔子的“德政”发展为“仁政”,是德政的具体化,可操作化。三代时,民贵的思想已经十分流行,至于孟子,进一步提出了“君轻”的思想。韩愈认为孟子是继承了孔子“道统”的儒家重要人物。

论语注疏

李学勤

《论语注疏》全称《论语注疏解经》,是曹魏时期何晏为《论语集解》,宋代邢昺又集注疏作《论语正义》,满清阮元校勘修订为《论语注疏》。 《论语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论语注疏》的影印本。本书由今人朱汉民整理,张豈之审定。朱汉民的整理是以满清嘉庆年间,阮元奉旨修篡的,南昌学堂主持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并添加现代汉语标点符号。本书的排版分两种,一是简体横排,并使用简体汉语系统的标点符号,二是繁体竖排,采用港台汉语系统的标点符号。 《论语》素有《齐论》《鲁论》之争,而《齐论》多《问王》《知道》二篇,汉鲁共王坏孔子宅,以扩其宫,得《古文论语》,并无此二篇,又分《尧问》下的《子张问》为一篇,合计廿一篇,篇目如本站延章按本《论语集释》。 何晏集汉代张禹论,包氏、周氏《章句》,孔安国训解,马融训解,郑玄注,陈群、王肃、周生烈等《义说》,等,名为《论语集解》。 北宋真宗咸平二年,邢昺奉旨改定旧疏,集諸家之善,并颁列学官,是为《论语正义》。 《论语》是孔子平常教授弟子,答辨弟子疑惑,或孔子与人语等諸类的语录,孔子生平崇尚“述而不作”,逝後学术无所保存,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就将平时的学记相与辑汇,编成《论语》。《论语》是儒学之精要,特别是前四篇,论点基本覆盖了孔孟之学,像《孔子家语》《孟子》《礼记》等经典的主旨都在《论语》中言及。

拍案惊奇

凌濛,陆人龙

《拍案惊奇》是明代文学家凌濛初所著《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及陆人龙所著《三刻拍案惊奇》(原名《型世言》)的合称。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编录者特将凌濛初的“两拍”与陆人龙的“三拍”合编为一,那样,读者就可以自由而方便地在三本书中寻找喜欢的故事来阅读。 《初刻拍案惊奇》大约在明朝天启七年时写成,即西元1627年。次年,由尚友堂书坊刊印发行。 《初刻拍案惊奇》共有四十卷,寓有七十八篇小说,一齣杂剧,属于拟话本体小说。每卷有一则或多则完整的故事,共同阐发一项人常道理。这些故事确实引人入胜,比如商人因义由厄转富,读书人因义由贫得仕;其中既有清官的断案如神,也有污吏的枉法徇私等等。 《二刻拍案惊奇》是凌濛的第二部《拍案惊奇》作品。成书时期在明代崇祯五年,即西元1632年。与《初刻拍案惊奇》一样,亦分四十卷,每卷寓一人常伦理。 《二刻拍案惊奇》有所佚失,如廿三卷《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与《初刻拍案惊奇》廿三卷同,第四十卷又亡佚。後人以杂剧《宋公明闹元宵杂剧》充之。 凌濛的“二拍”题材来自当代或前代的作品,多是社会写照,反映了明代(及宋代)平头百姓的传统思想,这些社会写照及传统思想,又反过来印证了明代人民生活水平及人文精神水平之高,甚至今人亦企不可及。 《三刻拍案惊奇》,原名《型世言》,全称《峥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是明代作家陆人龙的话本小说集,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韩国被发现并引回国内。因本书文笔、结构、及寓意均近凌濛的拍案惊奇,故而时人又称《三刻拍案惊奇》,本书将三者汇编一起,以方便读者阅读。 《三刻拍案惊奇》于崇祯五年,即西元1632年,由峥霄馆书坊刊行,全书共四十卷。与凌濛的“二拍”一样,《三刻拍案惊奇》也是每卷含有一则或多则完整故事,并阐发一个人生常理。 由于《三刻拍案惊奇》的刊行并不十分流行,崇祯十六年前后,有书商私自篡改原书,留其三十篇,并每篇新拟篇目,并更改书名为《三刻拍案惊奇》重新刊行。原书作者也被更改为梦觉道人、西湖浪子。

