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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主: 儒帅佛道法

孔子不是标题党--《论语☆先进第十一》串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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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儒帅佛道法 發表於 2010-8-16 23:32 | 顯示全部樓層
声明 / 聲明 医学内容仅供参考,不能视作专业意见。网上任何关于疾病的建议都不能替代执业医师的当面诊断。
醫學內容僅供參考,不能視作專業意見。網上任何關於疾病的建議都不能替代執業醫師的當面診斷。

11.8【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颜渊死了,(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买个外椁。孔子说:“(虽然颜渊和孔鲤)一个有才,一个无才,但各自都是自己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是有棺无椁。我没有卖掉自己的车子步行而给他买椁。因为我还跟随在大夫之后,是不可以步行的。” 颜路即颜无繇(yóu),字路,颜渊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生,生于西元前545年。“椁(guǒ)”是外棺。

在这里孔子当然不是舍不得车,而且事情涉及到礼。根据《礼记.王制》记载:“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颜回四十岁病逝,孔子已七十高龄。按礼制,孔子不应该徒行。当然,经常被人诟病的是,孔子说不能变卖马车,为儿子和颜回置椁的原因是“吾从大夫后,不可徒行”则可能也跟当时的礼制有关。至于“车马”,在《乡党》篇里,孔子是“非祭肉,虽车马,不拜。”他并没有把车马当作什么珍贵的东西。

其实很可能按照当时的礼制,颜回和孔鲤都不应享用椁。在这里,尚存一疑。在下文中,可知颜子得到了厚葬,应该不至于无椁。颜路出于常情,也不至于请夫子卖车为儿子置椁。很可能是请求用夫子的车作为颜回的出殡运椁之用。这很可能也是违礼制的。同时如果用夫子之车,夫子则只能步行,当然有背于“君子耆老不徒行”的礼仪。所以“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孔子是严格按照:“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的原则来操办自己儿子的丧事。

而对于颜回,则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所以对于其用椁的事情,夫子在其父亲颜路面前也不便直言。故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言外之意,就是我的亲生儿子连椁都没有用。所以“吾不徒行以为之椁”这个“之”是单指“颜回”。所以说:“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虽是理由之一,但更是婉辞。是孔子内心认为不应该这样厚葬颜回,同也认为作为颜子根本也不会赞成这样做。作为自己的儿子,其实弟子们何尝不想厚葬之,但是孔子作为孔鲤的生父有决定权,但是对于颜回,正如夫子说的:“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所以,既然颜路在,孔子出于礼制也是不能越俎代庖。但是孔子也很直,他抱着一个内心不支持,既不强行反对,也不愿参与的态度。正如其所言,“与其易也,宁戚。”所以下面的事情顺理成章。

11.9【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颜回去世,孔子说:“啊!老天爷要了我的命!老天爷要了我的命!

颜回的去世,对夫子的打击是巨大的。后面还要谈到:“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可是现在,不想一语成谶,颜回真的先孔子而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从一句“吾以汝为死矣。”就可以知道,孔子把颜回视为自己衣钵的继承人,对他的性命是十分关切的,反而对自己没有多少担心。所以夫子没有了“天将不灭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的从容和底气,唯有悲叹:“老天爷这次真是要了我的命!”在孔子眼里,天命最高,在这样的世事无常面前,作为一个七旬老人,夫子在精神上的确是扛不往了。

11.10【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颜渊去世,孔子哭得十分悲恸。随从的人说:“请您不要悲恸过度。”孔子说:“我有悲恸过度吗?不为这个人悲恸又为谁而悲恸啊?”

“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一般为这是倒装句,即“非为夫人恸而为谁?”“夫人”即“这个人”,指颜回。其实解释为:“除了人能够这样悲痛不已,还有谁能?”也说得通,意思就是“对去世之人的悲痛,是不存在过度这样的说法的。否则这还算个人吗?”可能当时没有“节哀”这样说法,如果有孔子相必是不赞成。“哀”是丧礼的实质精神,“死,葬之以礼”,在孔子看来做最不好的就是“临丧不哀”。

11.11【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颜渊死了,弟子们要排场地安葬他。孔子说:“不能这样。”弟子们很排场地安葬了他。孔子说:“颜回啊,把我当父亲看,我却不能把他当儿子看啊。不是我的想法啊,这些弟子们啊!”

在颜渊安葬问题上,孔子要遵从礼的规定。颜渊身份应该是“士”,家底并不富有,孔子认为应该按照安葬自己的儿子孔鲤那样安葬颜渊。《四书集注》说:“丧具称家之有无,贫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孔子叹不得如葬鲤之得宜,以责门人也。”“予不得视犹子也”既是说没有能够,也是说按照礼制不能亲自为其治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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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儒帅佛道法 發表於 2010-8-17 18:50 | 顯示全部樓層

11.12【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路请教关于供奉鬼神的之事。。孔子说:“不能好好的对待人,哪里能好好的供奉鬼神?!”子路:“能冒昧地问一下死是回事吗?”孔子说:“一个人对生都没有明白,哪里能明白死是哪回事呢?

