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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与程伊川

国学新闻| 文化新闻

2018-2-12 07:19| 發佈者: 延章| 查看: 322| 評論: 0|原作者: 杨少涵|來自: 光明日报

摘要: 苏轼(东坡)与程颐(伊川),一个是文坛大家,一个是理学宗师。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两个人应该是『老死不相往来』。但历史的事实是,两人之间曾经发生过全方位的矛盾冲突,由此引发的『蜀洛党争』更是绵延七十余载, ...

苏轼(东坡)与程颐(伊川),一个是文大家,一个是理学宗师。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两个人应该是『老死不相往来』。但历的事实是,两人之间曾发生过全方位的矛盾冲突,由此引发的『蜀洛党争』更是绵延七十余载,成为两宋历史上的一桩公案。

苏轼与程颐两人人生轨迹的初次交发生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是年,苏洵携苏轼、苏辙兄弟走出川蜀,进入汴京,准备明年的贡举考试,程颢、程颐两兄弟也在父亲程珦的带领下,赴京入国监就学并备考。翌年的科考可谓是文星璀璨。文坛盟主欧阳修权知贡举,二苏兄弟与程颢皆金榜题名,同科及第的还有大文豪曾巩兄弟四人、关学开山张载,以及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很多中坚干将。(〖宋登科记考〗卷四)可以说,嘉祐二年(1057)的科考是中国科举考试史上名副其实的『龙虎榜』。只不过程颐因当年国子监解额减半,未能登第。

苏、程两人频繁的直接交往要到三十年后的宋哲宗时代。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十岁的宋哲宗继承大统,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司马光、吕公著组阁,苏轼与程颐先后被召入京。苏轼任中舍人、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机要官员,程颐除崇政殿说书,成为皇帝的家庭教师。两人都是哲宗的左右亲近。这种近距离接触让两人在互相熟知的同时,也使得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放大。

程颐性格向以端肃持重著称,苏轼性格豪迈,不拘一格。史载:『程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一个礼仪,在程颐看来是『尊儒重道』,在苏轼看来却是『不近人情』,差异之大,判若水火。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去世,程颐主丧。苏轼与众官参加完一次明堂庆典,便欲往奠,但遭到程颐的坚决阻拦。程颐的理由是庆、吊不能同日,并引用〖论语〗的话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苏轼反驳说:孔子虽然说过『哭则不歌』,但并没有说过『歌则不哭』,最后还讥刺程颐是『燠糟鄙俚叔孙通』(〖孙公谈圃〗卷上)。意思是说,程颐这套东西看似合乎古礼,其实不过是山野之举。结果『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太平治迹统类〗卷二三),导致两人在政事上互相猜忌。吕公著对程颐甚为器重,他为宰相时,『凡事有疑,必质于伊川。进退人材,二苏疑伊川有力,故极诋之』。政事上猜忌攻讦,进而又导致两派人员在人事上相互倾轧。至此,『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三)的局面形成,并一直延续到几十年后的南宋高宗时期。

无论是个人性格上的不合,还是政治人事上的矛盾,都只是表面现象。苏东坡与程伊川真正的冲突是在更深层的哲学念上。这集中体现在对『天理性情』的体会与理解上。

『天理』二字是二程兄弟在千辛万苦的生命历练中体会出来的。程颢曾深有感触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外书〗卷十二)程颐接着说了一句震古烁今的名言:『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朱熹对这句话推崇备至,说『伊川「性即理也」四字,攧扑不破』,『自孔孟后,无人见得到此,亦是从古无人敢如此道』(〖朱子语类〗卷五十九)。当然,天理与性也稍有不同,天理强调的是客观方面的超越尊严,性强调的是主观方面的内在价值。『性即理』则打通主客,赋予人的内在价值以崇高的尊严。二程对性理进行了道德方面的规定,即性是善的,『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学』(〖二程粹言〗)。但现实中毕竟有不善的现象,程颐认为,这不是性理之本然,而是情欲在作怪,『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二程文集〗卷七〗,所以他强调要『性其情』(〖二程文集〗卷八)。『性其情』就是性理挺立于中,使情欲扰荡不得。在程颐看来,『性其情』的具体功夫就是一个『敬』字,而『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二程遗书〗卷十五)。敬能保证性理之善不为情欲所扰荡,从而让自己的内在价值和超越尊严挺立起来。所以程颐平素对敬视之甚高,常说『敬胜百邪』(〖二程遗书〗卷十一),『入道莫如敬』(〖二程遗书〗卷三)。

苏轼对『天理性情』的理解与程颐几乎完全相反。苏轼高足秦观曾写过一首词,里面有一句『天若知也和天瘦』。有一天程颐遇到他,就问是不是他写的。秦观一开始还认为程颐要称赏他,就拱手逊谢。结果程颐却说:『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二程外书〗卷十二)程颐对诗词视之甚低,秦观却将天穹尊严填入其中,对他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种侮辱。就『性情』来说,苏轼也根本不承认性善论,『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恶之论』(〖苏东坡全集〗卷四〖扬雄论〗),甚至认为孟子提出性善论,是『孟子之过』(〖苏东坡全集〗卷三〖子思论〗)。同时,情也不是性的反面,而是『性之动也』。情只是性动而散殊的状态,与性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性无善恶,所以情也无善恶,『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东坡易传〗卷一)。情既无善恶,自然也就不需要『性其情』,不需要节情制欲,反而需要遂情达欲。苏轼豪放不羁、纵情才艺的性格爱好,正是他这种哲学观念的外化。基于这种哲学观念,苏轼对程颐一派强调『敬』的作风甚为反感。当他看到朱光庭『端笏正立,严毅不可犯,班列肃然』,就说『何时打破这「敬」字』。(〖二程外书〗卷十一)

总之,苏东坡与程伊川两人哲学观念上的深层冲突,决定了他们各方面的矛盾对立都是很难调和的。所以牟宗三说:『苏东坡与程伊川的冲突是一个永恒的冲突。』(牟宗三〖康德第三批判演讲录(八)〗)明末陈确〖洛蜀论〗认为,苏东坡对程伊川是『口语之伤,非有不解之仇』(〖陈确文集〗卷五)。清人钱大昕〖洛蜀党争〗也说,『东坡之于伊川,不过口舌讥诮』,『伊川不忍于东坡,毋乃量之未广也乎』(〖潜研堂文集〗卷二)。这些说法都把苏东坡与程伊川之间的冲突解读为口舌之争、度量之较,这就将双方矛盾的根源看得太浅了。

(作者:杨少涵,系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试聘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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