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是标题党--《论语☆泰伯第八》串读

8.17【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孔子说：“正确的学习心态是：如果赶不上贤者、达不到目标、抽不出时间，就担心永远会失去机会一样。”简单一点说，孔子认为学习，就是追赶猎物，生怕不及时，撵不上，逮不住，最后猎物会跑得无影无踪，费了半天劲，结果一无所获。《论语》的编者将这一句放在这里，主要是指见贤思齐，择其善而从之，包括《论语》本篇所讲的为政的道理。那么到底要学谁呢？其实，就是尧、舜、禹。接下来《泰伯》终于亮出了孔子“为政观”的最终底牌。

8.18【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孔子说：“象山一样崇高啊！舜、禹二位圣君得到天下，并不是赐与，也不是谋求。所谓“不与”说法有很多，比方说“与”即“取”，“不与”就是不是靠武力取得的，不是靠阴谋夺得的，不是靠世袭传得的。均有道理，故一并采纳。孔子说来说去，还是说“禅让”。对于“禅让”，大家要注意的是，不是尧一个人认为舜贤明就可以将权力私自授予的，他必须征求许多部落首领的意见得到相对一致的认可，还要同时要多方并长时间的加以考察，并做出实际的成绩来证明。所以，孔子认为“禅让”，对圣人而言这是最高的个人道德；对于天子而言，这是最高的政治品德。当然，舜、禹二位圣君再伟大，跟尧的开辟之功相比，当然有所逊色。舜之有天下，离不开尧的圣明，而禹之有天下，则离不开尧的开创之举，舜的全盘继承,一个巴掌拍不响。当然《论语》先引孔子的话，称赞了舜、禹的“不取”也就是“思不出其位”，对二位圣君的“不欲而得”进行了大力褒扬，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的诸侯、大夫野心进行抨击，继续宣扬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观点。但是没有先君的“无欲而让”，自然也不会有后君的“不欲而得”。

8.19【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说：“伟大啊！尧这样的君主。山一般的高大啊，唯有天意最高，唯有尧能符合之！水一般的浩荡啊，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美名才能称赞得起他！山一般的崇高啊，他成功地开辟大同之治！火一般的明亮啊，他创立了文化华章！”

三代之治，毫无疑问始于尧帝，但是三代之前是什么样子，孔子没有说过，只说过：“先进礼乐者，野人也！” 尧帝开辟大同时代，唯他能秉承天意，与之比肩。孔子很注重事功，不尚空谈。不管有为也好，无为也好，总之要做实事、出成绩，以平天下、以安社稷、以利苍生，以养万民。在孔子眼里，可能认为尧这样的圣君，可以不知而作，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这就难得了，如果没有他开创三代之治，恐怕到孔子之时，包括孔子在内也没有人知道道德仁义、诗书礼乐为何物。所以孔子在这里认为，不管如何称颂他都不为过。

尧帝最大贡献就是证明大同之世，并不是没有实现过。天下大同的理念时至今天,依然华夏民族最高的理想,多少年来,历朝历代的仁人志士和黎民百姓,不管是梦想也好,不管是理想也好,不管激进也好,不管保守也好,都没有从内心深信抹去对之的信仰或渴求。几千年之后当初如果不是对社会主义作了“天下为公”的解读、对共产主义作了“天下大同”的解读，认为它与中国几千年的思想信念相暗合，应该是说，当代的中国不是现在的面貌。

孔子就是这样，如果是纯粹的谈道德学说，他会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但是谈到现实的政治，孔子又宽松现实了很多，甚至还会给以无尚的推崇，至高的礼赞。怪不得孔子说：“吾道以一贯之（，忠恕而已。）”其实，我们对孔子也应该一样，“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作为思想家从道德学说的纯粹出发，孔子也是“其犹病诸”，但是作为教育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艺术家的孔子，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的情况和时代总体认识水平而言，也可以说是“无以尚之”。