在《雍也》篇里,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智慧,孔子则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义者宜也,“务民之义”就是“事人”。当然“事人”不仅是指“务民之义”,泛指知人,爱人,也就是指孔子说的“智”、“仁”。

子路一想,既然是说“事人”,人不就是生死之间嘛,得了我就问一下“死”吧。再说人死为鬼,就不信夫子不扯到鬼神上去。所以子路不是没有心眼。表面上说冒昧的问一下,其实心里还是穷追不舍。我们知道子路向来好勇,不知死为何物!无非就是不明白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11.13【闵子伺侧,唁唁如也。子路,行行(hàng)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闵子骞陪侍在孔子身旁,是一派直抒己见而谦和恭敬的样子;子路是一派刚勇负气的样子。冉有、子贡是侃侃而谈,从容不迫的样子。孔子笑了:“像仲由这样,不得好死。”

《论语》编者希望就“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去启发弟子理解“未知生,焉知死”的含义。一个人要好好的就活在当下。当然在这里不能说,孔子就一定预感到了子路会死于卫国内乱。

当然此句尚有可疑之处。从《论语》的语法习惯而言,凡是夫子有言,必有曰,唯独此句,无“曰”。“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疑为后人因上句而增之,或错入此处。所以本章原句疑为:

闵子伺侧,唁唁如也。子路,行行(hàng)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闵子骞陪侍在孔子身旁,是一派直抒已见而谦和恭敬的样子;子路是一派刚勇负气的样子。冉有、子贡是侃侃而谈,从容不迫的样子。孔子则是谈笑风生,其乐陶陶。

“行行如也”被解释为“刚勇负气的样子”,实际上是子路的性格,特别是“不得其死然”揣测的。有的也解释为“燥动不安的样子”,也感觉有点不妥。行行如也,应该是形容子路为人较为率性,比较急燥,且不逊不让,心直口快,甚至是口无遮栏,说不定肢体语言也比较丰富。个人还是倾向于“情见于心、按捺不往、跃跃欲试的样子”

其实“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如果置于《述而》中“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一章反倒更加顺理成章。如:

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从《先进》全篇而言,就是要集中说孔门弟子的不足,没准《论语》编者在这里“霸王硬上弓”了,不足取也。

11.14【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鲁国执政者要改建国库。闵子骞说:“国库里还不是那么多钱,拿它有什么办法?何必改来改”孔子说:“闵子骞这个人平日不说话,一开口就说到点子上。”

其实“鲁人为长府”,很可能代指鲁国所谓的税赋改革,改来改去,还是三家大夫中饱私囊,日益坐大,而国库并没有得到多少充实,甚至还被削弱。这一句话道出了鲁国实际的执政者,即三家大夫,名为改革,实为聚敛的实质目的。前面提到孔子对于子产和管仲的改革并不反对,甚至多有赞扬。关键是改革目的是尊君强国富民,还是利己窃国盗财。所以孔子说,闵子骞这个人一般不说话,但只要说话往往是切中要害。因为鲁国的改革从某一种角度而言,普通的老百姓还是受益了的,但国君的地位日益被削弱,从某种角度讲,虽然也是咎由自取,然而国库的空虚最终付出的却是灭国的代价。

至于有一些观点,认为跟西元前517年,即鲁昭公二十五年,昭公曾以国库为据点对抗季氏有关。更有认为事后,季氏为了消除痕迹,或者泄愤,而与其改建国库有关。但是其对于“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解释未必让人信服。如:“仍然按照原来的惯例,不好吗?何必更改。”这样的话,当不起“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的这样评论。

11.15【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孔子说:“子路的琴,怎么弹到我这里来了呢?”弟子如是嘲笑讥讽子路。孔子说:“子路也进了大堂,只是还没有进入内室啊。”

孔子对于“乐”的造诣那是相当不一般,所以必定是子路望尘莫及,甚至让孔子耳不忍闻。情急之下,故出此语。当然此事的细节,见于《孔子家语•辩乐解》、《说苑•文修篇》,有兴趣者,可自行一读。或许真有其事,或许纯系附会,或许演绎而成,均不得而知。

孔子和子路的之间师生对话,往往与孔子和其它弟子谈话风格往往不一样。两个人往往是你来我往,快言快语,甚至互相叫板,没有半点委婉。如孔子拜见南子,子路能把老师搞得对天发誓。孔子对子路说话,往往是要么是子路话音未落,就是当头一捧,要么好不容易给点阳光,跟着就是一瓢冷水。

孔子说过:“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两人如此相交,却互不相失,说明这对师徒的关系是相当亲密的。在《论语》里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现象,就是孔子如果对弟子有所批评和表扬,往往不是当面的:

