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先:70年代的中蘇蒙

70年代的中蘇蒙

1970年代的蒙古國：幹部以娶蘇聯妻子為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執行向蘇聯“一邊倒”的對外政策，蒙古的國際處境空前優渥，北面是“老大哥”，南面是“老二哥”，可以高枕無憂、自由自主地從事建設。從1948—1957年，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它得到來自蘇聯和中國兩方面的大力支援，國民經濟發展迅速，人民生活大為改善。50年代堪為蒙古的黃金時代。到1960年，農牧業基本實現了合作化，工業總產值比1940年增長了4.4倍。但是，蘇聯仍然是“控制你沒商量”，蒙古無法擺脫“有限主權”的枷鎖。“有限主權論”，是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蘇聯出兵捷克，扼殺“布拉格之春”時公開提出來的，實際上蘇聯領導人的這種指導思想早就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1943年第三國際解散之前。二三十年代，各國的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當然，以蘇聯為基地的第三國際，在説明各國共產黨的建立，並指導它們開展革命鬥爭方面，貢獻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史達林時代，“朕即國際”，不僅對各國共產黨頤指氣使，而且直接指派各國党的領導人。更有甚者，在蘇聯1937—1938年肅反擴大化時，在其境內和境外誤殺了不少忠誠的共產黨人，當時波蘭共產黨的領導班子就幾乎被殺光。二次大戰後，中國和東歐國家的共產黨相繼取得政權，成為執政黨。蘇聯領導人雖然幾經更迭，但他們的大國沙文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主權有限的指導思想根深蒂固。蒙古人民革命黨，是繼蘇聯之後世界上第二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蘇聯給予它的支持和幫助是舉世共認的，而對它的控制也絲毫沒有鬆手。蘇聯的歷史經驗:要控制一個黨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就是在那個黨那個國家裡，安置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史達林“慧眼識英雄”，就像30年代初，選擇王明、博古來控制中國共產黨一樣，40年代初選擇了蒙古青年澤登巴爾，將他派回蒙古。尤睦佳•澤登巴爾，1916年9月17日生於蒙古西北部的烏布蘇省鄰接蘇聯邊界的達布斯特縣，是蒙古少數民族杜爾伯特人。1929—1938年，在蘇聯伊爾庫次克中學和財經學院學習，畢業回國後在烏蘭巴托財經學校短時任教，1939年加入蒙古人民革命黨。由於在蘇聯留學期間經人推薦，受到史達林的賞識，回國後受到喬巴山的器重而青雲直上。入黨後僅一年，就被選為中委，任政府財政部副部長，繼而又做部長兼國家銀行行長，當時只有二十四歲。1941—1945年，還曾擔任人民軍副總司令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進入政治局，1945—1946年任國家計委主席，1946—1952年任部長會議副主席，1952年起擔任部長會議主席，1958年11月蒙黨十三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黨中央第一書記。澤登巴爾從政之後，懷著對蘇聯的感恩戴德，無論國內和國際上有什麼變化，他的政治指北針從來沒有搖擺過，總是亦步亦趨，跟隨蘇聯。喬巴山在40年代就刻意培養澤登巴爾為接班人，甚至於把這個在軍事上不甚了了的澤登巴爾安排為自己的副總司令，給予中將軍銜。但是，喬巴山1952年1月逝世以後，在赫魯雪夫1956年大反史達林時，澤登巴爾秉承蘇聯的旨意，在蒙古全國掀起了一場大反喬巴山“個人迷信”的運動，大肆攻擊喬巴山時期的各項制度和政策，也效法赫魯雪夫，把蒙古國內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部門來了個大清洗，借機安插自己的親信佔據重要崗位。

