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第一所公立中医学校原来是它

立学校、设学会、办杂志，一直都被近代中医学界视为振兴发展的『三大法宝』，其间诞生了至今被我们遗忘或忽视的第一所公立中医学校——南京国医传习所。

➤先期建成南京国医传习所

1932年，南京『医药界巨子』隨翰英、杨伯雅、朱子彝、张简斋、冯端生、张栋梁、汪绍生、包农辅、郭受天、胡子宪、王舜卿、程调之、周晋生、施子良、高锦堂、刘古衡、沈铸臣、陆勋臣暨『政界闻人』陈立夫、彭临九、陈文虎、杜同甲、傅选青、张宗成，『鉴于国医学术，向系人自为学，以致学说纷歧，难收统一之效，当此学术竞争时代，不可不筹设医事教育团体，以谋国医学术上之补充』，共同发起成立南京国医传习所，推举隨翰英、杨伯雅、朱子彝、张简斋、张栋梁、冯端生、程调之、施子良、周晋生、傅选青、张宗成为董事，张栋梁、程调之为常务董事，张简斋为董事长，负责筹备事宜，并以董事会名义呈请南京市政府及主管机关核准设立[1]。

▲南京市国医公会第一届全体理监摄影 民国二十年九月

当时，中央国医馆尚以暂借的『慧圆街杨宅』作为临时办公地点，为『推展馆务起见』，1932年8月15日，商请南京市国医公会将所属天喜长生祠借用[2]，在『三年内暂借该处，常川办公』[3]。同时呈请南京市政府将原属南京市国医公会的位于十庙口三皇庙的地产发还，用作国医传习所建筑用地[4]。时任南京市长石瑛立即批准，但『仅就现有范围，不敷布置，殊有窒碍』，建议从与长生祠紧邻的新廊小学『地界内划回三方，以资建筑』，石瑛又派社会局人员『莅场会划』[5]。

▲南京国医传习所

为便于解决种种掣肘之琐事，加之中央国医馆早就有成立国医专门学校的规划与蓝图，遂有将南京国医传习所改由中央国医馆主办之动议。1933年9月26日，在南京中央饭店召开首次筹备会议，焦易堂、杜同甲、张简斋、杨伯雅、隨翰英、石瑛、陈果夫、陈立夫、赖琏、彭养光、傅焕光等出席。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先在长生祠设立国医传习所，扩充现有国医传习所董事会组成人员，加推焦易堂、杜同甲、陈立夫、陈果夫、彭养光、石瑛、赖琏、傅焕光、叶楚伧、沈仲芳为董事，石瑛为董事长，焦易堂为召集人，并与张简斋、杜同甲、杨伯雅、隨翰英一起，负责起草〖国医传习所章程〗及具体规划，提交下次会议讨论。

1933年10月1日，在中央国医馆会议厅举行第二次筹备会议。同伯亭、张简斋分别就〖国医传习所章程〗拟订情况、〖修改国医传习所章程〗及经费预算作了说明，会议推举张简斋为所长，隨翰英为教务主任，傅选青为事物主任，并再次议决『先办国医传习所，俟〖国医条例〗通过后，明年即办学校，招收正班学生』[6]。

为加紧进行筹备工作，成立了焦易堂为主任，杜同甲、傅选青、沈仲芳等为副主任的筹备委员会。自此以后，南京国医传习所的主办单位升格为中央国医馆，并由此而奠定了近代第一所公立中医学校的地位。

1934年5月底，在南京国医公会长生祠旧址开始校舍建设，将于6月竣工，『大约九十月，决可开校上课』[7]。呈请南京市社会局核准备案后，决定先行开设『医学正科』与『补习班』各一班，『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养成国医专门人才』为宗旨，『有初中毕业资格及相当学历者，可入正科修业，五年毕业；参加南京市国医检验考试，无论已否及格而有志补习者，均可报考补习班修业，二年毕业』[8]。学习课程分为两种：『必修科目』包括党义、国文、理化学、生物学、解剖生理学、卫生学、医学史、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处方学、内科学、小儿科学（附痘疹科）、妇人科学（附产科）、外科学、临症讲义（医案）、临症实习；『选修科目』包括喉科、眼科、正骨科（附金镞科）、法医科、按摩科、齿科、花柳科、针灸科[9]。经过先后两次招考新生，最终录取『正科四十名，补习班三十名』，于1934年9月19日开学，24日正式上课[10]。