东周列国志

冯梦龙

《东周列国志》,原名《新列国志》,是明朝著名文学家冯梦龙依据正史、典籍记载的史料,对余邵鱼的《列国志》改写而成,全书共一百零八回,该书有一定的史学价值。《新列国志》刊行後,《列国志》逐渐匿迹。 满清时期乾隆年间,秣陵人蔡元放又对《新列国志》进行修订,并对部分内容作了点评,然後将书名更定为《东周列国志》并刊行于世。 《东周列国志》可谓是历史小说的典范,一方面既可以作为历史辅助读物来阅读,一方面又具有小说的特点:情节细腻,内容丰富,人物生动,故事引人。蔡元放就评论说,“豁读者之心目,于史学或亦不无小裨”。 《东周列国志》严于据史,谨于实录,事取其详,文撮其略;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对于历史上纵横复杂的历史事件,及人物关系,冯梦龙在改编时充分地运用了其擅长的组织写作能力,及叙述描摹功力,将书中的行文脉络条陈明晰,是一部值得仔细研读的历史辅助读物。

警世通言

冯梦龙

《警世通言》,是晚明作家冯梦龙编撰的半文半白短篇小说集,共四十卷。该书成书于明朝天启四年,亦即西元1624年。 《警世通言》编纂的题材来源不一,有的来自民间传说,有的来自史书中的传记,有的甚至来自稗史野论、小说等。所搜集的作品,纵跨宋明,有的来自宋代,大部分即是明朝话本及拟话本。 《警世通言》是《三言》中的第三部,另两部分别是《喻世明言》、《醒世恒言》,三部书均是冯梦龙编撰的。 作为小说集,《警世通言》的内容十分丰富多彩,如描述“市民生活”、“都市言情”及“爱情故事等”,相较于“一本剧情贯穿始终”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内容短小精悍,往往每篇故事都能宣示一个人生道理,很值得读者研读揣摩。

醒世恒言

冯梦龙

《醒世恒言》,是我国明朝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的半文半白短篇小说集。全书共计四十卷,本电子书的编录底本是明朝天启年间,即西元1627年,金阊叶敬池刊行本。 《醒世恒言》是《三言》丛书中的第二部,其他两部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 《醒世恒言》的题材,与《警世通言》差不多,有民间事实、民间传说,有历史传记及故事。本书纂集的内容,少量是宋元时期的旧作,大部分是当代,即明朝时人的话本和拟话本,也有少部分是冯梦龙自己的著作。 像《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小水湾天狐贻书》《金海陵纵欲亡身》《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章回可以确定是宋元时期的旧作。其余绝大部分是明人话本和拟话本。 由此可以说,《醒世恒言》主要反映的是明朝时期,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比如书中大量地描写了明朝中后期,中国社会城乡的工商业繁荣景象。

喻世明言

冯梦龙

《喻世明言》,又称《古今小说》,是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先生的文白短篇小说集,全书分四十卷,本电子书编录所采用的底本,是明朝时天许斋的刻本,该本题有“绿天馆主人评次”,但本书并不包含评语。 《喻世明言》的成书时间大概在西元1620年,至1624年之间,是冯梦龙先生《三言》丛书中的第一本,另外两本依次是《醒世恒言》、《警世通言》。 初刊书名为《全像古今小说》,後来重刊时更改书名为《喻世明言》,以使书名与《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书在“言”字上相配,以合称《三言》。 《喻世明言》全书内容来自三方面:一是宋代旧有话本,二是明代话本与拟话本,三是冯梦龙的作品。而第一、二方面来源的作品亦经冯梦龙的修订。据考究,这四篇应属宋代的话本:《简帖僧巧骗皇甫妻》、《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汪信之一死救全家》;这五篇应属于明代的话本或拟话本:《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杨八老越国奇逢》、《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木棉庵郑虎臣报冤》。其馀的篇目,考究线索较少,难以确定其年代。

