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0:15
从春秋以前之宗法封建，转移到战国时代之新军国，相应而起的，有政治、社会各方面激剧之变动。
第一是郡县制之推行，政府直辖下的郡县，代替了贵族世袭的采地。
郡县制已见于春秋。晋自曲沃篡统，献公患桓、庄族逼，尽杀群公子；骊姬之乱，又诅『无畜群公子』，故晋无公族。而并地日大，于是，遂行县制。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僖三十三年，齐襄公『以先茅之县赏胥臣』，皆其证。及顷公时，六卿弱公室，又尽灭公族，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左昭五年，楚薳〔wěi〕启疆言：『韩赋七邑，皆成县。』又曰：『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则晋制一县出兵车一百乘，大率万户方百里为一县，则十户而出长毂一乘也。则晋之推行县制已久，故三家分晋，即变成新的郡县国家。如吴起为西河守，西门豹为邺令。楚亦久行县制，宣十一年，『县陈。』十二年，郑伯出降，曰：『使改事君，夷于九县。』盖内废公族，外务兼并，为封建制破坏、郡县制推行之两因。郡则其先为边方军区，较县为小。周书作雒〔luò〕：『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四郡盖指百里之四边也。故赵简子之誓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及后边郡日见大，腹县日见小，甘茂言于秦王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之曰县，其实郡也。』亦为军国进展应有之现象。
郡县政令受制于中央，郡县守令不世袭，视实际服务成绩为任免进退，此为郡县制与宗法封建性质绝不同之点。自此贵族特权阶级分割性之封建，渐变而为官僚统治之政府。
故相随于郡县制度而起者，第一即为贵族世卿与游仕势力之更迭。
宗法封建时代，君权未能超出于宗族集围之上。故君、卿、大夫之位，相去仅一间，孟子：『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又上士、中士、下士，凡六等。』君位废立，常取决于卿、大夫之公意。公羊隐元年：『诸大夫扳隐而立之。』左定元年：『若立君，则有卿士、大夫舆守龟在。』国语：『厉王虐，国人逐王。』左传：『晋惠公虏于秦，国人卜立其太子圉。』盂子：『贵戚之卿，君有过，谏不听，则易位。』周礼有『致万民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此种改变，一在君位继承法之渐趋确定，一在兼并与郡县之日渐推行。郡县制的国家，则君权渐脱亲属关系之束缚，并非以一宗族建国。一面是君权之演进，而又一面则是游仕之得势。战国游仕分析，一大学者及其弟子，如荀卿、李斯等。二庶孽公子及先世仕宦，如商鞅、乐毅等。三资产在中人以上，如吴起、吕不韦等。四贫士，如张仪、范睢、虞卿等。五贱臣下吏，如申不害、赵奢等。要之非亲属贵族。贵族地位降低，世臣消灭，君位转尊，实为郡县新国家一要征。
其次，则有军民之渐趋分治。
翟璜曰：『君魏文侯。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李克。』将军与守臣之分职特派，此即军民分治之见端。封建时代贵族即军长，无此分别也。
又有食禄之新制度。
既不与采邑，则官吏必食禄。魏成子为文侯亲弟，『食禄千锺』，则亦无封土矣。史记赵奢传：『奢，赵之田部吏，收租税，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曰：「纵君家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诸侯加兵，君安得有此富？」平原君贤之，言于王，使治国赋。』据此则战国贵族纵有封邑，仍必向公家纳租税，与春秋封建采邑不同。亦与汉代封邑制有别。
食禄者必受职，其有禄无职者，则惟当时之养贤制为然。
