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联合早报
● 许贻波
台北当局最近一再提议，把两岸关系定位为“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认为双方互动应当建立在“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基础上，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和平统一理论的再思考。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时当十年浩劫结束不久，国家百废待兴，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重新主导中共的政治路线。1979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思，作为实现两岸统一的基本政策。在实践中，北京依据当时国内外有利条件，将这一理念率先用于解决港澳回归，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整个八十年代，除了那场政治风波，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关系相当融洽。为了联手对付苏联，中美两国结成了准军事同盟。当年清廷与英国和葡萄牙签有租借条约，两地回归依照合同方式进行。港澳与内地比邻，不仅多年来已经形成前店后厂的经济关系，北京在周边还有驻军。
和平崛起vs和平围堵
相形之下，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北京却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局面。苏联解体后，中国的位置陡然生变，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矢言和平崛起，华府出于防范，却也必须和平围堵，而台湾是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美国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却同时声称处理两岸问题须得依照和平方式。
和港澳情形不同，台湾民众熬过半个世纪日本殖民的苦难岁月，又经历国民党戒严时期的高压统治，不免满怀悲情。两岸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出现显著差异，他们对祖国母体的认同，也必然存在落差。在各种复杂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多数民众对近期两岸统一，有着本能的排斥。
解决台湾问题的困难，主要还在两岸的长期分治，现状来自国共内战，双方都是中国人，没有任何条约可以约束对方；两岸天堑隔阻，台湾拥有武装力量。北京为此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可是只能起到划红线的作用。“一国两制”构思对岛内促统，难以形成力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台的温情召唤和道德诉求。
多年来，台湾进入不独不统的胶着状态。台北的“一国两区”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岛内的政治生态；维持现状，的确是民意主流，两岸要弥合历史伤口，需要一个相当长时期。在蓝绿两大阵营严重对峙的情形下，当局目前也只能对两岸现状做静态定位，力图将分治现实法理化，来赢得执政的主动权。
总体来看，“一国两区”设想有其积极部分。其一是客观性；毕竟隔海分治已是六十多年的政治现实。其次是原则性；它所倚赖的中华民国宪法，支撑着台北“一个中国”的基本架构，为和平统一不可或缺。也有其消极部分；那就是缺乏前瞻性，可能被分离势力用来固化两岸分治现状，从而达到领土实质分裂。
如果台北当局真的出于诚心实意，秉持和捍卫中华民国宪法，提出“一国两区”设想，只是作为过渡平台，来实现国家最终统一，而不是用作权宜手段，来谋求两岸永久分裂，那么，其主张就有积极和正面的意义。从长远看，“一国两区”或可是一块拓荒而出的薄田，今后收成如何，端看两岸怎样耕耘和播种。
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北京需要更多地利用岛内促统的政治势力和主张。“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贤”，不管什么学说，其来何自，只要有助于完成和平统一，就是高论。“一国两区”其实也只是一个框架，是否合用，还需视其内涵。妥善利用其积极面，顺藤摸瓜，或可为两岸摸索出比较可行的理论模式。
事实上，自九十年代以来，世局发生巨变；苏联解体后，以社会制度划分两大阵营，成为昨日黄花；中国加快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两岸的经济体制已经逐渐趋同。目前双方制度的差异，主要在于政治体制不同：大陆实行经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领导，台湾实行直接选举制度。
二十多年来，无论社会主义理论，还是资本主义学说，都面临空前的挑战；如今单纯以制度来区分两岸，难免失之偏颇，何况制度孰优孰劣，双方各有说法。本来，在新形势下，和所有理论一样，“一国两制”构思也需要发展和更新，然而，由于邓小平崇高的历史地位，及其一言九鼎的说话份量，学界对理论探讨不免有所顾虑，情形和当年“两个凡是” ， 多少有些类似。
以和平方式完成国家统一，需要两相情愿。北京铺开“一国两制”构思蓝图，多年后，台北以“一国两区”设想回应，撇开政见分歧和意气争执，不乏有着积极和善意成分。长期以来，两岸各执一词，学界苦旱无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思路若无法变通，理论则无以创新。
随着形势发展，两岸还需依照与时俱进，去芜存菁，审时度势，兼收并蓄的原则，对各种观点进行比较，归纳和评估，从而揉合出一套比较可行的基本思路。不过，尽管时过境迁，当年形成“一国两制”构思的思想方法和理论依据，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和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依归，并没有过时，两岸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显著差异，可能也还将长期存在。
从理论上说，“一国两制”构思主要从体制层面，来说明两岸在“一个中国”架构下，应当而且能够和平相处，从而实现统一。在具体实践中，“一国两制”构思还需要一个运作载体和协调机制，那就是“一国两区”构造，它着重从法制层面，来落实双方在迈向统一的过程中，应当而且如何实际作业，从而完成过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国两制”构思和“一国两区”设想，或可被看作事物的一体两面，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伟大民族需具备宽广胸怀
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若干政权并存的局面，原因在于当时政治和经济生态严重失衡。今天两岸分治，说穿了，就是当年大清朝轰然倒地后，各种政治势力经过反复较量，重新组合的结果。从这层意义上说，作为统一的前奏，分裂也有其合理之处，而且结果未必就坏；毕竟土地仍然在中国人手里。
中国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懂得寻根问底，认祖归宗。争气的华人子弟出外闯荡，死活挣下一份家业，总会想到光宗耀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最糟的情形是大片国土被割让给外国，尤其强邻，那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例如当年被俄国强行割取的锦绣河山，总计160多万平方公里。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高度的自我修复能力；天下合久必分，但也因此分久必合。国家分裂固然带来沉重的社会成本，却也滋润着华夏文明；整部中国历史就像一件经过烈火煅烧出来的千古名瓷，带着裂变的精美纹饰。作为历史画卷，“三国演义”雄浑地展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风采。
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然而，一个伟大的民族要拥抱恢宏的时代，还需要具备宽广的胸怀，勇于打破历史的桎梏，来开拓创新的理论，广纳杰出的人材。历史上，周得吕望，汉得张良，因此各领数百年的时代风骚，就是因为适得其人，而且谋略得当。
千寻铁锁，最终必定沉入江底。然而，史无前例的和平统一大业，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道路必然崎岖，而且坎坷。完成这一历史长征，需要超乎寻常的坚忍和不懈。也许，将来统一后，新中国的孩子们读到今天前辈的艰苦卓绝，感慨之余，不免掩卷，“听那杜鹃，在林中轻啼”。
作者现在美国夏威夷州州政府任高级研究员
如今单纯以制度来区分两岸，难免失之偏颇，何况制度孰优孰劣，双方各有说法。本来，在新形势下，和所有理论一样，“一国两制”构思也需要发展和更新，然而，由于邓小平崇高的历史地位，及其一言九鼎的说话份量，学界对理论探讨不免有所顾虑，情形和当年“两个凡是” ， 多少有些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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