尔雅注疏

李学勤

《尔雅注疏》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系列丛书之一,李传书整理,以满清嘉庆阮本《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的《尔雅注疏》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并添加现代汉语标点,进行两种版式的排版,一是简体横排,二是繁体竖排。 《尔雅注疏》是晋代郭璞为《尔雅》作注,宋代邢昺为郭注作疏而成。《尔雅》是我国第一部类似《辞典》的汉字及语汇解释专著,本书是按照事物分类、字义归纳的方式对内容进行次序编排。尔是迩的古字,意为近,雅即是正的意思,整个书名意即接近雅正的汉字、事物名词的音韵、训诂规范。 《尔雅》收录了汉字、事物语汇词条共计四千三百多条,归纳分类为两千零九十一个条目,其条目又分类为十九个篇目,其中前三个篇目是汉字文字学:“释诂”、“释言”、“释训”,之後的四个篇目是关于“事”的语汇解释:“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馀下的十二个条目,是关于“物”的语汇解释:“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 《尔雅》一书,并非一人蹴就,《大戴礼·孔子三朝記》谓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张揖《进广雅表》谓周公著“释诂”,即见《尔雅》始于周代,而其他篇目,有人说是孔子所增,有人说子夏所增。《永乐大典》载曹粹中《放斋诗说》:“《尔雅》,毛公以前略,郑康成时则加详”,但未涉及增著内容作者的论述。

春秋左传正义

李学勤

《春秋左传正义》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龚抗云、于振波等五人,以满清嘉庆阮本《重刊十三经注疏》为底本,标点,校勘,排版而成。本书有两种版本,一是简体横排版,二是繁体竖排版,是本《春秋左传正义》PDF电子书同时收录了两个版本,以方便不同读者的阅读习惯。 东周左丘明为《春秋》作传,魏晋时期杜预又为其传作注,唐朝孔颖达为杜注作疏,终得《春秋左传正义》。唐人赵匡谓为《春秋》作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宋代以後学者,也多有怀疑。 《春秋左传》见世,不若《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有据可依,传脈清晰。《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序》说,“春秋左氏传,汉初未审献于何时......《说文解字序》分别言之曰:‘....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然后《左氏经传》所自出,始大白于世。”由此看来,《左传》是否伪作未可定论。唯刘向、刘歆、桓谭以及班固等,一致认同《左传》为左丘明所作。 曹魏西晋时,杜预专研于《左传》,其以汉儒之注《左传》,大多是相互传述,又杂引《公羊传》《穀梁传》以佐证《左传》,其认为汉儒皆不能通透《左传》,于是就重新给《春秋左传》作注。 《春秋》是记录君王日常政务言行的书。而《左传》实际叙事时期,比《春秋》经文多十三年,比其他两部传即多廿六年,结束于“三家灭晋”,古今学者以此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隐隐暗喻《左传》似是一部独立的史书。 在“书法”上,《春秋》笔法是“微言大义”,以“尊王攘夷”“华夷大防”“民本”等儒学核心思想来评叙史实,而《左传》更倾向于纪而不评。用西晋王接的话来说就是:“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 西元2009年,浙江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楚简,该楚简内容与《左传》基本相符,由此可以定论《春秋左传》的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之前。

老子河上公注

河上公

《老子河上公注》简称《老子注》,又称《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老子河上公章句》。本书编录四库本《宋麻沙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影印本,及今人制作的函古阁《老子河上公章句》PDF电子书。四库本与中华书局本(参校日本抄本)相异处众,而日本抄本未经满清篡改,故以为信,从本站收录的《老子河上公章句》可以一一悉知其异。今人PDF本制作亦较为简陋,少有严校,常以流行本臆改河上公注本。较为可信者,还是本站收录的《老子河上公章句》,读者可以在“国学经典”栏搜索“老子”二字,即得此书(文字版,更便于阅读)。 《老子河上公注》由两晋葛洪(三国人葛玄之孙)传世,葛玄《序》谓汉文帝时河上公所注,《隋志·道家》亦载,而诡吊的是,《隋志·道家》又载战国河上公注《道德经》二卷,且皆亡佚。有人因此怀疑所谓《老子注》不过是葛玄(葛玄为之序)的伪托之作,葛玄是三国时人,注《道德经》而托诸河上公,後并非不可能;况且,汉始治经以注,唐始治经以疏,绝无可能战国即有注作。《唐书·刘子玄传》也认为《老子》并无河上公注者。 《史记•乐毅列传》记载“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於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司马迁此处的记载,要点有二,一是并未指明河上丈人即河上公,二是并未指明河上丈人传有《老子注》。即便河上丈人就是河上公,其亦未必就传有《老子》注本,春秋战国时期为学,但有作传,未闻作章句之注者。这个中极可能存在的一种可能性是,河上公传《老子》,而後人为之作注,得《老子注》,并伪托为《老子河上公注》。 《老子河上公注》由南宋“小东莱先生”吕祖谦重校。四库本并无标点句读,而函古阁本即有,二本俱为繁体竖排版式。 《老子河上公注》可以说是现存的最早的《道德经》注本,不管其是否伪作,都是汉代兴起作注的治学方法之後,流传至今最早的《老子》注本。