此始于魏文侯之于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伦，而极盛于齐之稷下制度，为尚贤观念代亲亲贵贵而起之征象。
第二是井田制之废弃。
古者方百里为大国，百里之地有城郭邑落、山泽林薮、封疆弃地，不能尽垦。即尽垦，亦不过万井，九百万亩。其间尚有君、卿、大夫、士等诸级，各有分地。则百里大侯，有田无多，亦如后世一业主。其民若今之佃户。分田选受，并非难事。即如近世一垦牧公司，圈地招垦，亦必均派一家若干亩，不令随便多少。故封建制度下之农民无兼并，无贫富。若已有兼并贫富，则封建制亦复失其存在矣。欲明古代井田制度之真相，必先了解古代封建国家之规模。〔已详前篇。〕井田乃是一种小方格块内之划分，周礼所言，则大整块千万顷耕土，已非封建时代之形态也。
分封贵族之采地渐次取消，则直属国家之耕土渐次扩大，于是以前贵族圈地分区小规模的井地，不得不解放为整块的农田。
商鞅废井地而开阡陌封疆，『阡陌』即是大田岸，『封疆』犹如大围墙，为古代贵族封建分割性之主要标帜。一方方的井地，相互隔绝在此种格子线之里。现在政治上已由封建变为郡县，自可打开格子线，铲除田岸围墙，化成一片。此即李悝『尽地力』之教。
大整块农田之形成，即是封建井地之破毁也。此外尚别有促成之原因。一、人口之繁殖。左襄十年：『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襄三十年：『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一年兴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此必郑国地狭民稠，故已渐破弃井田之格子线，乃至于田无封洫，庐井不伍，而子产为之整顿也。二、耕器之进步。孟子云：『许子以铁耕乎？』以铁耕，则一夫之治田能力随之增大。国策：『秦以牛田通水粮。』牛耕，春秋晚期已有，〔如孔子弟子司马耕，字牛〕亦到战国而渐盛。三、水利工程灌溉事业之发达。如魏有西门豹、〔文侯时。〕白圭、〔惠王时。〕史起。〔襄王时。〕秦有李冰、〔孝文王时。〕郑国。〔一始皇时。〕周礼遂人所记遂、沟、洫、沧、川等制度，亦是井田制破弃以后，大规摸水利网之描写也。其先所谓井田，『井』或乃灌溉单位，八家共一井，即是一井之灌溉量也。〔公羊传有此说。〕
井田制度之破坏，另一原因，则在税收方法之改变。
大抵最先有一种公田制的『助』法。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田所入归公，私田所入归私。 此制度之最要意义，厥为田亩所有权之全属于贵族封君。所谓『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也。方方正正的一井九百亩，此为一种标准的叙述。制度皆有活变，记载则不能尽详。其实一井尽可为七百亩、八百亩或一千亩。一井之内，主要者为公田。依理言之，正因助耕公田，始得享有其私田之收获。此乃为一种雇佣性质，如近代为富家看守坟墓而得耕食其墓地田也。其时贵族特置农稷之官，颁历明时，辨土壤，择谷种，教稼恤农，巡野督耕。如周官大司徒、司稼、草人、庶氏、剪氏、赤友氏、蝈氏、壶涿氏诸官，可觇其消息。吕氏春秋有任地、辨土、审时诸篇，即古代农稷之官之农学也。盖正因视四封之内皆其私物，故勤恳教督。而农民智昧力弱，失却贵族之指导扶助，亦无以善其私田。若叛离此封疆邱邑之外，则茫茫禹迹，夷狄禽兽，纵横交徧，更非家人夫妇生活之区。因此贵族、农民在此制度下相安于一时。
其次，则为『履亩而税』。
履亩而税者，废公田，转就私田征税，视其田亩之实收而抽收额定之比率。周礼地官司稼所谓『巡野观稼，以一年之上下出敛法也。』此相当于盂子所谓『彻』。至『贡』法，则只就数年中数立一税额，较更简单。论语：『鲁哀公问：「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曷彻乎？」哀公曰：「一，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其时鲁已用田赋，赋与税为二。有若欲哀公因岁饥薄敛，故曰：『民不足，君孰与足？』孟子言贡、助、征三制，皆非凭空私造；惟附会之夏、商、周三代，则误。盖贵族阶级田亩日广，则生活日奢淫，志行日懒惰，不肯再理农事。而农民阶级则智慧日开，能力日强，于是各自尽力于私田，而公田收成转恶。此亦公羊说。于是乃废去公田，履亩而税。如是则不必方里而井，亦不必严格还受。虽便于大数量之征收，而已为井田制度破弃之先声矣。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此即履亩而税也？鲁国如此，各国先后可推。云『初』税亩，则其先不然，故知应为公田而助矣。
