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到地方，以金字塔结构组成的官吏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它象枢纽，象门阀，最精彩的悲喜剧都在这里上演，国家的兴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阶层。
夫人臣荫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
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
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或问袁子曰：『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对曰：『可谓直士．忠则吾不知．何者．夫为人臣．见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其谈语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不知．君子谓陈群于是乎长者．此为忠矣．
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
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臣也．
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
是谓六正．
桓范【世要论】曰：『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朴呆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此七恕者．皆所以进善也．』
白话
当官的，如果能在天下大事还处在萌芽阶段，没有形成规模的时候，局势的兆头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已经洞烛机先，独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失的关键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在大大燃烧起来之前就能预先防止，使他的主子超然独立，永远站在光荣伟大的一面。能够具有这种才具、境界的大臣，堪称第一流的官吏，王者之师。这种大臣便是圣臣。
其次可称作好官的是谦虚谨慎、尽心竭力为人主办事，经常思索好的治国之道向人主建议，勉励君王恪守礼仪、勤政爱民；劝说君王眼光远大，胸怀大志，使其英明正确的地方更英明、更正确；对其不良的作风，有害的习惯千方百计加以纠正、挽救，能做到这些的，就是大臣。
能称得上忠臣的，必须做到为国家办事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同时要终生不懈地举贤荐能，为国家推荐、选拔人才，还要博学多识，精通历史，经常引证历史经验启发激励人主。能做到这些的才是忠臣。
有人问魏明帝时的楚郡太守袁安：『已故的内务大臣杨阜，难道不是忠臣吗？』袁安回答道：『象杨阜这样的臣子只能称「直士」，算不得忠臣。
为什么说他只是一「直士」呢？因为作为臣子，如果发现人主的行为有不合规矩的地方，当着众人的面指出他的错误，使君王的过失传扬天下，只不过给自己捞了个梗直之士的名声，但这不是忠臣的应有的做法。已故的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他的学问、人品样样都好，他和中央机关的高级官员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讲人主的错误，只是几十次地送奏章给皇帝，指出哪些事做错了，哪个缺点必须改，有批评，有建议，而同僚们却都不知道他写过奏折。陈群向人主提了意见而不自我标榜，所以后世的人都尊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深谋远虑，明察秋毫，清楚成功、失败的机枢在哪里，并能事先预防，采取补救的办法，堵塞某一国策实施的漏洞，把可能导致失败、动乱的因素提前消灭了，转祸为福，转危为安，使人主自始至终不必忧虑。能这样做的是智臣。
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忠于职守，勇于负责，为民众出了力、办了事不接受贺礼，清正廉洁，勤俭朴素。能这样做的是贞臣。
当皇帝昏庸、国家离乱的时候，对上不拍马屁，不阿谀逢承，而且敢冒犯昏君的龙颜，在群臣唯唯喏喏的时候，敢当面指出昏君的过错。能这样做的，就叫做直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正面官员『正臣』。
南北朝的桓范在他写的【世要论】中说：『有些官员不善言辞，说出来的话不好听，而当领导的却要注意，这个官吏虽然嘴笨，但他是个内秀的人，有一肚子锦囊妙计。如果当领导的只因他秃嘴笨舌，说话刺耳，就处处看不顺眼，冷落疏远他，他的才干就得不到发挥了。对这样的官吏，能不体察到他的心直口讷，而不加以宽容吗？
『有的官员相貌憨厚土气，说话吭吭巴巴，其貌不扬，不修边幅，可是脑子好使得很，聪慧敏锐，能发现、想到被别人忽略的问题。对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应当为了他本质上淳朴、聪敏的优点而宽容他外表鄙陋的不足吗？
『有的官员是临危授命，冒险犯难，是能担当拨乱反正大任的天才，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忍受一切诽谤屈辱。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为了他的忠心为国而信任、重用他，原谅他的小节吗？
『有的官员公正廉明，为了长远利益，为了国家大局与大多数人的意见、利益发生了冲突；或者为了捍卫法律的威严而大义灭亲，牺牲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应当看到其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可贵，给予支持保护。