老子河上公章句

河上公

《老子河上公章句》又称《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老子河上公注》,简称《老子注》,由两晋葛洪(三国人葛玄之孙)传世,葛玄《序》谓汉文帝时河上公所注,《隋志·道家》亦载,而诡吊的是,《隋志·道家》又载战国河上公注《道德经》二卷,且皆亡佚。有人因此怀疑所谓《老子注》不过是葛玄(葛玄为之序)的伪托之作,葛玄是三国时人,注《道德经》而托诸河上公,後并非不可能;况且,汉始治经以注,唐始治经以疏,绝无可能战国即有注作;最重要的依据是《老子》的内容,马王堆汉墓帛书显示古本《老子》与流行本在字词上有很大出入,如《道经》第一章的“常”在帛书里作“恒”,这表明河上公注本其实是汉代以後的变异版本,“恒”字以避汉代帝皇之讳而改。《唐书·刘子玄传》也认为《老子》并无河上公注者。 《史记•乐毅列传》记载“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於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司马迁此处的记载,要点有二,一是并未指明河上丈人即河上公,二是并未指明河上丈人传有《老子注》。即便河上丈人就是河上公,其亦未必就传有《老子》注本,春秋战国时期为学,但有作传,未闻作章句之注者。这个中极可能存在的一种可能性是,河上公传《老子》,而後人为之作注,得《老子注》,并伪托为《老子河上公章句》。 《老子河上公章句》由南宋“小东莱先生”吕祖谦重校。今人凤麟以宋麻沙本老子《道德经》影印本为底本,参校中华书局的《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点校本。整理方式为简体行文,横排,以现代汉语标点符号标点句读。 《老子河上公章句》可以说是现存的最早的《道德经》注本,不管其是否伪作,都是汉代兴起作注的治学方法之後,流传至今最早的《老子》注本。 《老子河上公章句》原书并不分章名。编次有河上公章句第一、河上公章句第二、河上公章句第三、河上公章句第四。《老子河上公章句》的特点是,注文简洁清晰,意境空灵,通俗易懂。

家礼

朱子全书

《家礼》又称《朱子家礼》,原载《朱子全书》第7册。 《家礼》是朱熹所有著作中流传最广,受众最多的书籍。自其成书之宋代起,直至满清,但凡私塾书院,俱以为教材,是学生必学内容。然而,也有人考究得出,《家礼》并非朱熹所著,乃是宋人伪托之作。 《家礼》见世之後,历经三山杨氏,以及上饶周氏,先後考订,并托朱熹之名刊行于世。而书中谬误者众,後人虽然有所质疑,却因朱熹之名而盲从。明代邱濬作《家礼仪节》,提出疑点,并指出了其中数十条谬误。《四库全书总目》亦指出书中部分论述与朱熹晚年观点不合,满清时人王懋竑著有《白田杂著》,其中的《家礼考》篇考究认为《家礼》非朱熹所著:“《家礼》非朱子之书也。” 《家礼》一书叙述的是礼仪具体情节,主要包括冠(䈂)礼、婚(昏)礼、丧礼、祭礼等礼仪的细节情形。可以说,《家礼》是宋代以後,庶民接受儒学教化的产物,而在之前,儒学教化的对象一直是中国特有的士族阶层,所谓士族,就是以“学而优则仕”为目的的读书人,亦称士人。士人作为读书人,对儒学的造诣都比较深刻,其礼仪学习一般来自儒学经典《仪礼》《礼记》等,像《家礼》这种“形而下”,不讲义理只讲具体操作情形的书籍,并没有存在的必要。在宋代以前,“礼不下庶民”,庶民一般只是粗糙地参照、模仿士族乡绅。 《家礼》可以说是儒学宗教化的初探著作,与《弟子规》一样,是一部具体化、细节化、形象化的宗教教条,专供平民百姓规范日常行为之用。由于平民百姓学识浅薄,并未能深入理解这些礼仪的内涵,只是作为行为规范严格执行罢了,即便其中有谬误也不能认识得到,因此本书在千百年来流传过程中,成为庶民受众广为欢迎,人人必学的书籍,却不为士族所用,甚至士族阶层对其中的谬误(与儒学义理冲突)直接批判并抵制。 《家礼》既然收入《朱子全书》,即应修订补正,再流诸民。读者在阅读学习本书时,亦当谨慎思辨。

