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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評論] 聯合早報:[史蒂夫・富勒]意识形态冲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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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月 發表於 2012-9-2 10:0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联合早报
     
  刚刚落幕的法国总统选举,似乎说明旧有的左派-右派对立依然跟从前那样强烈――在法国这个它们的诞生地更是如此。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现代的政治光谱其实是1789年大革命后,法国国民议会上座次编排顺序的产物。当年,坐在议长右侧的是国王和教会的支持者,而左侧则是他们的政敌――后者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觉得需要进行体制改革。这种区分是建立在人们总是把右撇子跟信任联系在一起,把左撇子同怀疑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文化习惯上――当然,在这次大选中,则代表了对现状的不同态度。  
  这种区分,在过去200多年间显然都很有效地对党派政治效忠进行了界定,包括19与20世纪的大规模极端保守或激进的政治运动。但如今,大多数民主国家选民投票率的不断走低,也意味着这种对意识形态差异的观念,可能已经过时了。有人甚至认为,在这个日益碎片化的政治格局中,意识形态和政党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了。  
  但目前有一种对立正不断凸显,并可能重新塑造21世纪的左右派区分:在政策制定原则中,对风险的预防性态度与“主动性”(proactionary)态度。根据社会心理学,预防性政策制定者把监管焦点放在预防最坏的结果上,而主动性政策制定者则尝试促进最好的机会。  
  在两者中,预防性原则更广为人知,而且在环境和卫生立法上也日渐普遍。人们一般将其理解为针对全球生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最重要的是不造成任何伤害。相比之下,主动性原则却与那些以未来主义者自封的人相关,他们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拥有在权衡利弊后,冒风险抢先行动的能力,不管最终的结果是从成功中获益,还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这两项原则的差异最显著的地方,莫过于它们对科学与技术间关系的影响。预防性政策制定者会引用科学上的不缺定性,来遏制技术创新,而主动性政策制定者则鼓励创新,并将其视为科学假设验证方式的延伸。  
  两者对人类的观念也有微妙的差别。持预防性观点的人希望实现人类的“可持续性”,这意味着人越少越好,每个人对地球造成的影响越小越好。倾向于主动性的人却乐于无限地增加地球上的人口,对他们来说,不管结果如何,这不过是一系列生存实验。  
  传统的政治和商界领袖,对这两个群体都无法感到完全自在,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毕竟,预防性政策制定者,会要求商界把环保看得比增长重要,而主动性阵营则会要求国家鼓励人们打破(而非秉承)现有的行为准则。一间预防性公司就像一个管制型家的缩影,一个主动性的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创业资本人。  
  预防性和主动性理念中最明显的共同空白处,或许是那种旧有的福利国家理想――无论我们繁衍多少后代,都能够确保他们有个安稳生存的世界。无论在其他方面的分歧有多大,双方都将这种看法,否定为一个只在二战结束后数十年间,于北欧短暂实现过的21世纪童话。  
  这种否定背后潜藏的是一种认识,认为人类本身正经历一个自我认知上的重大转变。然而,这种转变却同时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我称之为“人类2.0”。  
  走预防性路线的人会让我们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动物本源――我们在这一点上已经迷失太久了,而主动性的倡议者将加速我们与自身进化历史的决裂。如果他们没有完全用智力更高和更耐用的基质来取而代之,至少也会重新构建我们的生理。  
  当然,同主流政治论述比较,预防性和主动性原则相对来说依然是处于边缘的。但它们也拥有将意识形态之轴扭转90度的潜力。右派目前已经分裂为传统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两派,左派则解体为社群主义者和技术官僚。将来,我想传统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会形成政治光谱中预防性的那一极,而自由主义者和技术官僚则会成为主动性的另一极。  
  他们将成为新的右派和左派――或者说上和下――因为一方是扎根大地,而另一方则是仰望上天。  
作者Steve Fuller是华威大学社会认识论教授.  
英文原题:The Future of Ideological Conflict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12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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