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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啟發]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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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山讲坛的现场,主讲人妙语如珠、听者酣畅淋漓时报以热情掌声的情景常有,但主讲人的言论,引发听众现场争论的,却极少有之。3月8日晚上,胡宝华教授一场《以进谏为天职的唐代魏征》的讲座,便引了这样的“争鸣”。“他讲唐代魏征,却是为了针砭时弊”、“他点到即止,却发人深省”、“他阅历丰富,却绝不与社会妥协”,听众如是评价。无论如何,他的讲座都如同一声惊雷,留下掷地有声的回响,唤醒听众对历史、国家、社会、生活的种种思考。

进谏不是君主政治的“花瓶”

胡教授开篇坦言,是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和历史研究者的非议,引起了他对进谏制度的关注。“十年浩劫,悲剧发动没有人出来质问一个‘为什么?’而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从张载、范仲淹、魏征到海瑞,为什么古代士大夫可以不惧死的危险进谏,进谏是不是专制制度的‘花瓶’?”胡宝华用史实解答了这些问题。

中国的进谏意识在上古时已经出现,《孝经》里曾经记载:“昔者,天子有诤臣其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高度地肯定了进谏的作用。汉武帝时已经粗创了进谏制度,到唐朝逐步完善。唐代设立的三省六部中,门下省专门负责审核批准即将颁发的大政方针,反对诏令的现象屡见不鲜,那时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进谏也蔚然成风。魏征便是最突出的一位:他进谏200多次,唐太宗采纳高达97%,他们一同创造了君臣关系的神话。有人认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那么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是制造腐败的工具,“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王朝延绵不绝,就是有合理的两项抵消了它的腐蚀:御史台和谏官制度。”它们的共同存在限制了皇权,所以进谏并非君主政治的“花瓶”。

沉默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在许多学者和大众的眼里,中国古代士大夫往往是“亦官亦奴”的形象,而儒家“三纲五常”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说法,似乎也为这一形象做了佐证。但胡宝华认为,这只是断章取义的误读。通过读儒家经典,我们会发现,许多大臣都是“从道不从君”的,政治开明时,谏言献策是他们的职责,昏君当道时,他们仍然义无反顾抗争,而乱世才能真正体现谏官的风采。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范仲淹的心声,是胡适信奉的至理名言。胡教授说这也是他很欣赏的一句话,然而他认为历史发展至今,中国人的“鸣”的意识越来越淡薄,“沉默是金”却深入人心。从“兵谏”张学良,到彭德怀言谏毛泽东,都以失败而告终;从掀起“问题与主义”讨论的胡适,到批判国民劣根性的鲁迅,勇“鸣”之人,似乎到此为止。“开起会来,问大家都没意见,散了会每个人却都在窃窃私语。”胡宝华愤慨地说,“鸣”不是无理取闹,而是希望国家向着更加理想先进的境界迈进,然而安逸的生活环境,对权力的畏惧及制度的不完善,却让不想鸣,不敢鸣。

“中国人活得越来越没有骨气,就这一点来讲,我们的智商远不如古人。”胡宝华强调,他讲座的目的不在于讲述历史故事,而是为了唤醒更多人对一些问题的警醒,“我们被禁锢得太久,如果继续沉默,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不得不令人担忧。”

主讲人:胡宝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时间:2008年3月8日晚8时

地点:中山图书馆三楼综艺厅

题目:中国历史人物系列

———以进谏为天职的唐代魏征
主讲人介绍

胡宝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1988—2000年赴日本留学、任教,获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00年8月回国加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领域为“隋唐五代史”和“中国古代法制史”。在国内外出版著作《百年回眸———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唐代监察制度研究》、《内藤湖南的世界》等三部,发表各类学术文章四十余篇。

沉默并不是“金”

如果说香山讲坛上一期主讲人孙立群教授,是中国传统儒生温柔敦厚的代表,那么在记者面前,本期主讲人———赴日本留学、任教,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胡宝华,则以其独到的思维,犀利的视觉,洒脱的言行,让记者依稀看到了魏晋名士的风范———拥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是他研究的对象———具有铮铮铁骨的唐代谏臣,给了他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原本就有风骨的他,让这些铮铮之人从历史中,更加清晰地走了出来?我们不得而知,只能从他的言行中窥见一斑。

记者:我们知道您在1988至2000年曾赴日本留学、任教,获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这段生活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为什么后来又回到了祖国呢?

胡:在日本求学的过程中,太多的感触可以铭记终生,日本学者治学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尤其令我难以忘怀,这或许跟日本民族精益求精的精神息息相关。在那里的确过得很舒服,生活无忧,但是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却连一句中文也不会说,我极度不安。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和知识层次的不同,与日本学生的沟通只能停留在一个层面上。南开是很优秀的高校,我喜欢和现在的学生一起去讨论各种问题,我们的交流是平等的。

记者:就您来看,现在的大学生和你们当年有什么区别?

胡:这种区别分内在和外在的,我们当年可以一天花12个小时,在图书馆里自学,每天背120个英语单词不在话下,现在的孩子面对社会太多诱惑,物质追求导致的人心浮躁在所难免,“踏实”少有了。而最让我担心的是,学生都不愿去思考,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明明白白的吗?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每天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自己有没有过滤分辨一遍?

我常建议学生们趁着年轻多往国外走走,大多数中国人现在都是喘着气“活着”,而发达国家却是在真正地“生活”,这两者差别太大了,走出去看看别人是如何生活的,再来思考我们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和方式。

记者:您刚提到的这些是不是一种国人“惰性”的体现?

胡:没错,现在大家都在朝着“奔小康”的方向迈进,生活四平八稳,没有了忧患意识,很容易满足。这就让我想起了历史上比干、魏征、海瑞等等谏官所表现出的铮铮铁骨,在国家方针政策出现问题时,是他们置生死于不顾,勇敢地站出来直言。纵观历史发展至今,中国人却活得越来越没有骨气,没有血性。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为保全自己的利益,没有人敢于提出异议。现代社会宣扬“沉默是金”,但多少真知灼见都在“沉默”中消失”。活着为了自己,“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却离我们越来越远。

记者:最近频繁地报出韩国抢注中国传统节日的消息,而事实上,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邻国韩日却得到了很好的继承,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胡:在韩日,我亲眼所见,首尔大学的教授是跪着拜见孔子的铜像,松下电器已去世的总裁松下幸之助,是儒家的信仰者,他留给其企业的“宝典”就是孔子“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儒学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行为准则。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轨迹中,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儒家思想时而被捧到了天上,时而被抛进了地狱。在中国,儒学往往被断章取义地解读,一会成为腐朽不堪的“孔老二”,一会又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万金油”,它的地位没有得到一脉相承的巩固,自然会被别的国家拿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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