『有的官员个性倔强，道德标准很高，要想让他委屈求全，违反他的人格标准去迎合某一种意见，屈从某一种局势，他死也不干。可是在现实中，这种人往往被当作傻子。还有的官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如果让他阿谀世俗做一件事，个人可以名利双收，但这件事将给社会带来祸患，那他宁可不要这个名，也不做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也往往被当作傻子。
对于这些高风亮节，品格高尚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特别加以理解、重用吗？
『有些官员在基层工作，地位不高，没有名气，路子也窄，但是爱动脑筋，有见地，能向上级领导提出很好的意见。虽然位卑人微，但敢越级反映情况，讨论国事。对于这种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体察到他们忠心为国之难能可贵吗？
『有的官员个性孤僻，作风特殊，但他保持着与众不同、超然独立的节操，这就很容易招来诽谤。当领导的应当明白这种人有着特殊的品操、才能，并加以原谅、宽容。
『这七种善于理解、体谅、保护官吏的做法，是当领导必须具备的，否则就得不到前面所说的六种好官员。』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
中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是谓六邪．
桓范【世要论】曰：『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臣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白话
有的人当官只是为了拿薪水，对工作敷衍应付，不当回事，随大流，跟着走，见风使航，八面滑溜，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就怕得罪人，就怕负责任，这种当官的，可名之曰『具臣』滥竽充数而已。
只要是领导讲的，就说『讲得好，非常正确，非常重要』；只要是领导做的，就说『做得对，带了个好头』。嘴上这么说，肚子里却在暗暗揣摸主子的爱好，凡有所爱就投其所好，及时上贡，来满足主子的声色之乐，把主子巴结得浑身通泰。渐渐的，当领导的不把这类专事拍马屁的官员当外人了，互相包庇纵容，一起吃喝玩乐，不计后果，不考虑影响。这种官员就叫做『谀臣』。
内心阴险奸诈，外貌谦恭谨慎，能说会道，讨人喜欢，实际上嫉贤妒能，想提拔谁，就在上级领导面前尽说他的好话，隐瞒他的缺点；对真正的人才，就在上峰面前夸大、突出他的过失，隐瞒他的优点，结果使上级赏罚不当，号令不行，政策、法规不能贯彻，这类官吏就是『奸臣』。
有才智，有学识，干起坏事来更有能耐。掩饰他的过错道理讲的振振有词，叫人们听了不由得不信服；辩论起来足以形成一家学说，小则可以挑拨离间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则可以在中央政府煽风点火，制造混乱。这种官员就是『谗臣』。
篡夺权力，造成自己的势力，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整倒别人，排斥异己，培植私人势力结成死党，形成自己的社会势力；假传圣旨，到处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使自己显得无比尊贵。这类官吏就是『贼臣』。
在人主面前阿谀奉承，鼓动、促使国王往邪路上走，背后又把错误都推到国王一个人身上；结党营私，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不让领导人了解真实情况，使上上下下黑白不分，是非不辩；暗地里宣扬领导人的过失，使全国老百姓都骂国家领导人，闹得国际上都知道。这种官吏就是「亡国之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反面官员『邪臣』。
当官的既然有六种类型的『邪臣』不正派的官员，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他们混入各级机关呢？这就要讲究防邪之道。
桓范说：『有的官员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干得不错，但其险恶用心在于一旦手握大权，以便实现他的大野心，达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在小事上，在平时很讲信用，但其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在大事上搞阴谋诡计，达到反叛的目的。对这类官员不是应该预防其欺诈吗？
『有的官员表面上很有魄力，干劲冲天，实际上没有真胆识；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义，可在实际行动上却与仁义相违背。这就要考虑，这些官员是不是在弄虚作假？
『有的官员专搞打击同事、贬低同僚的小动作，以达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计划、政令也不能向下传达。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员发表似是而非的意见，虽然很中听，但是中了他的邪说就会乱了真理；或者发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见，一旦实行，就会伤害真正的贤能之士。对于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在进谗言？
