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赋』义的演变

南宋马远〖春游赋诗图〗（局部） 资料图片

在先秦典籍中，除〖左传〗的『赋诗言志』以及〖国语〗之『瞍赋矇诵』等少数情况外，凡言『赋』，多与贡赋、赋敛义相关。如〖尚书·禹贡〗之『厥赋惟上上错』，孔传释云：『赋谓土地所生，以供天子。』〖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之『赋车籍马』，孔颖达疏曰：『赋与籍，俱是税也，税民之财，使备车马，因车马之异，故别为其文。』经传对『赋』的解释，始终在『税民之财』『以贡天子』的框架内进行。而〖尔雅·释言〗有云：『赋，量也。』何谓『量』？郭璞〖尔雅注〗云：『赋税所以评量。』郝懿行〖尔雅义疏〗云：『量者，〖说文〗云：「称轻重也。」……是「赋」兼取、予，其义则皆为量也。故〖鲁语〗云：「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然则赋敛、赋税即为量入，赋布、赋予即为量出。』

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军戎所需物资、人力，均需依据制度性的规定或法则，从族群、诸侯或国人中征取。春秋初年，齐国就曾以楚国『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为借口征伐楚国。但与祭祀相比，供养一支军队无疑是一个国家或者部族最大也最为重要的支出。〖汉书·刑法志〗云：『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赋以足兵』是对『赋』之造字本义的极好诠释。立足于早期典籍言『赋』多与军赋相关的实际使用情况，可以肯定地说，『赋』之造字，通过『从贝武声』的字形结构，不仅表达了『赋』之行为、结果与军事武备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也规定了这种行为所必须遵从的不可逾越的严肃性与制度性。也就是说，赋税之『赋』，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制度性的严肃内涵。随着『赋』义扩展，『赋』除了与『税』连言，兼指与军需无关的量取财物之外，出纳王命、颁布政令的行为，亦可以『赋』言之，如『明命使赋』『赋政于外』。

『明命使赋』『赋政于外』，见于〖诗经·大雅·烝民〗，郑玄笺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纳王命者，时之所宜，复于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顺其意，如王口喉舌亲所言也。』由该诗可知，『出纳王命』是『明命使赋』的重要内容。先秦与『出纳王命』相关的职官，有『纳言』。〖尚书·舜典〗『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安国注云：『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这就是说，作为出纳王命的喉舌之官，『信』是必须遵从的基本原则。何谓『信』？『信』就是确定，无误差。就出纳王命的赋政者来说，话从口出的宣赋方式极易造成语义的变易，故而在『明命使赋』时，特别强调『王之喉舌』的特点。这要求赋政者『受上言宣于下』时，必须原原本本地陈述王命，『如王喉舌亲所言也』；同样，『听下言纳于上』时，也必须原原本本直陈其事，令王者如同亲见、亲闻。『必以信』的赋政要求，使潜含于『赋』中的作为言说方式的直陈其事、不容虚饰的意义得到了呈现和加强。

立足于此，可知郑玄注『六诗』之『赋』的精妙：『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相对于『比』之『取比类以言之』、『兴』之『取善事以喻劝之』，『赋』采用的是『直铺陈』的言说方式。郑玄在『赋之言铺』之后，用一『直』字来限定与『铺』对应的『铺陈』，恰恰说明『赋』义中还包含着『铺』义无法涵盖的『直』义，只有受『直』限制的『铺陈』才是『赋』。郑玄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后世注家的继承。孔颖达〖毛诗注疏〗云：『赋者直陈其事，无所避讳，故得失俱言。』朱熹〖诗经集传〗也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但是，在经学家们认识并强调『赋』之『直陈』『直言』义时，从东汉后期开始，文学家们径直以『铺』释『赋』，『铺』义之外的『直』义被完全忽视。如王逸〖楚辞章句〗云：『赋，铺也。诗，志也。言己守高眇之节，不用于世，则铺陈其志，自证明也。』至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之后，『赋』与『铺』成为意义完全对等的两个字，人们基于『赋者，铺也』的理解，在『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方向上渐行渐远。经学传统中得到继承的『赋』之『直陈』，在文学领域逐渐失落。由此导致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丧失『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功能的赋体在极尽铺采摛文之能事的过程中逐渐衰落；另一方面，铺采摛文的汉赋创作实践反过来又遮蔽了『赋』『直陈铺』的历史内涵，进而遮蔽了后世学者探索赋体产生之源的途径。