“……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

对于表扬,我们还好理解。但是对于批评,我们就不好理解了。这个夫子为什么总是在背后说弟子坏话呢?这可能跟当时对待士人的礼仪有关。如《礼记•儒行》云:“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虽然当然没有“儒士”这样的说法,但是很可能还是有一些踪迹可寻的。当然这样做是为了保持对真正的士人之尊重。

孔子与子路之间有相当特殊关系,却往往没有这样的隔阂或禁忌。对于子路的话,只要在理,孔子往往也不得不听。实际上,这也是孔子之所以感叹“回非助我者,于吾言无所不说。”的原因之一。所以说,我们今天读到两者之间的对话往往痛快淋漓。当然孔子平常这样说顺口了,孔子也往往对子路的事情是脱口而出,不假思索。如是,就出现了上面的一幕。

但是孔子经常敲打子路,真正的原因是“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孔子对于子路的评价,往往是校枉过正,难免言过其实。不过是子路为人任性,好勇,孔子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而已。所以,“门人不敬子路”在孔子看来,是过头了。便补上一句,“子路也进了大堂,只是还没有进入内室。”这一说,原来的“丘之门”就成了内室之门。从“子路请祷”、“使门人为臣”、“从我者,其由与?”、“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可见子路在孔子门下地位和作用是相当特殊的,论资格,子路算得上,孔门的“元老级师兄”,论身份,可以说是孔府的半个管家。所以“门人不敬子路”,在孔子看来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对于子路给以已升堂,未入室的评价,实际上也是为子路,在孔门正名。言下之意,这个孔门内务的打理,你们还是得听从子路的。这回,子路算是明白了“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害。

当然关于孔子和子路之间的口水“官司”还很多,也很有意思。接下来在包括本篇在后文里还将谈到。了解和研究孔子与子路的关系,对于我们揭示孔子的真实面貌,有相当大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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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章 發表於 2010-8-17 22:24 | 顯示全部樓層
回復 儒帅佛道法 的帖子——“母去三子单”实际上讲的是“父慈”,作为一个父亲如何才能更好的父慈,不让三子失母。这也正是这一点,打动他父亲的心,把对子骞一个人的“慈”,转变成了对兄弟三个人的“慈”。当然,最后他避免了一个家庭的破裂,避免了父母离异。这当然也是“孝”,其后母也幡然醒悟,一家人从此和和顺顺,故事的结局也相当完美。这就是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目标“和”。4 R2 k: s/ X: G+ {9 s
分析的很有道理,而且,很有孔夫子的举直错诸枉的矫正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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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儒帅佛道法 發表於 2010-8-18 22:56 | 顯示全部樓層

11.16【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子贡问:“颛孙师和卜商谁更有能力一些?”孔子说:“颛孙师为人处事往往有些过头,卜商则往往有些不足。”子贡说:“那么颛孙师好一些吗?”孔子说:“做得过分就像做得不够一样。”

师就是颛孙师,名子张,商就卜商,即《八佾》中向孔子请教“礼后乎?”的那位子夏。首先,了解一下孔子何以认为子张“过”,而子夏“不及”。子张是孔门弟子之一,春秋末年陈国阳城(今河南登封)人。据说其出身微贱,且犯过罪行,经孔子教育成为“显士”。在《论语》的《为政篇》第一次出现他,就是“子张学干禄”,但是其未尝从政,以教授终。孔子死后,独立招收弟子,宣扬儒家学说,是“子张之儒”的创始人,按《韩非子》的说法,孔子去后儒门一分为八,子张居首。令人奇怪的是子张在《论语》里多次向孔子问政,孔子对其也是百问不厌,阐述的层面也相当高,但不知其为何终生以传道授业为职。

子张一派的学说,往往接近墨家思想。如:“下无用则国家富,上有义则国家治,上有礼则民不争,立有神则国家敬,兼而爱之则民无怨心,以为无命则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树之德,此国家所以茂也。”虽未必是子张本人的思想,但很可能与之有所渊源。另外子张向孔子请教的问题有一些,往往与其它弟子有所不同。如: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以祗以异。”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总之,子张问的问题比较玄思,思路比较深远,也比较开阔。从子张的提问和孔子的回答而言,其似乎对《尚书》《道德经》比较娴熟。从他的思想后来可能露出的墨学端倪而言,其政治主张可能比孔子更加尚古,有可能与孔子在“吾从周”上有一定的分歧。这极可能是其终生未仕的原因之一。子夏则不然,孔子对他说过:“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可见其与子张相比,眼界没有如此开阔,如此高远。故而孔子在教导子夏时多有劝进、鞭策之语,如: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

子夏为苣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在这里,前一章,可见孔子着意提点子夏加深对于孝道的理解。后一章,则更加是提醒子夏要立意高远,着眼长远,咛嘱其不要急于求成,因小失大,不要偃鼠饮河,鼠目寸光。