岳飞新传

王曾瑜

《岳飞新传》,又名《尽忠报国》,是今人王曾瑜搜集大量岳飞相关的正史史料,并在校勘识辨之後,去伪存真,剩余可相互佐证的史料,再利用这些真实可靠的史料,编著的一部关于岳飞的白话文体人物传记。 近年来,由于两面人的肆意操控,以“民族团结”为藉口,诋毁、抹黑了许多历史上种族人民都十分崇敬的英雄人物,像岳飞、文天祥等就是其中之一,岳飞甚至被移出九年义务教育教科书。而这些英雄人物,即使在异族政权(如元蒙满清)之下,也得到正面的肯定,唯独在“思想解放”的今天,被全面否定,并肆意抹黑。 《岳飞新传》在西元2001年时,已经出了第一版,2007年二次出版。再版时对其中内容进行了大量的修订,这些需要修订的内容,一部分是首版时出版编辑在作者不知情时随意篡改的,一部分是书中原有错漏的。再版时,还将书名修改成了《尽忠报国——岳飞新传》。 本书借助于大量的史实,为读者认知岳飞及其生平功过,提供了一条十分可靠,又十分客观的途径。也许还原历史真相是不可企及的,但是纠正历史谬误,在大量的可相互佐证的史料基础上,是可行的。 《岳飞新传》在编录时,打破了原书的章节结构,修改为小说特有的章回结构,每一章改为一卷,每一节改为一回,虽然严格上说,传记并非小说,但本书以时间为线索对故事情节进行叙述,具有一定的小说特征,因此,为了发送读者的阅读体验,改为小说章回结构。 岳飞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忠义英雄之一,读者认真阅读本书,足以培养其对国家的忠义意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兴未艾,国外的反华势力虎视眈眈,国内的汉奸卖国公知也占据了社会主流思想的地位,不从思想上扭转国民的国家意识,培养其忠义正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荆棘满地,困难重重!

