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伦理政治价值观的转向(1)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殷周以来的神权政治统治经过西周末年怀疑、批判思潮的激荡至春秋时期发生了重大转折，剧烈的社会变革冲击着殷周以来的宗法血缘等级制度和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念体系，使得春秋时期成为我国思想发展史上是由宗教神权向现实政治、人文精神过渡、转化基本完成的重要时代。本文拟撷取几个思想侧面，对春秋时期伦理政治价值观的转向做一理论分析和评述。

殷周神权政治价值观的崩解

春秋历史的思想起点是与对殷周以来的天命神权思想的怀疑与否定联系在一起的。西周厉幽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股骂天、恨天、怨天、咒神的思想倾向，使曾经统治夏商周社会达千年之久的神权政治形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各种矛盾冲突更为激烈，臣弑君、子杀父，少陵长，庶废嫡，犯上作乱、僭越篡夺之事无日不有，各诸侯国自恃国力强盛，更加肆无忌惮、骄横跋扈，周室权势江河日下，殷周以来延绵不断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维护国家政治统治的礼乐文化系统在缓慢解体，殷周以来一直实行的井田制和宗法制也在逐渐崩解，在新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尖锐矛盾对立和冲突中，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变革、分化与重塑过程中，一场新的社会思想变革即将来临。
春秋时期为这场剧烈的社会思想变革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可以说，春秋时期是一个新旧价值观激烈碰撞的时代，旧的政治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在逐渐分化与瓦解，但还没有最终退出政治思想舞台；符合历史发展和思想进程的新的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逐渐形成、发展壮大，但却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各种零星片段的政治思想观点相继出现，新旧价值观交织在一起，彼此撞击、互相融合，这种社会特征反映在思想领域和思想家个人身上，强烈地表现为传统与现实、人的价值与天命神权、宗教信仰与理性自觉的矛盾冲突与矛盾心理。如何对待传统遗留下来的伦理价值观？现实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在哪里？如何构建未来的理想社会模式？如何重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价值观念体系？成为春秋时期思想家们关注和思考的最主要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一，围绕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的不同态度和回答，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正如《淮南子・要略篇》所言，诸子百家之学皆源于匡救时弊、治国安邦之需要；司马谈也在《论六家要旨》中概括先秦诸子百家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政治服务，也就是说，诸子各家虽观点不同、主张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治国安邦的政治方略，换言之，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理论都是围绕现实政治而展开的，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都是以现实为其理论之根基和立足点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和思想史发展的角度看，只有批判现实，才能超越现实；只有对传统思想进行反思，才有可能构建理想的未来。为了重新建立和恢复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必须寻求确立新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行为规范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以取代过时的已丧失社会制约功能的旧的社会道德行为规范体系。这些思想家们根据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解，已从殷周时期原始神学观、天命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开始用理性的道德的眼光去审视现实社会政治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这些理论学说涉及范围非常之广，但从广义上说，是对传统神人关系的新的理性思考。这一理性思考沿着两条思维路径展开：就对传统神学思想体系的否定来说，表现为天人（神民）关系的分离及无神论思潮的出现；就对人及人事的重视和肯定来说，表现为人本主义思潮（或称“以人为本”思潮、“重民”思潮）的出现。两个问题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呈现互补性结构，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正是集中体现了春秋时期伦理政治与人文思潮的蓬勃兴起，最终导致了春秋时期神人关系、天人关系的重大突破。

民本论：伦理政治价值观的核心