履亩而税，则可以只认田，不认人，于是民田得自由买卖，而土地所有权，无形中转移，成为耕者所自有，而兼并亦随之而起。或谓：助法时期，公田外之土地，为村落所公有，及至履亩而税，则田土尽归公有。然履亩而税，则耕者可以活动。八家共一井，则死徒不出乡，同井相助，耕者无活动余地。又公田为助之制度下，田里不鬻，一家百亩。履亩而税，则耕者各自独力经营，可以超过百亩之上。故履亩而税，确为自由私产形成之先声也。
第三则为农民军队之兴起。
封建时代，贵族为采邑之大地主，同时亦即成一武装集团。
春秋时代军队之组织，即本族制。城濮之战，晋有『中军公族』；鄢陵之战，楚有『中军王族』。楚若敖氏有『六卒』，晋『乐、范以其族夹公行』，可见一军队即一宗族也。『宗』指同一庙宇下祭祀，『族』指同一旗帜下作战。
军器制造，如车、如甲，及战马之养育等，皆为贵族保持地位之一种事业，平民无力参与。
郑庄公伐许，『授兵于太宫』。卫懿公御狄，『使国人即城圈子中人，皆贵族也。受甲』。郑子产『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师子焉以伐随』。事在庄四年，为楚用兵车之始。考工记：『兵车弋、殳、戟、矛四等。』吴子图国篇：『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此皆甲仗兵器不在民间之证。僖十五年，『晋作州兵』；昭四年，『郑作邱赋』；成元年，『鲁作邱甲』，皆是一种额外增赋，以造甲兵。然仍是贵族别使专匠造之，非民间自造也。
农民耕田纳税，遇战事征车、非战车。牛，捉夫力，非甲士。谓之『赋』。农民只为军队中之附随，并无正式编配入军队之权利与资格。
随武子云：楚国『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此农不为军也。城濮之战有『舆人』，左襄公三十年有『舆尉』，淮南兵略训云：『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连什佰，明鼓旗，此尉之官也。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淫舆，无遗辎，此舆之官也。』舆尉者，舆人之尉。仅称『尉』，则军尉。舆人即随军之辎重与夫力也。
贵族阶级渐次奢侈安逸，国际战争渐次扩大剧烈，农民军队之编制，遂成一种新需要。车战渐进而为步战，即为贵族军队与农民军队交替之一种表记。
左传所载诸大战役，如秦、晋『韩』之战，晋、楚『城濮』、『邲』、『鄢陵』之战，晋、齐『鞍』之战等，皆当时贵族式的战争，可说为一种艺术化的战争。即商礼的战争，楚子玉告晋文公，谓：『请与君之士戲〔hū〕，君凭轼而观之，得臣与预目焉。』交战如游戏，真可到处此中情况。惟晋为御狄，已有步兵。僖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是也。昭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亦以步卒。『魏舒请毁车为行，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见车、徒有贵贱之分。郑亦步兵，见隐四年、襄元年、昭十二年。至战国则全以农民步兵为主。亦有骑兵，车战遂变成不重要之地位。至是始有真赌生命之剧烈战争也。
三晋与田氏以大夫篡位，旧贵族失其地位，渐次设立以军功得官之制度。
左哀二年，赵简子誓众：『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遂者得进仕，免者去厮役，此即商鞅『尚首功』之先声。是役公孙龙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徒』即平民军队也。苏秦说齐：『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又荀子议兵篇：『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注：『斩首，虽战败亦赏，不斩首，虽战胜亦不赏。是齐亦尚首功。五家之兵，疑犹秦之一甲首而隶五家。