当然，孔子对“禅让”强调更多的是贤人政治，而不是禅让制度里所包含的民主因素。我们不妨继续来看一看，他还说了什么观点：

8.20【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夫！”】舜帝有五位贤臣：禹、稷、契、皋陶、伯益，天下就得到了大治。（为何不说是社会自治程度高呢）。周武王说：“我有十位良臣。”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正是这样吗？从唐尧虞舜之世到周武王的时代，算是最多的，其中还有一位女人，其实不过是九人而已。就已经做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还能以心悦诚服地对待商朝。周朝的仁德，可以称之至德了”看来，孔子认为商纣王此时早就应该“禅让”才是。对于武王伐纣，孔子应该没有意见，他可没有在这里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之所以“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倒不是说武王，而是事情最后不得不通过武力解决，感到无比的遗憾。

孔子为什么盼望人才？为什么期待圣人的出现？说白了，就是他当时放眼天下，就是周天子能够禅让，也不到合适的接班人。勉强找一个，恐怕也没有足够的人才来辅佐他。面对现实，孔子一想能做“禹”那个份上就相当的不错了。

8.21【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孔子说：“对于禹，我无可挑剔啊！生活自俭清苦，却非常崇敬鬼神。平素不修边幅但是祭服却做得精美。宫室简陋却尽力治理沟渠。对于禹，我无可挑剔啊！当然，一般认为禹传位给了自己的儿子启，从而破坏了禅让的传统。其实这中间的情节还是比较曲折的。禹本传位于由议事会推举皋陶，但其不幸早死。于是又推伯益。但问题又接踵而来，由禹没多久就死了，结果伯益还没有来得及做出成绩以服众。结果，诸侯朝于禹的儿子启，根本就不认伯益这个天子。三年之后，伯益于是将君位让给了启。当然，还有一些说法。所以说，真正终结“禅让制”的是禹的儿子启。禅让并不是不能传给儿子，关键是能不能得到议事会的通过，并被诸侯王们所认可。比方说，尧传位于舜之前，也有人推荐尧的儿子，但是尧认为儿子不足于胜任，没有同意。并不是说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所以没有同意。从禹当时情况来看，一则是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私有财富和私有观念的兴起，宗族观念的强化，使得禅让制失去了社会基础。二则是由于天下诸侯之间经济发展越来越均匀，导致实力也相对均匀，联盟议事会通过的人选，特别是在禹死后，往往得不到诸侯们的认可，三则是禹可能过于亲力亲为，导致了人才培养跟不上，加上一些偶然因素，接班人往往还没有从道德和成绩两个方面树立起足够的威望。当然，孔子可能没想过这些，而把主要的思路放在贤人政治上，所以他认为“禹，吾无间然矣！”

《论语.泰伯》当然是表达了孔子本人对道德的终极追求，对人性的美好憧憬，但是不也不得承认他的思想中有信而好古、因循守旧的倾向，后来的儒学精神进一步发挥之，在立足于推崇上古三代的基础之上，更是对上古三圣、文武之君、周公、孔子进行一厢情愿式的完美化和理想化，用激情讴歌代替冷静思考，用不越雷池代替信仰崇拜，而不是更加立于因势利导，更加立足于大胆突破，更加立足于推成出新，更加立足于合理竞争。虽然孔子自身未必意料到他的思想会出现这样的流变，本着成事要说、遂事要谏、既往不咎的“忠恕”精神，我们应该从“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出发，深刻认识并宽容体谅孔子仁学思想的局限、儒家贤人政治的偏颇，合理继承和发扬其以人为本的根本理念，率先垂范的德治精神，兴文重教的为政传统，唯贤是举的用人理念，克已内省的自律意识，并吸取其在中国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沉痛教训，未雨绸缪，吐故纳新，推成出新，积极赋与其时代内涵，创新实践这些基本理念的方法和途径，和孔子当年所强调的一样,特别是从长远的利弊得失出发,不断的加以修正和完善,更加注重实际的社会效果。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
儒帅佛道法 發表於 2010-7-11 00:29

一兴一立一成，这三者是朝代也是人的成功过程，暗寓着诗礼乐三者的此般关系，问题在于，此三者，为何有此关系？三者分别依据于什么？

子曰：“不知礼，无以立。”作为统治者，不知礼，也无以自立。周公制礼，应该是深知 “上好礼，民易使”的道理，周王朝也才能真正站稳脚跟

可否解释为，不知礼，则不知人道所以，故无以立信于众，则不立于世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