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西式政体思维与中式政道思维的差异

內容提要：中國傳統的分析政治的方式，不是政體思維方式，而是政道思維方式。政體思維與政道思維的不同在於，前者關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即政治體制的形式，後者的著眼點是政治秩序的實質，即政治體制運作的目標與途徑。從政體的角度看，民主的關鍵在於，政府是否由競爭性的選舉產生。從政道的角度看，民主的關鍵在於，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應人民的需求。那麼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是競爭性選舉重要還是政府政策具有回應性重要？當然兩者都重要。但是老百姓最關心的，恐怕還是政府制定政策能否反映他們的切實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說，較之西式代議型民主，中式代表型民主更符合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全國人大代表走出人民大會堂

政體不是一個決定性的要素

很多人批評中國的體制，把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咎于體制，其實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他們說的體制其實只有一樣，就是政治體制，即政體。政體他們歸結到哪呢？就是有沒有自由的多黨競爭式選舉。他們的解決方案都是一個，就是推翻現行的政治體制，建立一個多黨競爭選舉的體制。

這是一種典型的西式思維方式，我稱之為“政體思維”。2012年我編的一本書，《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就講這個問題。政體思維在西方是有傳統的，覺得政體是最重要的，英文叫form of government（政府的形式）。幾千年前古希臘人就這麼看，從亞里斯多德、柏拉圖，甚至比他們更早的人開始，一直到後來的西塞羅、馬基雅維利，這一系列的人都強調政體。西方政治學研究的大量問題都是和政體相關的問題，比如民主能不能帶來經濟增長、能不能實現公平、能不能讓人幸福，等等。

可以把這種思維方式叫做“政體決定論”，中國那些動輒講體制的人實際上就是政體決定論的思維方式。在他們眼裡，一切問題都與政體相關，諸如經濟增長、社會公平、腐敗、幸福，不一而足。政體好，其他什麼都會好；政體不好，其他什麼都好不了。歐美、印度的政體好，因此那裡不管存在什麼問題，長遠來講都可以解決；中國的政體不好，因此不管取得了多大成就，長遠來講都是靠不住的，遲早必須轉換軌道。

政體思維和政體決定論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其實似是而非。比如，在一些人看來，民主政體的特徵是不同政黨之間的競爭性選舉，而這種政體是一個好東西。我在《民主四講》一書中提供的大量證據表明，這種政體與經濟增長、社會平等、人的幸福其實都沒有什麼必然聯繫。換句話說，政體未必有傳說中那種神乎其神的決定性作用。

經常有人說，如果有了自由競爭選舉制度，國家就會變得多好多好。他們只講這種體制帶來比較好的結果的例子，比如西歐、北美。他們忘了，這些國家也正是當年的帝國主義國家、殖民主義國家，它們今日的富裕很可能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有關。但是被西方政體思維方式忽悠，同樣採取這種體制的國家，不成功的例子也是大量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做大資料的、長時段的比較研究，得不出任何結論說，政體是決定性的。不管是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還是對社會公平的影響，還是對人民幸福感的影響，大量的統計，跨時段、跨國家的研究，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不相關。所以，政體不是一個決定性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