『有些官员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就用不公正的赏赐鼓励自己满意的部下，尽管这些人没有什么业绩；或者用奖赏的办法收买人心，预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处罚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属下，以此树立权威，尽管这些人有能力、有业绩。对出于私心擅自赏罚的负责人，当领导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奸佞之人？
『有的官员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采用明场上抬举他，说好话，而暗地里却用阴谋诡计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谋略什么事情，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办、一心为公的旗号，实际上暗中却塞进了私货，假公济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迹。当领导的，就要警觉这类官员是不是欺世盗名、欺君罔上之辈？
『有的官员专走上层路线，结交领导人左右的办事人员，从而找机会向执政者说项推荐，以达到进身的目的；或者借助领导人重用的、言听计从的人，巴结他们，依靠他们，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当领导的就应当考虑，这类官员是不是有作伪的动机？
『有的官员永远随声附和，八面玲珑，有时甚至违心地苟合别人，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顺利地往上爬。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将来的祸患：关键时刻，利害关头，他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有的官员一门心思顺着上级领导的意志，专做上面喜欢搞的事，专说上面喜欢听的话，为的是求得上级的欢心，取得上级的亲信，而这些事、这些话对老百姓、对社会是好是坏，他一概不去多想。这种官员，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
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
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白话
春秋时郑穆公的女儿夏姬，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是当时的名女人，陈、郑等好几个国家都亡在她手里。据说她好几十岁了还不显老，许多诸候都被她迷住了。最初她嫁给陈国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后，她和陈灵公及朝中大夫孔宁、仪行父私通，搞得朝廷乌烟瘴气。陈国的大夫泄冶看不下去，就向他们提出规谏。陈灵公自知理亏，无颜面对泄冶，就买通一个刺客，把泄冶杀了。就这件事子贡问孔子：『陈灵公君臣与夏姬淫乱朝纲，泄冶规劝，招来杀身之祸。泄冶的行为与纣王时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说泄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
孔子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比干之于纣王，从私人关系方面讲，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从公的方面讲，比于是皇帝的老师。比于是为保住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下决心牺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所以比干当时的心理状态，是真正的仁爱之心。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并没有血缘上的亲密关系，在陈国这样一个政乱君昏的国家，正人君子本应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用区区一身，纠正国家领导人的淫乱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点用处都没有。象他这种作法，爱国之心还是有的，至于说到忠、仁，却毫不相干。【诗经】中有两句话：「民之多僻，无自立辟。」意思是说，寻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的。泄冶就是这种人。』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
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之．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盖谓是也．』
议曰：太公云：『吏不志谏．非吾吏也．』朱云庭诘张禹曰：『尸禄保位．无能往来．可斩也．』
班固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
对曰：范晔称：『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塞义．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
白话
有人问：『叔孙通顺着秦二世的心事拍马屁，这是应该的吗？』