此时，南京国医传习所的设施尚未『周备』，随着『各种筹备，渐臻完善』，董事会决定『补行开学典礼』[11]。

▲南京市国医传习所举行开学典礼

1934年11月14日，隆重举行开学典礼，党政要人、医药俊彦及新闻记者一百余人参加。南京市党部常委周伯敏劝勉『国医须要科学化，不矜己长，以力求进步；不没人善，以吸收新知』：『现海禁大开，西医流入我国，与中医有发生竞争现象。我们设立国医传习所，教授学生，应当用科学方法，做有系统的研究，把学术重新整理，以杜外人口实，且继往日伟大的成绩，振兴轩岐绝学，庶几我国民族的健康，得有保障。』[12]

南京市市长石瑛致词说：『学问是公开的，自己好处要保存，人家好处要学他。既不可自视太卑，亦不可夜郎自大。

我们中国医学，有数千年的历史，经过古来多少名医研究试验，始得到这样的结果。处现在科学发达的时代，西医每自矜有生理解剖学等，说是它们有科学系统，有实地试验；中国只有国药可用，国医是靠不住的。这是岂有此理的话！没有国医，这个国药如何能知道用法呢？不过，国医故步自封，不求猛进，为人诟病，这是不肯勤学的毛病。据上两点看来，国医要自己虚心求学，打破故步自封及不肯勤学的陋习。须知国医学理是一种高深的哲学，含蕴精妙，不易研究。现传习所共招学生两班，「本科生」多系中学毕业，于一切普通科学，皆具有相当的程度，入学前一二年，教以理化、生理、解剖、卫生等，树立医学的基础；再进而研究医理、病理、药性等，把从前已发明而散失的，一一整理起来；未发明而需要的，努力精求实现，发挥而光大之。诸生虽只有五年毕业，但是毕业后，仍望继续研究，学有心得，再资遣出洋，学习西医的长处，触类旁通，中西一贯；到那个时候，便无所谓中医、西医，就是人类最需要的医学罢了。这是对于日班本科的希望。「夜班补习生」都是已经学过多年，于一切医药书籍，读得很多，自然是要提高程度，然不得良师指导，终难探得医学源流。例如古今中外注释〖伤寒论〗者，凡一百三四十家，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且多互相攻讦，使后之学者读之，如大海一筏，茫无津涯，所以必赖名师，就其经验所得，告以某家注释为是，某家注释为非，抑某某两家学说，立言虽异，而理实相通，「去紫夺珠」「去瑕存瑜」，诸生必须学有根柢，乃能知所抉择，方足以济世活人；并希望本京一般年轻的国医，晚间多多来所补习，得到许多益处。这是对于夜班补习生的希望。本所诸生果能一致努力，日求进步，预祝将来必能收获很大的效果。』

陈立夫作为董事代表也发表了演讲：『研究中医与批评中医之言论，均未能中肯。西医云三指切脉，茫无所据，未免强词夺理；中医云以机械疗疾，背乎气化，亦属主观太深。何者？六脉配合脏腑，病因确有根据；器械测验症状，能助四诊不逮；各是其是，中西不能融化，两有裨益，均属一偏之见。医者治病，须知〖易经〗阴阳之理。夫阴阳时令，阳为物质，阴为精神；时令循环，病体寒热。凡医家临床，当分膏粱藜藿、地方南北、时令之寒暑、躯体之少壮等事，面面兼顾。中医出神入化，须具有活泼灵敏之天资，乃能胜此重任。近年西医，突飞猛进，中医则日渐消沉，其原因何在？盖西医掠我之长，补己之短，如美日之研究〖本草纲目〗、法德之研究针灸治疗，风起云涌，日有进步；中医不但弗取他人之长，反被他人窃我之长，使轩岐四千余年之结晶，日益退化，放弃教育，是谁尸其咎呢？况醉心欧化者，每曰中医不合科学化，仍以欧美所有者，吾当舍己从人；欧美所无者，吾当弁髦摈弃。是非倒置，实背总理保存固有文化之遗训。要知吾国医学之价值，是从数千年人民疾病经验得来，即历代无数名医惨淡经营，耗去无量的心血换来。简言之，直不啻以千百亿兆的生命，试验牺牲换来。是此伟大成绩，吾四万万七千万人民，当赖之为「托命符」。彼等淡焉漠焉，反以为无足轻重，尊人贱己，真岂有此理！现在国医传习所成立，莘莘学子，精勤研究，但须从根本上做起，并要迎头赶上去，取他人之长，舍他人之短，再加用己身之长，去己身之短，不宜妄自尊大，更不宜妄自菲薄。妄自尊大，是谓自暴；妄自菲薄，是谓自弃。自暴自弃，均为不可。若从现在努力去做，须先明了大体的趋向，然后局部的进步，自然有基础。』[13]