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是一种植根于中国古代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以民众为国之根基的政治理论学说。所谓民本，是指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将民众视为治国安邦之本的政治学说，是一种关注、重视民众生存权和民生利益的政治学说。民本论是在神本论日趋衰落的情况下产生的。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从殷商灭亡的经验教训中得出了民心之向背、民众力量之强弱是政权能否长期存在的关键，重人事、重民事的思想已经给后世的思想家、政治家从中发现人的力量以及重新思考天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春秋时期，严酷的社会现实彻底动摇了人们对天帝鬼神的崇拜和信仰，迫使人们去修正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使民本主义以一种独特的运动方式向前发展。在我国的政治思想发展史中，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中国民本思想几乎与国家和政治同时产生，只是因无文字记载而无法确考而已。民本主义思想作为一种“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的古老政治理念是中国古代最早形成的政治学说，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孕育和衍生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深刻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思想变迁历程。我们在第二章中就已经指出，殷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以民为本的观念在西周末年的进一步发展，进入春秋时期逐渐演变为一股以民为本的思潮即民本论思潮。民本论思潮是春秋时代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思潮之一。之所以称之为“思潮”而非“思想”，是因为以民为本虽已成为当时社会上多数人的共识，但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而只是散见于一些思想家的政治言论中。春秋时期出现的民本思潮上承西周敬德保民思想之余绪，下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之先河，因而在整个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伴随着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不断发展，民本论思潮在春秋时期勃然兴起。
（一）神权、君主政治体制下主体地位的提高
春秋时期的民本论思潮，首先体现在神民关系系统中由神民并重到民为神主价值观念的转换上。春秋早期，由于政治上的动荡，民神关系再度成为思想家们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当时的意识形态仍是殷周以来天命神权政治观念的延续，整个社会依然笼罩在浓郁的神本论气氛之中，人们还不可能完全否定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但又不能无视民众力量的存在，因此，神民共举、神民并重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民本思潮的一个特点。从祭公谋父所谓“事神保民”[1]、芮良夫所谓“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2]、虢文公所谓“媚于神，而和于民”[3]、内史过所谓“离民怒神而求利，不亦难乎”[4]以及“国之将兴，……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国之将亡……民神怨痛，无所依怀”[5]等言论中，无一不是以神民并举，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神民二元论特征。这种重民的思想倾向显然是对殷周以来天命神权思想的一次超越。还有一些思想家在神民并举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明确更为鲜明的观点，即认为在神民关系中，民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而神则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国语・周语下》记载周灵王之子说的一段话：“天所崇之子孙，或在畎亩，由欲乱民也。畎亩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无有异焉。”这段话表征着这样一层含义：即使享有天命之君，若不恤民，将失国失位；而作为平民，若能得民心，也可得到天下社稷。很显然，得天下失天下之最终根由在民而不在神，在神民关系上，民起最终的决定力量。“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先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6]随国大夫季梁虽未否认神的存在，但他却把神置于民之后，肯定了民的价值优先地位，把“神为民主”的传统观念颠倒过来，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夫民，神之主也”的哲学观点，对殷周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权思想给予了大胆的否定。宋司马子鱼也得出了“民，神之主也”[7]的结论，这种民为神主的观念在当时已逐渐成为社会上流行的思想价值观念，并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思想家的认可。齐晏婴也从民意不可违的角度指明了民重于神的思想。“民为神主”、“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等观念，较之于周代正统的保民观念旧有更大的进步性和针对性，它直接而鲜明地提出了民众的生存高于一切、决定一切的思想，虽然这些言论还肯定神的存在，还没有超越传统的天命神权政治体系的藩篱，但却在神民关系上具有了更现实更清醒的理性态度。它已逐渐从神权政治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走向了否定神权政治的道路。