司马迁回答道：『叔孙通先生考较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他为了继承文化道统，期待着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时代一来，好做一番事业，制定富有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韬讳，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迁就当时的时代环境。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最强的应变能力达到最终目的，最后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开创了几千年的儒家礼仪制度。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树，所有的树都被弯曲折断的时候，只有它还直立着，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险，容易折断，所以虽然直立，却很柔韧。保全自身以后，在那样的乱世是很难生存的，不来点随波逐流，就显得与众不同，太特别了也要吃亏，只好迁就世俗。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须「曲而不挠」，心中始终坚持一贯的思想原则。所以在乱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种「大直若诎」的样子，看上去好象不会说话，畏畏缩缩的，曲里拐弯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叔孙通的处世哲学。』
有这样一个观点：司马迁在谈到官员的标准时说：『在朝为官而不给领导提意见，这种官员要不的。』比如朱云和张禹的事吧，这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了极点，各地的奏章报到中央，都被张禹压下来不给皇帝看。朱云当着皇帝的面诘问张禹：『下面那么多奏章你不让圣上看，象死人一样占着一块地方，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什么都不干，使上下的意见、消息无法勾通，该杀！』
班固对此发表意见说：『为人处世太难了，跟着时代、世俗走吧，就违背了伦理道德，违背了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脱俗，逆潮流而行，人生就马上变的举步维艰，危机四伏，至少这辈子没有饭吃，会把自己给饿死。因此古代的人给官也不做。为什么不愿做官？为什么要清高？因为他既然出来做官，就想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可是如果估量一下当时的局势，当官后不但一无所为，甚至还有危险，那又何必出来？这样一想，就不轻易接收招聘了。』由这个道理看起来，推论下去，一旦面临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有时候连命也得搭上，这生与死的取舍，该怎么讲呢？
范晔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是：『一个人一天到晚，专门讲文化道德、义理之学，那么就连饭也吃不上，连谋生的办法都没有了；但是如果只讲求生，为挣钱，为当官，连命都不要，伦理道德的贯彻就被堵死了。古人在生与义发生冲突时，取舍的标准是这样：假如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就舍生取义；假如生存下来可以扭转局面，干一番更大的事业，虽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价值，那就舍义求生。否则，只能殉难以全节了。』按语
如果你能对叔孙通的经历有所了解，对他的内心世界有所体察，那么你就会明白，处在封建暴君的淫威之下，又生逢乱世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欲有所建树，需要经受多么大的屈辱和酸苦，即便他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较大贡献，仍然免不了后人的非议。
叔孙通是被秦始皇征召的文学博士。奏灭六国后，把六国的文化名人收罗到咸阳，组成了相当于现代最高决策人身边的智囊团，但这些人大多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被消灭了，不知叔孙通是用什么办法逃过这一劫难的。秦二世接位后，陈胜、吴广造反，二世召集当时只剩下三十余人的博士们问：『听说有人造反，是真的吗？』博士们早就想向皇帝提意见了，这时正好借题发挥，唯有叔孙通说：『没有的事，不过是些小毛贼。郡守正在捉拿，不足为患。』二世听了很高兴。下令让执法官追查那些说造反是实情的博士，对叔孙通反倒大大嘉奖。众博士走回馆舍，责问叔孙通：『先生说话怎么能这样拍马屁呀？』叔孙通说：『诸位不明白，我是虎口逃生啊！』他说完后，看见秦王朝没希望了，赶紧收拾行装溜之大吉。
叔孙通后来投奔汉王刘邦。刘邦向来看不起读书人，拿儒生帽子当便壶，见了读书人就骂。叔孙通最初连饭也吃不上，什么气都受。刘邦见叔孙通穿着一身懦生服装，一看就不顺眼。叔孙通马上换成楚人的短装，刘邦才高兴了。
叔孙通投靠汉王的时候，跟随他的弟子有一百多人，但他谁也没有推举，只捡那些出身群盗的强壮之徒加以推荐，弟子们偷偷骂他：『服侍先生几年，却不推荐我们，一味举荐那些大强盗，这是什么道理嘛？』叔孙通听到后对他们说：『汉王现在冒死打天下，你们能打仗吗？现在还用不着我们读书人。
你们耐性些，我不会忘记大家的。』
西元前201 年，亦即刘邦一统天下后的第二年，封有大功的武臣二十多人，其余未封的日夜争功不休。有一天刘邦从宫殿高楼上望见大小将官坐在宫中的沙地上指手画脚，情绪激昂。刘邦问张良：『他们在说什么？』张良说：『陛下难道还不知道？他们在商量造反。』刘邦说：『现在已天下太平，为什么还要造反呢？』张良说：『陛下以一平民率领他们打了天下。如今你贵为天子，所封的都是与你亲近的，所杀的都是平生有仇怨的。这些人不封赏，他们担心你计较他们的平生过失，也性命不保，所以要相聚谋反。』刘邦说：『那该怎么办？』张良说：『你看那个将领是你一向憎恨的，群臣也都知道，你马上封赏他，大家就安心了。』刘邦听了张良的话，封了功劳最大、他又最不满意的雍齿，将官们的情绪才平静下来。
论功封赏的事虽然解决了，但是大臣们议事时没有秩序，没有规矩，乱七八糟，喝醉了酒就乱喊乱叫，有的甚至拔出剑来砍柱子。刘邦为此很担忧。