尔雅注疏

李学勤

《尔雅注疏》是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是以满清嘉庆时期阮元奉旨编撰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再修订、增删历代其他学者注疏,并标点、校勘等。 阮本《尔雅注疏》采用的是晋朝郭璞注,宋朝邢昺疏的版本。今人李传书整理,徐朝华审定,即成现在的《尔雅注疏》。 《尔雅注疏》是《尔雅》的注疏,而历代对于《尔雅》的作者,竟无从考究。《大戴礼》的《孔子三朝记》篇有孔子指导鲁哀公学习《尔雅》的记录,由此观之,《尔雅》在孔子之前。张揖在其《进广雅表》中记载称,周公旦编著了《释诂》,而其他篇目的作者又无从考究了,有人说是孔子增著,有人说是子夏。 《尔雅》是古代中国汉字文字学的主要教材,相当于现代的《字典》,主要用于汉字音韵训诂的学习及索隐。 据宋代邢昺《尔雅疏叙》,《尔雅》起源于人们对生活及自然认知的增长,比如一物多名,方言差异,此时就需要一部著述,用于记录这些知识,以流传後世,避免後世对于前人文章,不知所云。又说到周公时就倡导《尔雅》文字之学了,子夏时,对《尔雅》又有所增益。但春秋战国时期,《尔雅》文字学却式微了:“诸篇所释,世罕得闻”,直到汉代才又逐步复兴:“豹鼠既辨,斯文 遂隆”。而对《尔雅》作注的人很多,如刘歆、孙炎、李巡等。 邢昺认为,郭璞是在刻苦研究《尔雅》廿年之久,才在六经方面理解得透彻,因此,人们在学习六经之前,着力于汉字文字学,切实诵记《尔雅》,才能对六经学起来得心应手。从现代教育经验来看,邢昺的认知是十分 正确的,我们九年义务教育,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学习汉字,学会写作,学会阅读理解。 古人接受教育确实没有现代人这么普遍方便,古人在学习《尔雅》时,往往连《尔雅》本身的内容都读不懂,更不要说利用《尔雅》云理解其他经典了。 後人对《尔雅》注疏越来越多,才使得《尔雅》变得通俗易懂。对于今人来说,《尔雅》反倒成了经典,像《康熙字典》之类的,不但阅读理解,就是查索,也变得十分简便了。

周礼注疏

李学勤

【周礼注疏】文字版由东汉经学家郑玄为【周礼】作注,唐朝贾公彦为郑注作疏而成。系今人李学勤主编,赵伯雄整理,王文锦审定的,其整理底本为满清嘉庆时期的阮本《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 【周礼】,原名【周官】,讲述的是周代的官制,即政治制度,相传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周礼】与【仪礼】、【礼记】并称『三礼』,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官篇目,记载国家的治教礼政刑事六典。上至天文历象,九州要事;下至民生经济,草木虫鱼。凡国家制度,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 据传闻,西汉景帝武帝之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就有【周官】。王莽时,刘歆奏请将【周官】列为官学,并更名【周礼】。【周礼】成为官学后,注家蜂涌而起,学术派别林立。东汉郑玄乃贯通诸家,作【周礼注】,因于郑玄的学术声望,【周礼注】取代了诸家之说,并将【周礼】捧为【三礼】之首。 唐朝时期,贾公彦在郑玄【周礼注】基础上,作【周礼疏】 ,后世凡研读【周礼】者,俱不离此二家。 此次整理,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八行本【周礼疏】为底本,参校【唐石经】、【蜀石经】以及历代善本,并吸收了国内外各家的研究成果,加以标点,可以说,整理后的【周礼注疏】是目前为止的最好的本子。

礼记正义

李学勤

《礼记正义》,汉郑玄为《礼记》作注,唐孔颖达又为郑注作疏,乃成。《礼记正义》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该书由今人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整理底本是满清时期阮刻本,所谓阮刻本,即是阮元奉满清朝旨编纂的《重刋宋本十三经注疏》,阮刻本的编纂方式是,征集民间及官方的相关古籍,对其中内容进行篡改之後录入《四库全书》,然後对原古籍集中销毁。其整理方式有两种,一是对原文按中国大陆简化字标准进行全文简化重写,并标以中国大陆通行的现代汉语的标点符号,印刷排版模式是横排;二是保留原文,仅标以台港等地的现代汉语标点符号,印刷排版模式是竖排。 《礼记正义》的来源。《礼记》是一部礼义经典,是研习、阐发《仪礼》的义理文集。《隋书·经籍志》记载,汉河间献王求自民间得百三十一篇孔子门人及其後学所记的《仪礼》学习论记。刘向考校经学典籍时,检校得百三十篇,于是为之次第并叙述。刘向後来又得到《明堂阴阳记》卅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廿一篇,《乐记》廿三篇,并前所得百三十篇,乃为两百一十四篇。戴德时,将以上的两百余篇,删减为八十五篇,後人谓之《大戴记》。戴圣又将其删并为卌九篇,这就是《小戴记》了。有人说《小戴记》应该是卌六篇,後来的马融补充为卌九篇的,但马融的学生郑玄却记述,谓戴圣授桥季卿《礼记章句》四十九篇。郑玄在《六艺论》中明确说到 :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春秋谷梁传注疏

