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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是两千年前的华夏圣贤关于执政的最简洁却最高度的描述。行政，不是一个主仆互动的过程，亦不是一个公民契约的过程，而是社会道动的过程：公民可（自行、自决、自断等），则令其自由（让公民该如何就如何，政府不干涉）；公民不可（一、公民个人不能自行、自决、自断等；二、公民之间自行、自决、自断等），则令其有所长智（使其知法知礼，或使其聪慧，以可自行自决自断等，同时政府主持公道——则执政）。
何谓社会道动？社会，用现代汉语来解释，是指某范围内（或地域，或种族等）的人类群体及其共同活动。道动，在此是指人道的运行。合起来就是说，某范围内人类群体的有秩活动。这里的人道，用现代汉语解释是人类活动的秩序，用传统说法，是依天道而生化的社会道理。因此，人道并不是固定的，其以时代而变化。
执政是社会道动过程，就是说政府执政，是依据“人道”设立并完善法制，再依据法制导引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的过程，这样则可保证社会活动的秩序化（符乎人道）。任何政府执政行为及政策制定，都局限于“不可，使知之”的范围。
为何说行政不是一个主仆互动的过程？其实行政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动，是道动之一象。再者，社会是一个群体系统，执政者本身就是公民之一，亦是法律道德约束的对象，无法与其他公民区别开来。人为的划分社会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两大群体，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其直接导致管理者脱离于法律道德之外而不受约束，亦则人道（社会秩序）之外。这种划分是人治的基础，其使得管理者立于社会之外，并居高凌驾整个社会，自诩天子而妄立法制妄捏道统。也导致了国家制度、政府政权遭受普遍的“民怨”，并被起义民众推翻——管理者妄立之法制及妄捏之道统，并非依天道生化的人道，而仅仅是臆断设立规章，自然遭到被管理者的反对。
西方近代兴起的契约论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主仆论的“立法”弊端，使得法制的确立获得更多公民的认同，但并未做到“依天道生化”，致使西方国家民众居然有时得出“合法则可，不必合理”的枉论，异化了人道的本质（人道是社会“道理”——具客观性，而非群体契约——具主观性）。契约论的另一优点是弱化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界限，但却导致了行政效率的低下——大多数人共同决定某些政策或行政行为，这是政府的无限扩大化。
其实行政（则社会管理），作为社会道动之一象，是社会群体活动依据“秩序”（则人道）进行的过程，并不必要政府公务员处处关注社会的动向变化——公民在社会秩序的指引下，是有“智慧及能力”自行活动的。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民不可，使知之”，而其他一些依法制定的政策，并不需要大部分公民参与——如若政策的制定非法，或不合理（不合乎人道），公民完全可以推翻（公民推翻政策本身也是一种行政，因此行政并不一定就是政府公务员对公民做出管理，也可以是公民对公务员做出管理），因此政府可以很小的，而其行政效率也可以很高的。
也就是说，行政的原则是民生——则民本，以民为本。这里的“民”就是“公民”，任何行政行为或政策，都必须以公民权益为本。
昨日，听闻广州有城管被小贩砍伤的报道，城管被砍并非大事，令人忧心的是，围观的民众，居然集体冷漠，而在该报道的评论中，居然大多数人持认可的态度，而忽视了“砍伤人”背後的“无人性”。很显然，设立“城管”部门，及城管执法行为本身，已经将社会划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两大派，并且加剧了二者的敌对情势；另外，设立城管部门的初衷，并非民生，而是政府出于主观“美化城市”的臆断进行设立的，意图以暴力强制执法方式达到目的。
要解决这种社会现象，及执政危机，必须重新确立民生的原则，以解决小贩营生方式（如设立免费市集区）为根本目的，制定法律法规，重新确定城管部门职能及执法行为方可。
营生，是公民的基本民权，也是公民普遍的基本的社会活动。政府无权阻止公民营生活动，但可以引导，并为之提供服务。
而小贩的营生活动，不得同时损害其他公民权益，如占道，扰乱社会秩序等。
因此，政府的执政行为就应该是，引导小贩营生的社会活动，以保证其不会损害其他公民权益。基于此，政府必须制定法律法规，规范小贩的营生活动，规定小贩营生活动损害其他公民权益或违反法律规定，并被举报时的惩罚方式。然後可设立的城管部门的执政行为——引导小贩依法进行营生活动，并为其提供不会损害其他公民权益，或致其违法的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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