叔孙通知道时机到了，就去见刘邦，建议他制定礼法。汉高祖斥责他：『我的天下是马上得来的，你们读书人算什么？去你的！』这时叔孙通开始顶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可以马上治之。』刘邦一听这话有道理，就问他该怎么办？叔孙通于是向他提出制定上朝礼仪的计划。汉高祖立刻答应，教他去操办。叔孙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他所规划的『朝班』礼制都演习好后，请汉高祖出来坐朝。那一天，天还没有大亮，朝拜皇帝的仪式就正式开始了。准备上朝的文武百官按照官职大小，在宫门外排队等候。宫门外悬排着五彩缤纷的旗帜。雄壮威武的卫士手执刀枪斧钺排列两边。传令官发出号今后，大臣们肃穆恭敬地顺序快步上殿，然后跪拜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汉高祖见了这等气派，这等威严，十分高兴，情不自禁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也才知道了读书人的用处。高兴之下，他当即任命叔孙通为太常，赏赐黄金五百两。追随叔孙通的那些儒生们也都一一受到了赏赐和提拔。
叔孙通为汉高祖建立的『朝班』制度，虽经历代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实行了近两千年，因此，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响。象叔孙通这类知识分子的艰辛经历和非凡贡献，也只有遭遇比他更不幸的司马迁才能理解，所以太史公在他所写的【叔孙通传】中赞叹道：『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
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山岨峗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已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也．』
议曰：此所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
白话
如果有人问：『如此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窦后及其亲信宦官曹节、王甫抗衡斗争，最终还是死在这班外戚、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议论的：『汉桓帝、汉灵帝两朝，象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对当时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风气发出抗议的人。以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情操，在最腐败的社会风气中，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一样，敢和那些权势薰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罢了。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悯当时世俗庸人，象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看到世风日下，尽管反感极了，也只求远离五浊恶世，自以为清高，然而这样一来，人世间就连一些互相同情、怜惜的人情味都没有了。
所以他反对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认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义，而他自己好几次有机会退隐避祸，可就是不走，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仁义之心为已任，明知任重道远，意志更加坚定、激昂。等到政治形势一有施展才智的机会，就协同窦武扫除宦官势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这样的死，以历史的眼光看，把时间拉长、空间放大了，是把千秋万代的事业放在一个暂短的时空内做了。他这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的不死，千秋万代都要受人景仰。虽然他失败了，然而他的精神、正义却世世代代作为信念的支柱在引导、支持着世道人心。』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义重于生、舍生取义的道理。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恨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闻超被围．乃徒铣号位．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
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白话
三国交战的时候，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太守张超把地方政务委托给臧洪去代理，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
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张超，因与袁绍是朋友，又向袁绍求援，可是袁绍没答应。雍丘被曹操攻破后，张超全家被杀。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绍，就和他绝交了。朋友反目成仇后，袁绍举兵围攻臧洪，城破之后，臧洪也被袁绍杀了。