在《论语》里子张与子夏有过直接的“交锋”: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

  对于交友,子夏的观点是“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即“道不同不相为谋”之意,子张的观点则是“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是认为一人做好自己就行了,也可以视为做人比较本分,但略显保守,当然具体要结合“可”是什么含义来方能细言,孔子对于交友也说过“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子张则不然,他的主体意识必较强,却失之于空疏。特别是“嘉善而矜不能”,流露出一种道德优越感,往往将自身置于一个道德评判者的地位。包括对于子夏的观点,他也是从这种角度出发加以评判的,实质却是对子夏的抨评,恰恰是没有做到“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口气很大,没有丝毫“嘉善”,也没有丝豪“矜不能”。所以论及人品,其实子张未必过于子夏。所以曾子有“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的说法,“师与商也孰贤”在这里更加侧重比较的是两个人的学识和才能。

当然这一章最重要的是:孔子是提出了“过犹不及”的观点。“过犹不及”实质上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中庸载云:“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是否是真的是孔子所云,则不得而知,但是的确是对“过犹不及”这一思想的较好阐发。当然,还可以补充一句“勇者过之,怯者不及”。至于“致中和”对于孔子而言,想必其不知云何物。

其实“过犹不及”的观点,我们也能够用在对于孔子,对于儒学的评价上,对于孔子,对于儒学,我们也要做出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无论是溢美,还是贬损,都有背于孔子本人的思想。

当然,有些人有时往往宁愿“过”,不愿“不及”,好像“过”只是个方法问题,而“不及”往往是态度问题,原则问题,立场问题。这是相当错误的。比方说,儒学后来对道德观念进行无限上纲的拔高,反过来这实际上对道德本身的伤害也是最大的。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太多了,回过头来,重温孔子的话。或许能更加有所深识。对于这位“过犹不及”的子张到底是因为智,还是因为贤,还是因为德,在后文中,亦可略知一二。

11.17【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季氏一门比周朝的公卿还富有,但冉求为他聚敛钱财并有增无减.孔子说:“这个人不是我的弟子。弟子们可敲着鼓去讨伐他。”

孔子得以从卫国回国,老有所归,有赖于冉求在季康子处加以周旋,对孔子能安度晚年也是百般照顾。但是孔子在鲁国用田赋的事情上对冉求却是六亲不认,甚至要清理门户。

本章所说之事与西元前483年,鲁国欲用田赋有关。此事分见于《国语》和《左传》: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左传》

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求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求曰:“求来!女不闻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田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国语》

用田赋是季康子的意见,这一点根据《左传》和《国语》记载,是无疑的。《左传》和《国语》据说均为左丘明所作。但是两处的强调内容却有所不同。据《左传》孔子主张:“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似乎对整个田赋从根本上反对,所以往往有人从此出发,认可孔子是守旧势力,甚至还是主张复辟奴隶制的说法。而据《国语》则更多的是讲田赋应该如何具体的收取,并不反对用田赋。其实两者并无实质性冲突,只不过《左传》一般认为其经过儒学思想的浸润之后,不见得是左氏原笔。如这一段,《左传》比较突出孔子的“国老”地位。《左传》这一段的内容明礼重于议政,重在讲礼,明德。其用意往往从纯粹的道德角度出发,书生味比较浓,于文有彩,于事则空。对于鲁国用田赋的政策有什么具体的弊端却没有丝毫的说明;而《国语》重在说理,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更加接近策论的风格。从中可以表明,孔子反对的是田赋不均,因为其没有考虑远近,有无,老幼,以及鳏、寡、孤、疾这些弱势群体的差异。其实两处也并没有实质性冲突,关于是对于“度其礼”的理解,可能反对孔子的人一般都是认为所谓“度其礼”就是非要按照周公当时制定的法典来办,其实孔子所说的“度其礼”,实际上是“度其理”,就是按照周公制礼的公平、适度原则来确立具体的田赋政策。他举先王为例,也并不说要这样去做,而是具体的分析周公之典的基本精神—公平,适度。实际上也是对“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的具体解释。但是孔子对于季康子的私心掺杂是心知肚明,所以孔子对他的请教不作回应。至于说孔子要回到奴隶制,则是不可能的,否则孔子对子产,管仲会作如何评价。孔子真正关心的是变法的出发点和实际效果。

