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教

作为『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的文艺观主要通过他对〖诗经〗的评论提出，因此又被称作『诗教』观。一般认为，孔子『诗教』文艺观重『教』，即侧重于『诗』（文艺）的社会教化作用与伦理实践意义。例如在文艺的社会作用问题上，〖论语·泰伯〗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宪问〗又云：『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动荡年代，出于实现社会理想的需要，孔子尤为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力图发挥文艺在蓄养健全人格、构建和谐社会上的独特功用。因此，他把『诗』『礼』『乐』视为以『仁』为中心的道德修炼、政治教化的三个必经阶段。再如在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里，『质』指人的内在品格，『文』即人的外在表现，『文质彬彬』就是要求人既要有『仁』的品格，又要有『礼』的仪表。体现在作品上，这就需要内容和形式的完美和谐。进而言之，当『文』『质』相匹之时，孔子又尤重内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武〗〖韶〗两乐相比，〖武〗颂攻伐，虽然形式也完美，但不如〖韶〗敬尧舜那样『尽善尽美』，因为后者是『仁政』的产物。又如在文艺批评标准的问题上，孔子明确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无邪』即『执两用中』而『归于正』，要求的是作品在缘情、言志时不要太直露，而应适度。同样，『无邪』仍然是从突出『文质合德』『文治合一』的社会教化论申发的，关涉孔子对文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中和美理想的追求。

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孔子『诗教』文艺观在重『教』的同时并不忽视『诗』。一方面，基于『仁学』之指归，孔子并非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将其作为培植理想人格、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简单将文艺视为教化的工具，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其所具有的『文以发蒙』『乐以发和』『以美养善』『以美成人』的社会效益。正是以上两点，构成了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并对后世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产生了根本影响。权举孔子『诗教』文艺观最具代表性的另一学说——『兴观群怨』说——为例，再加说明。『兴观群怨』见于〖论语·阳货〗，其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综合〖论语〗集释，『兴』即『引譬连类』『感发志意』，强调通过艺术形象的譬喻，使人产生联想、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从而在精神上受到感染和熏陶；『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群』指『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指『怨刺上政』『怨而不怒』。其中，『兴』是『观』『群』『怨』的基础，四者虽均以实现『诗教』的社会功用为目的，但又必须以尊重文艺独特的审美规律为前提。在『兴』之审美提挈下，『观』重世俗人心、社会生活状态的丰富多样性而非简单化、镜子式的反映；『群』唤起并沟通人的共同情感，强化了文艺独特的审美感染作用；而『怨』不仅是『刺上』『化下』的现实批判，更是『一有嗟叹，即有咏歌』的文艺抒情性本质的表彰。『兴观群怨』说紧扣美善兼济、审美与教化合一的原则展开，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和强烈的实践品格，成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韩愈『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穷而后工』说、梁启超『熏浸刺提』说等后世思想学说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共同锻铸起中华民族自强弘毅融旧开新的文化传统。

传统绝非死物，相反，我们都生活在传统中。具体到孔子的文艺思想，我们仍然可以从『教』与『诗』两个层面洞悉其对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的智慧启迪。首先，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在地性』或实践品格。〖论语〗言『诗』，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在『教』。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反省和总结，〖论语〗言『诗』都十分接地气，目的都在强调文艺树正气、凝人心的社会教化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一脉，孔子儒学在此不仅彰显出开创性、典范性价值，更淬炼出后世文艺载道安邦、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和人文精神。从〖论语〗所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到〖毛诗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梁启超的『熏浸刺提』说等等，后世文艺家和学者们正是沿着孔子开辟的『诗在乎教』的经世道统，始终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神圣的使命。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孔子及儒家的文化自觉。

其次，孔子尤为看重『以诗为教』『以美养善』的『会通性』或支撑作用。『诗』虽在乎『教』，但『诗教』毕竟不等于『政教』，文艺活动实现政治与社会教化功能必须以尊重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审美规律性为基础，否则就会流于简单、粗暴，失去它所特有的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魅力。作为一位有着极高艺术鉴赏力和审美追求的圣者，孔子十分重视文艺这种以审美独特性而行『不言之教』的特质。如『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在论『兴』的时候，他又告诫弟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总之，孔子在讲文艺的社会作用时，始终把『兴于诗』作为前提和基础，脱离了『兴』，『观』『群』『怨』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此以降，中国文艺逐步确立『诗缘情』『诗言志』的主流传统，汇聚刘勰、王昌龄、王夫之、王国维等人智慧的中国特色的『意境』理论也正是赓续孔子的文艺思想发扬所得。孔子『诗教』文艺观无疑是面向当代而敞开的存在，它需要今天的文艺家们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艺术，召唤着文艺理论家们去激活文论传统的生命力，进而在古为今用、西为中用、兼收并蓄古今中外异质文化因子的基础上澡雪精神，陶钧文思，再续中华文脉，重铸中华民族自信、自觉和自豪的心魂。

（作者：王杰泓，系武汉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