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
詩經 作者:尹吉甫採集,孔子編訂發布: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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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類 已完結 五經 詩三百 詩歌總集 詩詞 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 30萬字數 149萬閱讀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都因音樂得名。『風』是地方樂調,收錄當時十五國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為貴族所作的樂章;『頌』是用於宗廟祭祀的樂歌。
【詩經】約成書於 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詩】,後因傳世本中共記載有311首,為敘述方便,又稱【詩三百】。 西漢時漢武帝以【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
【詩經】的特色和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詩經】是以抒情詩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詩和【小雅】、【國風】中的個別篇章外,【詩經】中幾乎完全是抒情詩。而且,從詩歌藝術的成熟程度來看,抒情詩所達到的水準,也明顯高於敘事詩。而與【詩經】大體屬於同時代的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卻完全是敘事詩。正如荷馬史詩奠定了西方文學以敘事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詩經】也奠定了中國文學以抒情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以後的中國詩歌,大都是抒情詩;而且,以抒情詩為主的詩歌,又成為中國文學的主要樣式。
第二,【詩經】中的詩歌,除了極少數幾篇,完全是反映現實的人間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經驗。在這裡,幾乎不存在憑藉幻想而虛構出的超越於人間世界之上的神話世界,不存在諸神和英雄們的特異形象和特異經歷(這正是荷馬史詩的基本素材),有的是關於政治風波、春耕秋獲、男女情愛的悲歡哀樂。後來的中國詩歌乃至其他文學樣式,其內容也是以日常性、現實性為基本特徵;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總是文學的中心素材。
第三,與上述第二項相聯繫,【詩經】在總體上,具有顯著的政治與道德色彩。無論是主要產生於社會上層的大、小【雅】,還是主要產生於民間的【國風】,都有相當數量的詩歌,密切聯繫時事政治,批判統治者的舉措失當和道德敗壞。其意義雖主要在於要求維護合理合度的統治,給予人民以較為寬鬆、可以維持生存的條件,但這對於社會的發展,當然是有價值的。關心社會政治與道德,敢於對統治階層中的腐敗現象提出批判,應該說是【詩經】的優秀之處。但這個問題應該從兩方面來看。正像我們在前一節中舉例分析的那樣,這一種批評完全是站在社會公認原則的立場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維護現有秩序的穩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個人的欲望與自由。就以【相鼠】一詩來說,它可能是批評統治者荒淫無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評對『禮儀』的具有進步意義的破壞行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詩對於這兩種現象都是適用的。要說【詩經】這一特點對後世的影響,首先要說明:【詩經】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後世經過曲解而被強化了。本來不是直接反映政治與道德問題的詩,包括眾多的愛情詩,在漢代的【毛詩序】中,也一律被解釋為對政治、道德或『美』(讚頌)或『刺』(批評)的作品。因而,一部【詩經】,變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書。後代詩人繼承【詩經】關注社會政治與道德的特色,同樣應該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提倡這一特色,可以糾正文學過分趨向遊戲和唯美傾向,發揚文學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適當地過分強調這一點,也必然妨害文學的多樣化發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達。
第四,【詩經】的抒情詩,在表現個人感情時,總體上比較克制因而顯得平和。看起來,像【巷伯】批評『讒人』,【相鼠】批評無禮儀者,態度是很激烈的。但這種例子不僅很少,而且並不能說是純粹的『個人感情』,因為作者是在維護社會原則,背倚集體力量對少數『壞人』提出斥責。像【雨無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評的對象是多數人,則已顯得畏懼不安。至於表現個人的失意、從軍中的厭戰思鄉之情,乃至男女愛情,一般沒有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由此帶來必然的結果是:【詩經】的抒情較常見的是憂傷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後代的詩歌,也是以抒情——抒憂傷之情較為普遍。克制的感情,尤其憂傷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噴涌而出,一泄無餘,而是委婉曲折,波瀾起伏。由此,形成了【詩經】在抒情表現方面顯得細緻、雋永的特點。這一特點,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後來的詩歌。另外需要說到,儘管【詩經】的抒情一般比較平和,卻依然是真摯而動人的,而且也並非沒有明朗歡快、天趣盎然之作。後代儒家把【詩經】中的所有作品都說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並不能抹殺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愛情詩對人們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專制時代,當文學道德化傾向、說教傾向變得過度嚴重時,詩人們也會打出【詩經】的權威旗號,要求給感情以應有的、至少是適度的承認。明代詩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湯顯祖的【牡丹亭】中,深閨小姐杜麗娘誦讀【關雎】而產生對於愛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從內容、思想傾向、抒情特點等諸方面論述了【詩經】的幾個重要特色。這些特色對中國後代文學的影響都很深遠。下面再從語言形式、表現手法等方面簡略介紹一下【詩經】的特色,這些方面的影響,情況各有不同。
【詩經】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間或雜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種句式。但雜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個別詩是以雜言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為主幹,可以由此推想當時演唱【詩經】的音樂旋律,是比較平穩和比較簡單的。至漢代以後,四言詩雖斷斷續續一直有人寫,但已不再是一種重要的詩型了。反而在辭賦、頌、贊、誄、箴、銘等特殊的韻文文體中,運用得很普遍。
【詩經】常常採用疊章的形式,即重複的幾章間,意義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變,造成一唱三嘆的效果。這是歌謠的一種特點,可以藉此強化感情的抒發,所以在【國風】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頌】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詩中幾乎沒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全篇三章十二句,只變動了六個動詞,不但寫出採摘的過程,而且通過不斷重複的韻律,表現出生動活潑的氣氛,似乎有一種合唱、輪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潤說:『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裊裊,忽斷忽續。』(【〖詩經〗原始】)這麼說也許多了一些想象,但疊徽章重句的美感,確是很動人的。四言詩衰微後,這種形式也被捐棄,只能偶一見之。倒是在現代歌曲中,又常看到這種情況。這說不上『影響』,卻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為歌謠,為了獲得聲韻上的美感,【詩經】中大量使用雙聲、疊韻、疊字的語彙。在古漢語的規則中,這類詞彙大抵是形容詞性質,所以也有助於表達曲折幽隱的感情,描繪清新美麗的自然。如【詩經】首篇的【關雎】,『關關』(疊字)形容水鳥叫聲,『窈窕』(疊韻)表現淑女的美麗,『參差』(雙聲)描繪水草的狀態,『輾轉』(疊韻)刻畫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狀,既有和諧的聲音,也有生動的形象。
【詩經》裡大量運用了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加強了作品的形象性,獲得了良好的藝術效果。所謂『賦』,用朱熹【詩集傳】的解釋,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這包括一般陳述和鋪排陳述兩種情況。大體在【國風】中,除【七月】等個別例子,用鋪排陳述的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詩,鋪陳的場面較多。漢代辭賦的基本特徵就是大量鋪陳。雖然從【詩經】到漢賦還間隔許多環節,但說其原始的因素源於【詩經】,也未嘗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於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藉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於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並無意義上的關係,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郁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云云,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繫。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進一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徵、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麼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麼明白確定。又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由於『興』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後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味道。
總而言之,【詩經】是中國詩歌,乃至整個中國文學一個光輝的起點。它從多方面表現了那個時代豐富多采的現實生活,反映了各個階層人們的喜怒哀樂,以其清醒的現實性,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早期詩歌,開闢了中國詩歌的獨特道路。雖然,由於特殊的社會生存條件,【詩經】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飛揚的個性自由精神,但在那個古老的時代,它是無愧於人類文明的,值得我們驕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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