蒙党元老之一、在喬巴山生前擔任黨中央第二書記的達希•丹巴(也譯為達姆巴)，在1954年就任黨中央第一書記後，強調發展民族工業，指出“蘇聯的經驗不是惟一的經驗”，“不能機械地抄襲和教條地搬用”，宣傳中國的經驗“可供學習”，認為教條主義對蒙古“有更大的危害性”，並採取一系列措施克服教條主義。在國際共運問題上，丹巴指出:“宣傳和平方式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惟一方式，這是修正主義的主要表現之一”，修正主義思想在蒙古起到“削弱民主專政的作用”。丹巴的這些言論和主張，在蘇聯看來顯然不僅不合自己的胃口，而且有向中國傾斜之嫌。在赫魯雪夫的策劃下，澤登巴爾在蒙黨內率先展開對丹巴的批判。經過幾番鬥爭，丹巴降為第二書記(半年之後又被趕出政治局)，澤登巴爾取代了蒙党第一書記職位。支持丹巴反對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第二書記其米德道爾吉•蘇倫紮布，不久也被撤職，並被趕出了政治局和書記處。達拉姆•圖木爾奧其爾，蒙黨十二大的中委，十三大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主管意識形態工作，因支持澤登巴爾反對丹巴有功，1959年升為政治局委員。但在第二年，他又因反對喬巴山“個人迷信”過於積極，危及喬巴山時期對喬巴山言聽計從的澤登巴爾的地位，被趕出政治局。後來，澤登巴爾為籠絡人心，鞏固自己的統治，故作姿態，於1962年初，又將圖木爾奧其爾拉進了政治局和書記處。澤登巴爾運用“翻雲覆雨”的手段使得這個“風派”人物就範，更好地為自己服務。但是，圖木爾奧其爾“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主持在成吉思汗誕辰800周年時大搞紀念活動，並決定在成吉思汗家鄉肯特省樹立大型紀念碑，為此觸怒了蘇聯；加以當時的黨中央第二書記魯布桑策倫•曾德，想乘澤登巴爾在蘇聯養病之機，聯合圖木爾奧其爾搞掉澤登巴爾。澤登巴爾聞訊取得蘇聯的支持，馬上返國於1962年9月召開中央全會，以突然襲擊的手段解除了圖木爾奧其爾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罪名是“懷疑黨的馬列主義性質”、“懷疑蒙蘇友誼”。對於曾德，因其有過“懷疑蒙蘇友誼和經互會對蒙是否有好處”等觸怒蘇聯的言論，澤登巴爾在赫魯雪夫的直接支援下，於1963年底的中央全會上，解除了他的中央第二書記、政治局委員職務。蒙古人歷來民族主義情緒比較強烈，知識份子尤甚。如上所述，這種民族情緒不時在蒙党領導集團中有所反映。蘇聯以“蘇蒙友誼”的名義和“國際主義”的說教，加以大量派出蘇聯顧問，以及必要時揮舞“反蘇”罪名的大棒，控制蒙古幾十年，但並未能使蒙黨內民族主義情緒消融。因此，它在不放鬆政治控制的同時，也在其他方面採取了“放長線”的策略。從文化教育著手進行同化，是蘇聯成功的措施之一。

1944年，蒙古當局廢棄了成吉思汗時代創立的蒙古文字，決定改用斯拉夫語系中的俄文字母(個別字母由蒙方自己創造)為基礎的新蒙文，並於1946年1月頒佈正式使用。蒙古文字改革，人們至今評價不一，但由此為蘇聯文化進入(即使不用侵略二字)大開方便之門，卻是不爭的事實。孩子們從小學四年級就必須學俄文，這是60年代蒙古教育大綱的硬性規定。蒙古國立大學的某些課程及其所屬的綜合技術學院的全部課程，都用俄語講授；為各門課程規定的教材和參考書，也都是蘇聯出版的俄文書籍。蘇聯為了培養忠於“蒙蘇友誼”和“國際主義”的蒙古人才，吸納留學生是一個重要手段。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學生到蘇聯，這些留學生歸國後，絕大部分都能進入重要崗位，許多成為高級官吏。1970年前後，蒙古各省的省委書記，66%是在蘇聯共產黨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畢業的。當然，留蘇學習回國的人，不一定都親蘇，更不消說“終生不渝”了。蒙古知識界有形無形地拒絕著蘇聯的文化滲透。我擔任臨時代辦後，參加蒙方一些大型招待會，原以為蒙方官員都會講俄語，就只帶俄文譯員以為既能同蒙古人也能同駐蒙外交使團的人交談，結果經常碰壁，許多蒙古官員明明會講俄語，他就是不講。使館同蒙古外交部電話聯繫事務時可講俄語。但正式約見從不講俄語，我還注意到蒙方的記錄員用的是老蒙文。