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亦严行以军功代贵族之新法。
起相楚，使封君三世，而收其爵禄，以抚养战斗之士。商顿相秦，所定二十级爵，即以代古者贵族五等封爵之制。此皆欲以战士为新贵族也。
以前是贵族任战士 ，现在是战士为贵族。农民军队之配练与井田制之废弃，为新军国图谋富强之两要端，而即以促进宗法封建费族之崩溃。
第四是工商业大都市之发展。
春秋时，工商皆世袭食于官，盖为贵族御用，非民间之自由营业。
左昭十六年，郑子产告晋韩宣子：『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相保至今。』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隶食职，官宰食加。』昭二十二年，王室乱，『单子盟百工于平宫。百工叛，伐单氏之宫，败焉。反伐之东圉。』杜注：『百工所在。洛阳东南有圉乡。』故知工商皆居国中，世袭，食于官，仅去贵族一等也。
封建贵族渐渐崩渍，而自由经商者乃渐渐兴起。
子贡『不受命而货殖』，即自由经商也。其后如范蠡、段干木、白圭诸人，类皆赖藉政府上之地位，惟非贵族。而干商贩之新事业。
旧贵族没落，『商贾』与『军人』二者代之而兴。而商业大都市亦陆续兴起。
自春秋以迄战国中期，历时三、四百年，人口繁殖，耕地日辟，游牧之戎狄渐次同化，或消灭，或避去，此疆彼界之封建，已变为壤地相连的几个大国，此皆当时商业都市骤盛之原因也。举其著者，如临淄、邯郸、大梁、郢、陶等。其间惟陶因交通关系，特殊发展，余皆各国之首都。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渐崩溃，而商业都市乃渐兴起，非由商业都市兴起而而封建制度崩溃乜。
大抵东方各国，渐从商业资本转入文学游仕，始终奖励农战的国家惟有秦。秦以地势关系，可以闭关不与东方通贸易。
因此竟以并吞东方。
第五是山泽禁地之解放。
与商业发展有相互关系者，尚有禁地解放一层，亦为当时一种极重要之变迁。
封建时代之贵族采邑，除井地外，一应山林薮泽，大概全列为禁地，农民惟有耕稼为生。
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又有迹人、圃人等。皆掌山泽之守禁。齐语亦谓：『泽立三虞，』晏子春秋谓：『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此乃贵族封地之私产。孟子所称『文王之政，泽梁无禁』，晏婴谓『山林陂泽，不专其利』，则皆一种理论也。
农民渐渐游离耕地，侵入禁地，寻求新生业，贵族不能禁阻。
其先目之为盗贼，如郑子大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是也。昭二十年。攻之不能止，乃不得已而加以一种征收。故『征商』之征，即『征诛』之征，古人目工商业为奸利者由此。秦汉政府『大司农』与『少府』分职，大司农掌田租，为国家公入，少府掌山泽之税，为王室私入，亦由此种禁地观念演变而来。
新生业之分化，与民间工业之进步，亦为自由商业促进之一因。
如捕鱼、煮盐、烧炭、采铁、铸钱、伐木，种种新生产事业，皆由农民侵入禁地而始有。
第六是货币之使用。
因商业发展而货币之使用遂兴，亦为一新形态。
左传所所记列国君臣相馈赠、贿遗、赎罪、纳惧，大抵为车马锦璧钟鼎宝玩，乃至女妾乐师而止，绝无以黄金货币相投报者；有之，皆自战国始。六国表秦惠文王二年『始行钱』，距春秋末已一百五十五年。盖其时东方诸国已先有钱货，齐、燕刀币，三晋布币，楚鬼脸钱，近代出土极多。
总之春秋以至战国，为中国史上一个变动最激剧的时期。政治方面，是由许多宗法封建的小国家，变成几个中央政权统一的新军国。社会方面，则自贵族御用工商及贵族私有的井田制下，变成后代农、工、商、兵的自由业。而更重要的，则为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