喉舌之官的赋政行为，一方面推动了赋税之『赋』向『直陈』之『赋』的衍变；另一方面，蕴含于『赋』字之中的制度性内涵，则在『赋』义延伸的过程中得到了保存和延续。遵照周王意志、体现政治需要的赋政，其行为本身就体现着鲜明的制度性。如郝懿行所言，『赋』兼有量出、量入之义。如果说『王之喉舌』的『明命使赋』着重表现了『赋』之『量出』，那么『赋纳以言』的选官用人制度则集中体现了『赋』之『量入』。

『赋纳以言』出自〖夏书〗。〖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赵衰引〖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杜预注云：『赋纳以言，观其志也；明试以功，考其事也；车服以庸，报其劳也。赋，犹取也。庸，功也。』孔疏对此作了更明白的阐释：『〖夏书〗言用臣之法。赋，取也。取人纳用以其言，察其言，观其志也。分明试用以其功，考其功，观其能也。而赐之车服以报其庸，庸亦功也。知其有功乃赐之。古人之法如此。』由此可知，作为古人用臣之法的内容之一，『赋纳以言』，就是根据人的言语来观察其志行以决定是否取用。『言』是取人纳用制度得以实现的标准，而『赋』则是依据相应的制度性规定对『言』进行评量、判断之后的取用。

如果说『明命使赋』突出了『赋』作为政治性言说方式的意义，『赋纳以言』的察人制度突出了对『言』的考量，那么，春秋时期的『赋诗断章』，则是对由『赋政』而来的赋之『直陈』与『赋纳以言』之察言观志的综合与变形。根据〖国语〗〖左传〗的记载来看，『赋诗断章』是发生在外交场合的、依附于礼仪制度、因而包含着丰富政治内涵的直陈〖诗〗之篇章。其中包含着实实在在的礼仪与政治的考量：从赋诗者的角度而言，赋诗是一种『量出』，它要求赋诗者能够根据外交场合的礼仪需要，选择恰当的〖诗〗篇来表达己意；就听赋者而言，这又是一种『量入』，它要求听者准确把握赋诗者之意并做出符合外交礼仪的反应。由此可知，『赋诗』之『赋』，是以『赋者，量也』为语义基础的政治性、仪式性考量。『赋政』之官『必以信』的赋政要求衍生出了『赋』所特有的『直陈其事』的言说方式，经过『瞍赋矇诵』阶段的发展，直陈之『赋』与『赋纳以言』相结合，衍生出了春秋时期的『赋诗断章』。聘问歌咏场合的『赋诗断章』，从制度性与直陈性两个向度，规定了『赋』由具有典型制度性意义的言语表达方式转化为文之一体的特殊内涵。『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观念，就产生在这一转化过程中。

『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因〖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引述而著称，其实这种说法在〖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毛传中就已出现：『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这里所说的『九能』之中，『建邦能命龟』等八能，分别对应一种在特殊政治场合属文造辞的语言应用能力，并列于其中的『登高能赋』应属同类。而在先秦时期，有一种『登高』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这就是『登歌』或者『登赋』，即登上朝堂的工歌或赋诗。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辨诗〗中说：『登高孰谓？谓坛堂之上，揖让之时。赋者孰谓？谓微言相感，歌诗必类。』如同命、誓、铭、诔、语等属文造辞的言语方式，亦兼具代表相应语言成果的意义。经过『登高能赋』阶段的发展之后，『赋』在指代制度化言说方式的同时，逐渐兼有了指代由这种言说方式产生的语言成果的意义。『赋』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以『贤人失志之赋』为先导的赋体文学大发展的历史阶段。

    （作者：马银琴，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