春秋时期的民本论思潮，还体现在君民关系系统中民的地位的提高上。当时的思想家已经认识到君民之间不但处于一种相互矛盾对立关系中，而且还处于一种相互依存关系中。为了化解矛盾，执政者就必须从现实的社会基本状况出发，而不是从神权政治的角度出发，切实处理好与民众的关系，以达到维护社会政治统治之目的。春秋时期，天立君而为民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政治观念，邾文公认为，“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8]晋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9]天树君以为民，君为民而设，因此，在君、民发生矛盾冲突时，应以民为重为先，齐晏婴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10]为人君者，不能随意欺凌所统治的民众，而应与民和谐共处，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夫君国者，将民与之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11]统治者还应顺应民心，体察民情民意。郑子产以游于乡校的人对时政之议论有助于了解社会之习俗，故不主张毁弃乡校[12]。晋师旷认为，“庶人谤”、“工颂箴谏”等皆为国家了解民情民意之有效途径[13]。君主不但要安抚民众，保障民众之基本生存需要，而且还要做到利民，满足民众的利益需求，把君民关系调整为一种父子关系，以达到“养民如子……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14]的理想效果。初步认识到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看到了君民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晋师旷甚至认为，既然君为民而设，若君不能以民为重，民便可“出其君”[15]。如果君主一昧压榨、残暴民众，民众可以起来抛弃或推翻暴虐之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君民关系作为神民关系的延伸正在发生一个重大转折，成为儒家特别是孟子、荀子对君民关系认识的最基本的思想来源。
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潮，不但表现在民与神、民与君的关系上。还突出表现在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上。重民与否是与诸侯间战争之胜负、国家之存亡、政权之兴衰密切相联的，是政治家判断和推论国家兴衰存亡的一条政治准则。沈尹戌以“梁伯沟其公宫而民溃”为教训，得出结论说：“民弃其上，不亡，何待？”[16]认识到了民众与亡国之间存在某种内在必然的联系；周单穆公谏周景王时也认为，为政者行事要考虑民众之好恶，而不能违反民众之意愿，这样才能获得民众的拥戴和支持，才可达到“作无不济，求无不获”的社会效果；反之，则会出现“作则不济，求则不获”的不利局面，甚至会出现国破君亡的危险[17]。陈大夫逢滑提出了对民的态度关系到国家的祸福兴衰这样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他说：“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18]在这里，民众成为决定政治成败、国家兴亡的最主要因素。还有两则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一则是《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鲁昭公死于乾侯，赵简子与史墨就此事进行了一番议论。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19]史墨用季氏久服其民、世修其勤，而鲁侯忘其民众、世从其失的对比中，得出了民众与政治存亡得失之间的密切关系，得民则国存君立，失民则国灭君亡。这是政治思想家们从历代的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政治结论。另一则是《左传・昭公三年》，齐大夫晏婴出使晋国，叔向与晏婴有一段关于齐政治命运的对话。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20]从晏子的话中可知，齐侯与陈氏在对待民众问题上具有非常不同的态度：一为暴敛于民，一为厚施于民；一为遭民人痛疾，一为民视之如父母；一为弃民，一为重民，其结果昭然若揭。陈氏后来取代姜齐说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二）重民、养民、利民：治国安邦富民之手段
既然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于各国统治者来说，如何做到爱民仁民、利民富民、顺民得民、养民教民、抚民安民、亲民和民、惠民恤民便成为统治者在维护国家政治统治过程中必须关注和采取的措施，成为统治者治国安邦最重要的基本原则。管仲认识到民众力量的巨大潜力，提出了“顺民心”、“爱民”、“利民”、“富民”等观点。他认为，治国之要必自爱民始。爱民之具体表现就在于顺应民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21]爱民另一具体表现就在于重民，他说：“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22]他还引经据典，指出民心之向背与国家兴亡之内在联系。管仲在政治上提出爱民重民的同时，在经济上还提出了富民利民的思想。管仲正是看到了“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23]及“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24]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命题，“治国之道，必先富民。”[25]主张“取于民有度，用之则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26]。认为统治者只要“省刑罚，薄赋敛”，就可达到“百姓富”的目的[27]。为了达到富民之目的，管仲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28]，以使其富民思想落到实处。这些思想都是从“民”的角度来探讨与国家兴衰存亡之内在联系，初步认识到“民”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重要性。如果不重民意，民就会“忘其君”，国家就失去了稳定的根基。
春秋时期的重民、爱民、教民思想是对西周敬德保民思想的继承和延续。但是，所谓“养民如子”、“视民如伤”等只是统治者维护政治统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些主张并不是真正要以民为本，以民为目的，而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使民、理民，与真正的民本思想相距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