李学勤

《春秋谷梁传注疏》是谷梁子再传弟子为《春秋》作传,晋代范甯为《谷梁传》撰集解,唐代杨士勋再为《集解》作疏乃成。 《春秋谷梁传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的影印本之一。由今人夏先培先生整理,杨向奎先生审定,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整理底本是满清嘉庆时期阮元奉旨主持的《重刋宋本十三经注疏》,简称阮本,据称该书收录各种典籍时,对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虽阮元自称是依据前人校勘结论对典籍进行取舍修订,但任何一种学说,前人的观点都可能相去迥远,甚至针锋相对,南辕北辙。因此,依据前人之说,只是为自己随便篡改典籍找个藉口罢了。 夏先培先生的整理主要是在阮本底本之上借用现代汉语标点符号进行标点,然后分繁简两种版本进行排版,简体版本是横排的,繁体版本是仿宋竖排的。 《春秋谷梁传》的传,有人说是谷梁子所作,但书中有引用後人的语句,故必不可能是谷梁子为之传。如“尸子曰”,尸子是秦人商鞅的老师,在谷梁子之後。谷梁子是子夏的学生,其《春秋》就是受诸子夏。 谷梁学远不及于公羊学、左传学,因此《谷梁传》一书有所错佚,甚至後人为之所作的注疏,亦有错佚,即不足为奇。 谷梁学在现代人的解读来看,认为其强调的是君王的权威,且王权不应受到限制;又注重君臣职分之别、尊卑之定,并由此各循其礼,达到平治的状态。又有人说谷梁学并不认可政权的更迭。 这些只是现代人的解读,有时是十分浅显而谬误的,比如现代人就将公羊学解读为为中央集权服务,这是十分可笑的,由此可见现代人对儒家学派,往往局限于时代,而无法探得其实质。 读者在阅读《春秋谷梁传注疏》时,应当多注重《谷梁传》的原文意旨,再辨识注解的合理及谬误之处。

春秋公羊传注疏

李学勤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代公羊寿为《春秋》作传成《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何休为《公羊传》解诂作《公羊传解诂》,唐代徐彦又为《公羊传解诂》作疏,乃成《春秋公羊传注疏》。 《春秋公羊传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浦卫忠整理,杨向奎审定。整理的底本是满清嘉庆时期,南昌大学堂重印的宋本《十三经注疏》,该书由阮元奉旨主编,虽说是重印,实际上在校注方面做了非常大的改动,如采纳了後世的注疏,增删主编者认为伪作的地方。满清对经典史籍的篡改是举世皆知的,为了控制道统的话语权,可谓是不择手段,如将“大一统”理论从春秋学中独立出来,剔除了其前提如“夷夏大防”基本原则及“尊王攘夷”等核心理论,意图以满清疆域的大一统,正当化其政权性质。 “夷夏大防”是中国人文历史的基本原则,“尊王攘夷”是兴复尧舜文武王道的核心理论,“大一统”只是这些原则、理论的结果之一,“大一统”在失去“夷夏大防”原则,“尊王攘夷”理论的基础,对现代根本无借鉴的意义,或者说,这样的“大一统”理论与中国人文历史上的“大一统”毫不相干。 有人将公羊学解说为“大义灭亲”“拨乱反正”“强化中央集权”,这是强枝弱幹、强词夺理、歪曲偏颇之说,“尊王攘夷”,尊的不是中央集权,而是王道,攘的不是诸侯地方,而是野蛮不化的族群,攘的是背经叛道,施行暴政,违背王道的势力。 阅读《春秋公羊传注疏》时,读者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是无法理解公羊学的。 《春秋》记载的历史时期,起始于春秋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元),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 《春秋》之传,据何注、徐疏记载: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到了公羊寿,与齐人胡毋子都,才写在竹帛上。 《监本附音春秋公羊传注疏序》说,“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由此可见,春秋之学,孝经之学,其要不亚于《论语》。然而,《论语》作为圣贤论道之著述,其为道义也,而志、行,乃是器用之术。又说:“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则可见往世不重《春秋》,是出于不倡“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是为了避免“背经”“任意”“反传”。 但公羊之学,义在尊王,务在攘夷,凡乱世皆当用,未可废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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