前面“鲁国为长府”一事,亦当与鲁国的国内改革后效果有关。正所谓“虽以田赋,将又不足”,此时闵子骞虽已离世4年,但是诚如其所言,鲁国的再次变法对于鲁国而言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依然是“仍旧贯,如之何!”次年,即西元前484年,孔子在《春秋》上唯有记入一笔:“十有二年,春,用田赋”。鲁国因为早就形成了三家大夫把持局面的结果,所以鲁国用田赋,虽然使得季氏更加富有,但是鲁国的军事实力已经掌握在三家大夫,特别是季氏手中,按田收取军赋,保证军队的给养,也使得但是客观上使得鲁国在当时乱局暂时还能立脚。最终,季康子死后,鲁哀公与三桓势力彻底闹翻,被迫流亡越国并死于越国。鲁国由于一而再,再而三的内耗,虽然三桓势力后来衰败,国君重掌政权,但是其国力始终是江河日下。鲁悼公以后,鲁国渐渐衰落,到第33位国君顷公二十四年(前249年)是,鲁国被楚国灭亡。有人把鲁国的没落归于周礼,认为鲁国跟其他国家相比较太遵从周礼,所以拘泥保守,不能锐意变法。这种认识是扁片的。当时任何一个诸侯国想称霸,离开一个强有力的诸侯国君,得以掌控整个局面,均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鲁国长期被三桓势力所困扰,国君往往有名无实,实质上恰恰周礼严格的尊卑等级观念被打破的结果。同时往往因为周礼在鲁国,便得其它诸侯国往往一时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然对鲁国下手。如:鲁闵西元年,齐欲伐鲁,齐公问“鲁可取乎”,其大夫仲孙湫说:“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此时,鲁国正值庆父内乱,局面一塌糊涂,但尚秉周礼就难以攻取。齐王一听,也就死了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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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儒帅佛道法 發表於 2010-8-19 12:31 | 顯示全部樓層

11.18【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子羔憨直,曾参钝拙,子张另类,子路粗犷。

柴即高柴,字,又称子皋、子高、季高,比孔子小三十岁,卫国人,一说是齐国人。高柴身高不满五尺,在孔子门下受业。子羔性格比较憨直。“愚”非“笨”之意,指心无城府,性格直爽。但是往往做事情不太明智。如子路使之为费宰,他一听就去了。如卫国内乱,除非一开始就是跟着孔子回国,否则就应该“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张惶而逃,对于一个君子而言,是可耻的。

曾参,前面已经介绍过。关于曾参之愚,一般多谈其少时挨父亲打,居然不知躲闪,以此为孝之事。另还有曾子杀猪,曾子出妻等等。曾参给人的感觉往往是认死理,做事情缺少灵活性,呆板教条。

子张,在前文已做过一些介绍。据《孔子家语》记载:“为人有容貌,资质宽冲,博接从容。自务居,不务立于仁义之行。孔子门人友之而弗敬。”这位过犹不及的子张,在孔门似乎有一点独来独往,自成一派。在孔门弟子中似乎只有人缘,但无交心。有一些类人,往往是对上也敬,对下也亲,但是唯独与旗鼓相当者,难以相容。前面在对比子张与子夏时就过一些分析。子夏门人向子张问友,若是问于其他人,往往是直抒胸臆,不一定要问子夏是如何说的。即使问,也不会在子夏的弟子面前,丝毫不给其师留一点面子。结果反而不能自圆其说。所以,子张与同门师兄弟之间往往有强烈的要强心理。即使坐而论道,总是要显得比兄弟们更高上一层。所以在孔门之中,往往自视甚高,除了孔子,很可能其它人都不是入眼的。而在孔门之中,其自身往往也被视为一个另类。“师也辟”往往解释“子张固执”、“子张偏激”,但是个人认为子张依于孔门,又不居于孔门,志于道,据于德,却不依于仁,游于艺。所以在同门之中较为另类,故称之“辟”

子路,则在此不必多说了。

这一章未必是夫子亲道,也许在孔子的调教下,这四人的性格都能有所校正,有所收敛。

11.19【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说:“颜回的家底还是有一些的,但是却屡屡亏空。端木赐没有做成官,却在经商中获利,预测市场竟常常准确。”

颜回出身是鲁国贵族,虽然家道中落,但是还是有一些家产,但是颜回专心求学,不问仕途。所以家里一而再,再而三的亏空,甚至生活困窘。端木赐反倒极可能出身微寒,但是他极富有经商头脑。所谓不受命,不是不听老师的话去做官,而是子贡在不牺牲自身原则的前提下,跟孔子一样不能见用于世。孔子称子贡是“瑚琏之器”,对其从政能力的评价是“达”,即通达之意。也就是老天爷此时还没有给他展现的机会。

其实,在孔门之中,孔子是精神领袖,而子贡则是敏于言,又敏于行的实力派人物,德才兼备,又善经营。所以,司马史在《史记》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结驷连骑,束帛之币,收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当然子贡在孔子去世后,在社会上影响是相当大的,名气一时间盖过了老师孔子。夫子得以闻名于世,亦多赖于子贡对老师的极力推崇。

       

当然一般解释是颜回的德行差不多完美,但是生活经常陷于困窘,但子贡不听老师的话,没有老老实实去做官,跑去做生意,结果还不错。也有将“空”解释为“虚怀若谷”的。当然也均有其道理。不过,个人认为孔子不过是感叹弟子的命运际遇而已,强调各从所好,随遇而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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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儒帅佛道法 發表於 2010-8-19 23:19 | 顯示全部樓層
本帖最後由 儒帅佛道法 於 2010-8-20 22:06 編輯 : E/ P, x0 C, J.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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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子张问治臣之道,孔子说:“你不按照他的留下的足迹亲自去走上一遭,所以也进不了他的内室。”