后来人们在谈论起这件往事时，不但不同情臧洪，反面认为他头脑不清，稀里胡涂。三国交战的那个时代，正象春秋战国纵横错节的时代一样，是个没有道理好讲的时代，说不上哪一方是仁义之师。臧洪昏头昏脑，对时代环境看不清，身家性命都保不住，还妄想象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讲友情，岂不可笑！所以说，身处乱世还想象臧洪那样去立功立业，救苦救难，只能自取灭亡。
也许有人会问：『臧洪虽然不明智，但他为救朋友张超而死，总还够得上讲义气吧？』
对此范晔也有他的看法。他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为救朋友到处求救，当时就臧洪个人感情之悲愤、慷慨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看他那副光着脚奔走呼号、带兵赴难的样子，确实值得同情。可是话说回来，英雄豪杰在某种特定的情势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在心态上是否不一样呢？「大行不辞小让」，成大功，立大业，办大事的人，是顾不到那么多枝节琐事的，甚至挨骂都在所不惜。至于象三国时期，袁绍、曹操、张超这一帮人，和一切乱世中拥兵割据的草头王一样，有时候结盟订约，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际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盘，联合有利就联合，开战有利就汗战，根本没有什么信义可讲，唯一的出发点是形势的需要，利害的衡量。在这种局势下，看不透这一点，而去和人讲道义，只有送命了。更何况三国时，在军阀割剧的战乱局面下，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臧洪出于一时愤慨，只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操包围了，心想袁绍也是朋友，就去请袁出兵，却不知曹、袁当时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刚刚讲和，正是友好相处的时候。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绍的兵打败曹操，来解救朋友的危难，即便成功了也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再说，按兵法来讲，逞一时义愤，率忿恨之师，是兵家之大忌。臧洪「徒跣且号，束甲请兵」，和楚国的申包胥因楚国被吴国打败，到秦国请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样，在个人的情感上无可指责，但是对解决问题而言，一点用也没有。
借助外力解决本国的危难，只会落个把国家拱手让给他人的下场，从来没有听说这样能复国图存的。』或曰：『季布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逃匿．为是乎．』
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
议曰：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此则纵横之士．务立其功者也．
又【蔺公赞】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不敢发．相如一厉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廉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此则忠贞之臣．诚知死所者也．
管子曰：『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理．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申于诸侯．』此则自负其才．以济世为度者也．』
此皆士之行己．死与不死之明效也．
白话
有人问：『天下闻名的游侠季布，当年曾是项羽麾下战将，一次追击刘邦，差点杀了刘邦。后来刘邦得了天下，最恨的就是季布，悬重赏全国通缉他，同时下令，谁敢藏匿他就诛灭九族。弄得季布无处藏身，剃成了光头，毁了容，东躲西藏，四处流窜。一个真正的英雄壮士，穷途末路，一死了之算了。象季布这样的壮士，一反昔日刚勇豪迈的气概，去做窝囊的亡命徒。
这样对吗？』
司马迁在谈到季布的行为时说：『在刘、项争雄的时候，以西楚霸王项羽那样「力拔山兮」的气概，季布仍然能在楚军中以武勇扬名楚国，每次战役都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冲锋陷阵，多少次冲入敌军夺旗斩将，称得上是真正的壮士。可是等到项羽失败，刘邦下令通缉他，要抓他杀他的时候，他又甘心为奴而不自杀，又显得多么下贱，一点志气都没有。季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肯定是坚信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只是投错了胎，走错了路，所以受尽了屈辱但不以为耻，盼望有机会能施展自己还没有充分发挥的潜能，所以最终还是成了汉代的名将。由他的所作所为，可以窥测出他的志气、抱负，他觉得为项羽而死太不值得，因此才那样忍厚负重，委屈求全。由此看来，一个有见识、有素养、有气魄的贤者，固然把死看的很重，可并不象愚夫愚妇一样，心胸狭隘，为了一点儿小事，就气得寻死上吊，这并不是有勇气的表现，而是计穷力竭，觉得没有办法挽回局面，走到绝路上了，所以才去自杀。而胸怀大志的人，虽然不怕死，但要看值不值得去死，只要还有一线东山再起的希望，是绝不会轻生的。』