“結親政策”是蘇聯控制蒙古的另一種有效手段。中外古代歷史上，“和親政策”的事實屢見不鮮，在一定時期收到良好的效果，但那只限于王朝皇室的上層，蘇聯則把這種政策加以普及。客觀條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損失人口二千六百多萬(其中軍人九十二萬,平民一千七百多萬)，其中大部分是男性，因而戰後幾十年，人口構成女多於男(50年代蘇聯人私下說男女人口比例為1∶6)。男娶女嫁，以至國際通婚，都是正常的。但是蘇聯當局把它作為一種“入室控制”的手段積極推行。最為典型的是澤登巴爾娶來的蘇聯夫人。澤登巴爾1940年留學蘇聯畢業歸國並取得高位之後，蘇蒙雙方領導人撮合，將當時莫斯科衛戍司令費拉托夫中將的女兒嫁給了澤登巴爾，嫁後全名為:阿娜斯塔霞•伊凡諾夫娜•澤登巴爾•費拉托娃。“入室”之後，對澤登巴爾的一言一行，有無逾越“雷池”之嫌，就瞭若指掌了。我在烏蘭巴托多次見過澤登巴爾•費拉托娃。其中一次是參加澤登巴爾夫婦舉行的招待會，他們與進場的賓客一一握手。雖然中蒙關係已經惡化，但他們還未達到不顧禮儀拒絕與我握手的地步。這一次我從最近的距離觀察了這位蒙古的第一夫人。高高的個子，肥胖壯實的身軀，穿著黑色晚禮服；紅紅的面孔，配上金栗色泛紅的濃發，真有點“凶煞”的樣子；特別是一雙灰褐色的眼睛，惡狠狠地盯著我這個中國人，使我感到她眼神中那種“有你無我”的內涵。這情景雖然只有幾十秒鐘，卻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裡。還有一次，大約是1970年夏天的週末，我與使館幾個同志在烏市街道上散步，路過澤登巴爾的官邸，通過豪華的鐵柵欄門，看到費拉托娃沿著花園式的甬道正向鐵門走來，後面跟著保鏢。她突然發現了一夥中國人，扭頭就往回走。是恨?是怕?還是別的什麼?這只有她自己知道，也許在她轉身的一刻，這幾種情緒都存在。其實，1970年中蒙雙方已著手緩和兩國關係。費拉托娃和澤登巴爾結婚後，多是與丈夫一起出現在公開場合，在澤登巴爾以党的第一書記兼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前不久，她就任蒙古兒童基金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就單獨公開露面，頻繁進行活動，名字經常排在一些部長級領導人的前面。蒙古高層領導成員中，娶蘇聯人為妻的，已知的還有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邁達爾，政治局候補委員、烏蘭巴托市委第一書記阿勒坦格爾勒，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蒙蘇友協主席貢布紮布，中委、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計委主席索德諾姆，中委、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朝克上將，中委、外交部第一副部長雲登。中層幹部夫人是蘇聯人的更是大有人在，據說達到15%—20%之多。這些蘇聯“夫人”嫁給蒙古官員之後，包括澤登巴爾•費拉托娃在內，仍然保留蘇聯國籍，按規定都要按時到蘇聯駐蒙古大使館去“談話”。中國古語說“妻以夫貴”，在蘇聯控制下的蒙古則變成“妻尊夫貴”，娶了蘇聯人為妻，就可得到更多信任和不斷提拔。以烏蘭巴托市委第一書記阿勒坦格爾勒為例，二十六歲入黨之後，立即被委任為食品工業部部長，第二年又當選為蒙黨中央委員，二十九歲起擔任烏蘭巴托市委第一書記。據說其蘇聯妻子與澤登巴爾•費拉托娃關係異常密切。

摘自《在大漠那邊》作者:孫一先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70年代的中蘇蒙

1970年代的蒙古國：幹部以娶蘇聯妻子為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執行向蘇聯『一邊倒』的對外政策，蒙古的國際處境空前優渥，北面是『老大哥』，南面是『老二哥』，可以高枕無憂、自由自主地從事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