“善人”一词在《论语》总共出现了5次,其它分别见于《述而》、《子路》、《尧曰》。摘录如下: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述而》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路》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戒戎矣。” 《子路》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尧曰》

对于“善人”具体如何解释,说法也比较多。但是根据《论语》全篇而言:善人有几个特征:

一、善人与圣人是相对称的概念,所以善人和圣人一样难得一遇。所以孔子说,既然圣人不得见,见君子就好,善人不得见,见有恒者就好。在这里将圣人与善人相提并论;

二、善人与圣人强调的侧重不同。圣人往往是强调其德行,而善人往往强调其治功,如“胜残去杀”、“戒戎”。所以,“善人”与“圣人”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所谓“善人”就是圣人的治世之才,也就是圣人之用。

再结合帛本《道德经》中关于“善人”的言论,特别是: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恒善救人,故无弃人;恒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老子》

可见这个“善人”非一般的能人,从《道德经》的原文来看,其境界之高,不可想象:做事如同天衣无缝,说话如同滴水不漏,智谋如同神机妙算,造物如同鬼斧神工。能做到无弃人,无弃物,似乎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根据这些内容,所谓“善人”就是超凡入圣,超类绝伦,能够一匡天下,泽遍苍生的旷世奇才。诚如《泰伯》篇所云: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所以圣人是从修道崇德的角度而言,善人是从为政安邦的角度而言,是贤人政治思想无限上纲的必然结果。孔子说:“才难,不其然乎?”正是感叹人才难得,善人难遇。所以《尧曰》云:“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把善人视为上苍的特别赏赐。

子张多次向孔子问政,在这里问“善人之道”实际上也是其问政的最高层次。他是向孔子请教为政的终极之道。在《论语》里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但是对“道”、“德”本身,孔子的阐述很少,所以,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孔子主要从周礼的精神内涵出发讲“仁”、“义”。

但是子张则不然,他的注意力不在“仁”、“义”,诚如“不务立于仁义之行”。所以子张这个人在学识上比较注重玄思,经常问一些如“明”这样,其他弟子并不太追求深入的内容。然而,子张的问题是,他比较好高骛远,往往有些不着边际,不落实处。所以在《卫灵公》出现如下一幕: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卫灵公》

孔子在这里给子张补基础课,他强调“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实际上,孔子是结合子张的毛病的来的,好务虚名,不务其实,好务高远,不务足下,好务玄思,不务为学,使得其如同子游所言:“吾友张也,难能也,然而未仁”。对于圣人与善人,他更加注重,善人因为治世安邦,从而举世皆闻,百世留名的一面。如《颜渊》篇里子张问“达”,他更加注重的是外在的名气、名声,而不是内在的实质、根本。如: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人学者为人。”就是古时的学者都是为了完美自身的德行,为了承担自身的责任。而今天的学者往往是为了博得人们的美誉,为了得到人们的认可。子张就是如此,当然在孔子的调教下,他还不至于欺世盗名,但是沽名钓誉还是有的。所以孔子知道他有点这个毛病,提醒他“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是不足为取的。子张在“见贤思齐,见不贤内省”上做得不好。在学识上,在名声上,他不愿意居于同门师兄弟之下。所以,当其它弟子以如“回虽不敏,请事斯语”这样的态度,去躬行仁义时,他追求的是在道德学说上的“超越”,希望能够“不蹈前迹”,“不落窠臼”,生怕“拾人牙慧”,其结果最终往往是表面“出言不凡,玄思妙想”,实则“废话连篇,空洞无物”。

子张“君子尊贤而纳众,嘉善而矜不能”的观点应该说源自《道德经》:“是以圣人恒善救人,故无弃人;恒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所要表达的思想,可以说是引道入儒。孔子自身也有这样的思想,如“举善教不能”,但是对于“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这样说法,孔子是务实的,这样言之无物,不着边际的文字,孔子无法苟同。比方对于“善行,无辙迹”,所以他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当然,这不光是提点子张,同时也是夫子自道。意思就是:你要问的“善人之道”,我也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同样是‘未能有得’。”

所以,孔子对于治世之道,强调务本,务实,务行,务宜,反对务名,务虚,务高,务远。既是强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是强调“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否则最终是“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

当然孔子强调“躬行践履、循序渐进”,对子张也必然有所触动。但是子张在学识上想另辟蹊径的想法是不会放弃的。希望子张这种性格的人能做到“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是不可能的,为了见知于世,防止“四十、五十而无闻焉”,达到“在家必闻,在邦必闻”,所以子张不务于孔门自身所主张的“仁”、“义”。但是子张也能把孔子的“躬行践履、循序渐进”观点,运用到自身的思想上,把老百姓接受不接受作为标准之一。所以后来子张之儒说更加接近墨学。为了使自己的学说能够在社会上扩大影响,子张不再拘泥于孔门的传统教义,更加迎合了社会上,特别是老百姓的习俗和观念。