1935年8月，南京国医传习所再次招收新生，『第一次招生，已于八月二日考过』，『月底将再续招』[14]。

1936年，第一届『补习班』临近毕业之际，国医传习所呈请中央国医馆派人监督毕业考试：『定于六月十九、二十两日，举行毕业试验，并缮具分科试验表，送呈钧馆鉴核。届期仰祈派员莅所监试，以昭郑重。』中央国医馆特派秘书主任周柳亭作为代表『莅场监试』[15]，『经各科教授评定甲乙，均尚及格，随填毕业证书三十张，呈奉社会局盖印发还』后，又加盖了中央国医馆印章[16]。

1936年，焦易堂鉴于『中医伤科为吾国固有国粹，成效卓著，现为应付非常时期，此项人才尤须积极造就，以谋利社会』，在征得张简斋所长同意后，决定开办伤科班[17]。但是否举办，不得而知。

➤筹而未竞的中央国医专校

南京国医传习所建成以后，中医学界兴办中央国医专门学校的愿望与理想，终民国之世，一直都在不断努力争取实现。

1937年3月，卫生署中医委员会成立后，『以〖中医专科学校教学规程〗业经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交教育部会同委员会妥为订定」，特商请卫生署指派隨翰英、张锡君前往教育部会商进行办法，并一面草拟国立中医专门学校预算，请卫生署商教育部于下年度开始时，在首都筹设国立中医专门学校』[18]。

所拟订的预算草案，共计国币24.6万元，包括临时经费15万元（建筑费10万元、设备费3.5万元、筹备费1.5万元）及第一年度经常费9.6万元（俸给7万元、办公费1.2万元、购置费1.4万元）[19]。无奈此时抗战的烽火已蔓延至南京，并被迫迁都，开办中央国医专门学校的计划遂搁置下来。

1939年4月2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表〗并令各省教育厅查明中医学校办理情形，但延宕数年，却迟迟未见有任何主办公立中医学校的举措。

在1942年10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上，孔庚、曹昌宾分别提交了〖为请求政府讯予创办中医专科学校以促进中医学术，并令卫生署于各省市县乡镇之卫生所、卫生院、卫生处兼用中医人才以利病家，减少漏卮案〗及〖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用示教育平等，以重民命而利抗战案〗，孔庾更是提出了〖限期成立国医专科学校，造就中医人才案〗：『请行政院令饬教育部迅速延揽中医学者，集思广益，编辑教材，并限期一年内成立中医专科学校，普及各省市设立分校或训练班，以发扬民族固有医药。』

大会将以上提案，合并讨论，议决如下：『以科学方法，研究我国原有医术及药材，为卫生行政机关及医药学校亟应切实注意之事，本案送请政府参考。』[20]

相关部门不但不予采纳，反而采取了一些倒行逆施的措施。1946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上海中医学院、中国医学院及新中国医学院，公然否定已经颁布的〖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表〗；同年6月，卫生署命令各地卫生局，规定中医不得再称医师，自我违背1943年公布的〖医师法〗。面对政府机关『前后言行之不符，实使人痛心疾首』的情势，『上海市中医药界积极自筹十亿元，以期建立国立中医专科学校』，并『会同首都中医药界向政府请愿』，『结果尚称圆满，不日将展开筹备工作』[21]。但囿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

➤抗战胜利以后传习所复课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后，停办已达十年之久的南京国医传习所，在张简斋所长的积极努力及南京医药界的募捐帮助之下，重新修葺被敌伪焚烧的长生祠并增加其他建筑设施，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在向南京市教育局备案后，于1947年6月开始招录学生，报名者不仅男女均有，而且还有开业已数年的医师，但多数为抗战前在该所就读而未毕业者[22]。

当时，上海中医学院、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已被当局勒令关闭与停办，『在今日中医药教育摇摇欲坠之势，国医传习所能够复校上课，也是中医药界中一朵奇异光彩之花。』为此，医声通讯社南京分社社长兼特派记者张德培在开学前夕专访国医传习所，『报名上课者，大半为该所旧生』，『此次甄审者七十多人，及格者六十人。女生王问儒、王慧智、梁玄亭、沈慧君、蔡香帆五人，男生芮心斋等五十五人；系下午制，授课时间为每日下午三时至六时，教材大半均由该所自编，内设教导处、事务处，其讲义为内科、外科、妇科、幼科、生理解剖、病理、诊断、方剂学、药物学；期间六个月，期满之后，即行重招新生，依旧为四年制。』[23]

1947年7月1日，南京国医传习所正式上课。除集中1934年和1935年录取的学生分别组成『特别训练班』外，还开始了向社会公开征集图书并筹备出版杂志等工作[24]。

其后，因国内时局紧张，有关国医传习所的讯息未见报道。南京解放前夕，张简斋携家人前往香港，南京国医传习所也曲终人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