对生与义的冲突和取舍，司马迁还有一种说法：『在楚汉相争的时候，魏豹和彭越这两个人，有自己的军队，能征惯战，都是一方的霸主，他们投靠哪一方，对局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两个人虽然出身卑贱，一个是亡命徒，一个是打鱼的，然而乱世英雄起四方，一旦聚众呼啸，攻城略地，席卷千里，就有了称王称霸的资本，杀人 放火，气焰嚣张，天天都是他们得意的时候。这种土匪、流氓出身的投机分子，心怀叛逆，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在乱世他们才有机可乘，有油水可捞，一旦社会安定，就没他们的立足之地了。这种人失败了是不会自杀的，他们宁愿被俘虏，受尽凌辱而死，而且至死也不甘心，这是什么道理呢？』
司马迁说：『象这样的行径，就是中等水平以上的人，也会觉得羞耻，更何况具有帝王之才的人呢？如项羽失败了，都因元颜面对江东父老而自杀了。但这些人失败之后，宁可被俘也不愿自行了断，落到坐大狱、受刑戮的地步，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缘故，只因为他们的智慧、谋略超人，唯一忧惧的是此身不保，只要「留得青山在」，一旦抓到哪怕是不大的一点权力，就想实现他的理想，让天下来个天翻地覆，所以他们宁愿做囚犯也不想死。』
这些纵横之士，只想如何建功立业，为此受什么委屈都在所不惜。
司马迁在【蔺相如列传】之后，赞颂蔺相如时说过：『一个人明知干一件事非死不可，还要决心去做，这是需要大勇的。死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如何处理。决定死还是生，这不但要有大勇，还要有大智。当蔺相如捧着和氏壁，眼睛看着柱子，准备人玉俱毁的时候，回过头来怒斥秦王及其左右，蔺相如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以一文弱书生，当面折辱威加四海的秦王，多不过被砍头而已。可是在那种情况下，能做出这一决定是最难的，就连当时在场的文武百宫，都吓得战战兢兢，大气都不敢出，然而蔺相如却能气势夺人，反而镇住了秦国上下。后来他回到赵国，因此举功劳太大，位比廉颇，老将军心有不服，处处和他过不去，然而蔺相如总是百般谦让，后来廉颇负荆请罪，将相和好，名重泰山，千古流芳。象蔺相如这样处理生与死、荣与辱的，才算是智勇双全啊！』
这就是忠贞之士的典型，真正懂的何时、何地、何事上不伯死，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又不轻言牺牲，是具有大智慧、大勇气的英雄。
齐桓公的名相管仲说：『人们认为我被齐桓公俘虏后，关在牢里委屈求全是可耻的，可我认为有志之士可耻的不是一时身陷囹圄，而是不能对国家、社会做贡献；人们认为我所追随、拥戴的公子纠死了，我也应该跟着死，不死就是可耻，可我认为可耻的是有大才而不能让一个国家称雄天下。』
管仲的这番话表明，有经世治国之才的人由于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以改天换地作为人生之目标，所以决不会把生死看得太重。季布也罢，管仲也罢，这些有才有识之士，对自己一生的行为，乃至死与不死，都有很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衡量标准。或曰：『宗悫之贱也．见轻庾业．及其贵也．请业为长史．何如．』
斐子野曰：『夫贫而无戚．贱而无闷．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挽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贵聘群雄之上．韩．鲸之志也．卑身之事则同．居卑之情已异．若宗元干无怍于草具．有韩．鲸之度矣．终弃旧恶．长者哉．』
宋宗悫之贱也．州人庾业丰富．待容必方丈．其为悫设．则粟饭．悫亦致饱．及为豫州．请业为长吏也．
白话
我们再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一下。
魏晋南北朝末，在刘裕建立的宋朝公元420～502 年，有一个叫宗悫的落魄书生，他的同乡庾业很瞧不起他。庾业有钱有势，豪阔得很，宴请客人，一上几十道菜，酒桌都有一丈见方，可是招待宗悫的饭菜却只有用稗子等杂粮煮的粗饭，宗悫照样坦然地吃。等到后来宗悫发达了，做了豫州太守，生杀之权集于一身，不但不记庾业轻辱他的旧恨，反而请庾业来做他的秘书长。对宗悫这种不记恨过去折辱他的人，反而以德报怨的度量该如何理解、评价呢？
斐子野在谈到几个类似的历史人物时说：『一个人在穷困时不悲不愁，在微贱时不气馁不苦闷，淡泊于天命和平凡，穷就穷，很坦然，可是绝不放弃伟大的理想。这样的素养、器度和品德只有象曾子、原宪这两位孔子的学生才具有；还有一种人，倒霉的时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标准，低头认命，甚至人格被辱也能忍得下，低眉顺目，鞠躬屈膝，屈居庸庸碌碌、无赖泼皮之下，忍受胯下之辱也不反抗，一旦得势了，就在英雄头上跑马。韩信、黥布就是这种人。『这两种人，卑贱的时候被人轻蔑、侮辱的情况是相同的，可是其心态却截然不同。一种是英雄情操，得志就气象非凡，不得志就忍辱负重；另一种是道德、人格的榜样，认为人生本来平淡，从不侈求荣华富贵，淡泊中养其清泰天和。
『至于象宗悫这样的人，却兼有这两种情操、气度的长处。当年庾业在高朋满座的情况下冷落他，小瞧他，他不觉得惭愧，因为他有理想，有大志，这一点和韩信、黥布相象；在他得志以后，还请庾业做部下，不把过去的旧恶放在心上，这种崇高的宽厚的长者之风又和曾子、原宪一样。确实是了不起啊！』世称郦寄卖交．以其绐吕禄也．于理何如．
班固曰：『夫卖交者．谓见利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义存君亲可也．』
白话
后世的人在谈到西汉时的郦寄把朋友吕禄骗到效外游玩，给了周勃他们推翻吕后政权的机会这件事时，认为从个人道义上讲，郦寄出卖了朋友，是不光彩的。这个道理该怎么讲呢？
班固的看法是：『所谓出卖朋友，是指那种为了富贵荣华而忘了朋友的情义，把朋友作为换取个人利益的牺牲品，才是卖友行为。至于郦寄，其父郦食其帮汉高祖打了天下，是开国元勋，而吕氏家族阴谋篡夺了政权，他在这场劫难中，虽然用欺骗手段把吕禄骗出去，摧毁他的卫戌部队，推毁吕氏家族，目的是安定国家，为了天下苍生。这不是出卖朋友，是为了拯救国难、捍卫父辈君臣开创的大业而不得己采取的一种手段。』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