一般认为《大戴礼记•千乘》即是子张氏之儒的文献。本篇记载:“下无用则国家富,上有义则国家治,上有礼则民不争,立有神则国家敬,兼而爱之则民无怨心,以为无命则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树之德,此国家所以茂也。”虽然仍然强调义,礼,但是“下无用则国家富”这样的节用思想,“立有神则国家敬”这样的立神思想,“兼而爱之则民无怨心”这样的兼爱思想,“无命则民不偷”的这样的非命思想,已经不是儒学的主旨,反而可能是墨家思想的源头。

由子张之儒演化而来的墨学思想往往更能为下层的劳动人民所接爱。最终,在当时达到了与儒学平分秋色,分庭相抗的局面。当然,战国之后,墨家在统治者打压下几乎成为绝学。但是其源于先秦儒学的尚同,尚均,尚义,非攻等思想依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没有断绝,有时甚至以“过犹不及”的方式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突显出来。应该说,这些思想一直是华夏民族反抗强暴,反对压迫,追求时代进步,追求公平正义,追求美好生活的源动力,但是往往也由于思治心切,闭门造车,或好大喜功,贪功急利,指望一锤定音,万世太平,或者一劳永逸,万古流芳,最终屡屡成为乌托邦式的社会实践,甚至让一个民族付出巨大的代价。正所谓“过犹不及”,“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历史的进步有着同样的必然规律,想在历史的前程上采取蛙跳战术,空降策略,自然行不通的。

11.23【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孔子说:“评价一个人是否厚重,是看他是不是君子呢?还是看他表情庄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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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儒帅佛道法 發表於 2010-8-20 17:34 | 顯示全部樓層

11.24【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子路问:“听了就去要马上去做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了就去要马上去做呢?”冉有问:“听了就去要马上去做吗?”孔子说:“听了就去要马上去做。”公西华说:“仲由问‘听了就去要马上去做吗?’您回答说‘有父兄在’,冉求问‘听了就去要马上去做吗?’您回答‘听了就去要马上去做’。我糊涂了,敢问个明白。”孔子说:“冉求做事畏缩不前,所以让他前进;仲由勇猛得一个人顶两个人,所以让他退缩。” 子路和冉求的行事风格从如下两章中,就能两个人是刚好相反。一个“太过”,一个“不及”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雍也》

对于子路,从最根本上而言,孔子是抱着“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的观点出发 ,告诉其“有父兄在”,要节之以礼,并对其不厌其烦的强调“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这就是“过则退之”

冉求则往往是临事退缩,不思进取。如未章将讲到他的志向是:“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他知道礼乐重要,但是他认为不是他能做到的,所以说“以俟君子”。又如,季氏去祭拜泰山,孔子问冉求能不能加以劝阻。冉求一口回答:“不能”,他往往连尝试一下的念头都没有。所以他往往是要么没有追求,要么没有信心,做事情保守,畏缩。所以孔子不能再对冉求说:“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反而要强调“吾未见力不足者”反对其对应该做的事情望而却步,浅尝则止。

本章是孔子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于教育实践的一个典型事例,比较明确地反映了孔子过者退之,退者进之的中庸教育思想。针对不同个体的不同特点,他做出不同的回答,提出不同的要求,这就是因材施教。回答公西华的问题中,实际上他表达的就是中庸的态度。要弟子进退适中,不退缩,也不冒进。

  在对子路和冉求进行比较时,不要误认为子路好勇,所以冉求胆小。关键是他认为自己就是这么点能力,局面往往就是这样子不可改观。其实冉求是当时鲁国重要军事的将领,其人往往身先士卒,倒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孔子的弟子并不是个个都是书生意气,如樊迟也是当时鲁国重要的将领,有若还一度是鲁军的“敢死队”队长。

11.25【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孔子在匡地遇险,众人失散,颜渊后来才赶上。孔子说:“我为你担心得要死了!”颜回说:“您还在,颜回那里敢死啊?”

一般认为“吾以汝为死矣”的含义是“我以为你已经死了。”但是这样的理解,跟颜回的回答似乎没有前后上的呼应。个人认为“吾以汝为死矣!”跟“天丧予!”一样是一句俚语,就是相当于今天我们经常说的“我为你担心得要命(死)!”或者“你要是不在了,我也不活了!”之类的意思,但是不同的是当时绝对不是语气上的夸张,而是更加的情深意切。这样,颜回回答“您还在,我哪里敢死啊?”言下之意就是老师十分看重颜回,为颜回的性命担忧,颜回心里相当明白,所以哪里敢轻易死了啊。没准就是为了颜回,孔子一行才陷入重围的,当然这纯属臆测,不足为凭。

11.26【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季子然问:“仲由、冉求算得上是大臣吗?”孔子说:“我以为先生是问别人呢,居然是问仲由和冉求是不是大臣。所谓大臣者,是能够用道事奉君主,不这样就会辞职不干;现在仲由和冉求,可以说备办之臣。”季子然说:“那么他们会跟着季氏做吗?”孔子说:“杀父亲与杀君主的事,也是不会跟着做的。”

