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与科举

在中国经学史上，〖中庸〗从一篇普通论文跃升为一部必读经典，这个过程一直是历代学人津津乐道的奇迹。促成这个奇迹的决定因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独特的考试制度，尤其是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制度。

在科举制度实行之前，〖中庸〗已受到世人的特别重视。〖汉书·艺文志〗即有『〖中庸说〗二篇』的记载，〖宋书〗和〖梁书〗也记载南朝的戴颙和梁武帝曾为〖中庸〗作过注释。但这些文献徒留其目，都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所见最早的〖中庸〗研究文献应该是东汉郑玄为〖礼记·中庸〗所作的注解。〖礼记〗原本只是〖仪礼〗的补记附释，郑玄同时为『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作注，这就使得〖礼记〗开始脱离〖仪礼〗而独立行世。

在此后的官方考试制度中，〖礼记〗的地位得到加强。三国魏文帝黄初五年（224），置立太学，制五经课试法，〖周礼〗〖仪礼〗〖礼记〗等『三礼』『皆列于学官』（〖三国志〗卷十三）。东晋元帝践阼之初，简省博士，『三礼』之〖周官〗〖礼记〗得以入选，而盛行于两汉的〖仪礼〗却旁落。这是经学史上〖礼记〗第一次越位于〖仪礼〗。〖中庸〗作为〖礼记〗中的一篇通论性论文，随着其母体政治地位的提升，自然一荣俱荣。

科举制度肇兴以后，〖礼记〗的地位继续巩固。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诏颜师古考定〖五经〗，贞观十二年（638）又诏孔颖达等人撰修〖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旧唐书〗卷一九六）。唐高宗永徽四年（653），〖五经正义〗最后刊定，『诏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唐会要〗卷七十七）。需要指出的是，〖五经正义〗『于〖三礼〗独收〖礼记〗，这是第一次以朝廷的名义正式将其升格为经，且拔之于〖仪礼〗〖周礼〗二经之上』（杨天宇〖礼记译注·前言〗）。直到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五经』增列为『九经』，〖周礼〗〖仪礼〗才重新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唐代科举考试最重要的是明经与进士两科，明经侧重于识字记诵，进士侧重于杂文策论。唐制规定无论是明经还是进士，都要加试『帖经』。帖经相当于今天考试中的填空题：给出一行经文，贴住其中三字，让考生填写。这就要求全国考生对〖五经〗的全部经文必须烂熟于心。从这时候开始，〖中庸〗逐渐为天下读书人所熟知。

中唐以后，〖中庸〗频频亮相科举考试中。首先，科考试卷从〖中庸〗出题。贞元十九年（803），明经科策问第二道题中有『蹈白刃或易于中庸』一语，即出自〖中庸〗第九章（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十五）。其次，考官策问使用〖中庸〗词语。贞元二十一年（805），权德舆策问考生时曾使用了『尽性』『不敢作礼乐』『哀公问政』『文王无忧』『凝道』等词语，这些词语皆出于〖中庸〗（〖钦定全唐文〗卷四八三〖明经策问七道〗）。最后，考生答题引用〖中庸〗内容。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二十六岁的韩愈二度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作〖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其中就引用了〖中庸〗第二十一章『诚明』『明诚』和第八章颜回『择乎中庸』的相应文句。

到了北宋，〖中庸〗的地位突飞猛进。科举考试不再局限于从〖中庸〗中摘引个别字词，而是直接以其文句命题。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作〖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而本届省试这一命题即出自〖中庸〗第二十一章的第一句话。十二年后的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中国科举史上更是出现了一件创举：年轻的仁宗皇帝在皇家的琼林苑赐宴新科进士，就是在这次宴会上，新登第的三百七十七人『人赐御书〖中庸〗篇各一轴，自后遂以为常』，并诏当朝宰相当众宣读，皇帝『候听终篇始罢』（〖玉海〗卷三四）。天圣八年（1030），又改为〖中庸〗与〖大学〗『间赐』（〖宋会要辑本·选举〗二之七）。自此以后，〖中庸〗〖大学〗两书轮换颁赐成为两宋科考定制。〖中庸〗〖大学〗的经学『新贵』身份巍然挺立。

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科举是他们改变命运、厕身官场的必由之路。〖中庸〗〖大学〗在科场受到如此显赫的待遇，对天下士子引起了极大的精神刺激和强烈的灵魂震动。正是在这种时事情况下，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当早年喜谈兵法的张载以兵策谒见范仲淹时，范仲淹却说『何事于兵』，并『劝读〖中庸〗』（〖宋史〗卷四二七）。此后的几十年中，政界要人司马光、理学宗师程颢程颐兄弟、文坛领袖苏轼以及他们的朋友学生，也都发表过关于〖中庸〗的专著、专文或专题讨论。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百三十多年后的朱熹殚精竭虑，先后草就〖大学章句〗与〖中庸章句〗，并将两书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逐渐代替〖五经〗成为新的经书系统。

当然，〖四书〗代替〖五经〗形成新的经书系统，〖中庸〗从而升格为新的儒家经典，仅凭学者个人的研究兴趣是无法完成的，这个过程也需要代表国家意志的科举制度来一锤定音。这一锤是在元代敲定的。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立国子学，并定其制：『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元史〗卷八十一）从此以后，〖四书〗成为必考书，〖五经〗则降为选考书。这是『〖四书〗地位凌驾〖五经〗的一个表征』（叶国良等〖经学通论〗第六章）。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又就科举考试程式下诏曰：第一场考试经问或经明、经疑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出题，『用朱氏章句集注』。（同上）从此开始，〖四书〗正式成为科考教材，形成了新的经书体系，而〖中庸〗完全独立出来成为新的儒家经书，也由此确定。

在中国古代社会，科举制度是国家意志的一个集中体现。〖中庸〗能够从〖礼记〗独立出来，跻身〖四书〗这个新的经书体系，除了其内具精深宏大的义理思想、外有佛老人士的推波助澜之外，更为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得到了王权的承认，从而得以上升为国家意志。可以说，〖中庸〗的经学『新贵』形象正是借助科举考试这一国家行为，慢慢跃升定格的。

（作者：杨少涵，系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教授。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经学史视域下的〖中庸〗升格问题研究』[18YJA7200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