徐众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
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其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
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张邈叛．太祖迎吕布．布执范令靳允母．太祖遣昱说靳允．无以母敌．使固守范．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白话
曹操带兵征讨冀州的时候，命令大夫程昱留守后方重镇甄城。就在这期间，曹操手下的将领张邈叛变。这时曹操只好亲自迎战吕布。当时的战争局势是如果吕布把范城拿下来，就可以消灭曹操，所以吕布使计把范城的守将靳允的母亲捉去，想胁迫靳允为救母亲归顺。曹操闻讯，赶紧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要靳允不必考虑母亲的安危，固守范城。结果靳允被说服，感激流涕地表示：『一定守城，决无二心。』
于是有人问：『靳允这样做，于母不孝，于曹操算不算是忠？』
徐众的观点是：『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与曹操之间，还没有形成君臣关系，而母亲是至亲骨肉。所以于情于理，靳允都应该为母亲的安危而去，不该为曹操守城。
『昔日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以此威迫王陵归顺他。
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项羽必定要失败。自己被软禁后，知道王陵有孝心，怕儿子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杀，把遗书教人偷偷送给王陵，教他好好帮助汉高祖打天下。她用这种绝决的办法让王陵心无牵挂，一心一意去尽忠尽节，至死无悔。
『另一桩历史故事却大异其趣。战国时卫国的公子叫开方的在齐国做官，十年没有请假回国看望父母。有人说开方这样忠于职守，忠于齐国，可以提拔他为相，可是齐国的宰相管仲却把他开除了。理由是说象开方这种人，连父母都不爱，怎么会爱君王，怎能为相。
『从以上两个事例再来看靳允，就应当明白对父母孝敬爱戴的人，才会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所以靳允应该先去救母亲。
『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起来后，徐庶进退两难。刘备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你若留在我身边，曹操肯定会杀你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谴责。你还是去吧。』按语
所以从另一角度来说，一个领导人，如果得天下，就应当体察人情，原谅为人臣子的部下为尽孝心的苦衷。对照刘备处理徐庶的仁义慈爱，曹操应让靳允去救他母亲才对。由此也可看出曹、刘两人气度截然不同。魏文帝问王朗等曰：『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与君德孰优．』
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罪．与夫导政齐刑．免而无耻．同归者也．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白话
魏文帝曹丕问他的大臣王朗等一班人：『根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郑国的大臣子产，部下和老百姓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人们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的时候，人们不敢骗他。这三个人能做到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你认为哪一种更好？与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
王朗回答说：『上面的领导人，本身德高望重，能够真爱人、真干事，老百姓和部下都感念他的恩义，就不忍心骗他了，就象单父的老百姓对待子贱那样；如果上面的领导人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下边的各级官员怕被觉察，就不能欺骗了，象子产那样；如果上面用严刑重法治理一区一国，老百姓和部下怕犯法、怕刑罚，就不敢欺骗了。这三种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要求臣民忠心，但尽忠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如果执政者多行不义，臣民就不可能忠心。当领导的按仁义道德行事，臣民自然感恩戴德，这就合乎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仁爱道德管理大众，使全国人民都有文明教养，即便有人做了不体面的事也好纠正，可以达到文治的最高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严刑重法来治理，老百姓提心吊胆过日子，或者有人在法网的漏洞中为非作歹，干了坏事还能逃过法律的追究，自认为高明，还恬不知耻，就和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靠政治法令来治理因家，用刑罚来管理人民，有人干了坏事能逃过法律的制裁也不觉得羞耻一样了。这两种情况，好坏的差别很大，关键在于领导人能权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应斤斤计较，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