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原则是其“为政以德”的思想应有之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并不是说君主对臣子要尊重,要礼遇。而是君主必须按礼法的实质精神和基本原则来使用臣子,臣子事君以忠,自然也是以道事君。不管是遇到了无道的君王,还是其它政治势力,只要是道不见用,作为臣子的应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在君主自身也胡作非为或无所作为的情况下,无道则去,否则就是同流合污,为虎作伥。仲由(即子路)和冉求,他们也不过是做些备办之差而已,也就按命令行事,充其量比较有才干罢了。他们可能小节上有出入,但是大德不能亏。大逆不道的事情,他们同样是做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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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儒帅佛道法 發表於 2010-8-21 15:25 | 顯示全部樓層

11.27【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子路安排高柴做费邑这个地方的长官,孔子说:“你这是害别人的儿子啊。”子路说:“您看这不为了百姓,为了社稷嘛,何必先读书,然后再为学”孔子说:“所以我恶厌巧言令色的人。”

首先,解释一下“为学”,论语的中“为学”跟我们今天的纯粹的学习,也就是通常我们讲的读书含义是不同的。古人往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读书、学习、为官往往是贯穿其一生。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子路为何对夫子说这样的话,其实根本原因是孔子自己经常也说这样的话。前面提到孔子和子路经常有口水“官司”,下面再看一章,我们就明白夫子为何恼火不已。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

这一章说,公山弗扰占据费邑反叛,来召孔子,孔子准备前去。子路不高兴地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弗扰那里呢?”孔子说:“他来召我,难道只是一句空话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就要在东方复兴周礼,建设一个东方的西周。”当然经过后人考证,公山弗扰召孔子之时,并未反叛,而其反叛之时,孔子任鲁国大司寇,并发兵攻打。《论语》此处有误。

同样是在这个费邑,子路不赞成孔子去辅佐公山费扰。孔子则说:“我是为了在鲁国重建一个周朝!”估计,还讲了地方虽小,不是也有老百姓,不是也是社稷,我要在那里重树周礼。当然,孔子最后没有去。所以,这一次,子路使高柴为费宰,孔子责问起来,子路也如法炮制:“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只差也来一句,“吾其为东周乎!”甚至还带有挖苦的嫌疑,送上门来了不要,当年自己还差点拦不往。孔子马上听出味来了,这个高柴是“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跟孔子的阅历和目标能比吗?跟孔子当年的处境能比吗?可是子路的说辞与孔子如出一辙。于是夫子愤道:“是故恶夫佞者!”意思就是:所以,像你这样的巧言令色的人,我最反感。把我孔丘的话全部都搞得变了味!

其实子路这还不算是什么特别过分的,后来那些有名无实,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满嘴仁义道德,实则男盗女娼的伪道学之流才是彻头彻尾的“色取仁而行违”,才是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如果孔子在今天能看到这样数之不尽的丑恶历史,必然会痛心疾首地大呼:“是故恶夫佞者!”

11.28【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伺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陪孔子聊天。孔子说:“不要认为我是一天就能有今天的样子,这不是我自己的认为。孔子坐下来说:“没有人真的了解我啊。假如有人赏识你们,那你们怎样去做呢?”子路抢着回答:“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有别国的军队侵犯它,又有灾荒困扰它,让我仲由去治理它,到了第三年,就能让人们勇敢,而且懂得规矩了。”孔子听了微微笑了笑。“冉求,你怎么样?”冉求答道: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国家,让我冉求去治理它,到了三年,就能使百姓富足。至于礼乐教化方面的事,就要等君子来施行了。”“公西赤,你怎么样?”公西赤答道:“不敢说能做到我说的,只是愿意学习它。宗庙的祭祀活动,或者诸侯的盟会,穿着礼服戴着礼帽,我愿意在那个场合做一个小小的司仪吧。”“曾点,你怎么样?”曾点弹奏瑟的声音渐渐弱了,“铿”地一声,放下瑟站起来。回答说:“我想的和他们三位说的不一样。”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啊。”曾晳说:“到了春天将尽的时候,穿上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位已经成年的人,六七个少年,到沂河去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唱着歌回家。”孔子感慨地长叹说:“我赞成曾晳的想法啊!”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个人出去了,曾晳走在后。曾晳说:“那三位的话怎么样?”孔子说:“也就是各人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曾晳说:“夫子为什么笑仲由呢?”孔子说:“治理国家靠礼让,他说话不谦让。所以笑他。难道冉求要做的就不是治理国家吗?怎见得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就不是国家呢?难道公西赤要做的就不是治理国家吗?宗庙祭祀和诸侯会盟,不是诸侯的事却又是什么!公西赤所做事还是小事的话,什么事又能算得上大事呢!”

“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 一般解释为“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龄大一点,就没有人用我了。”或者理解为“就不敢跟我说”。对于前者,不太符合孔子对弟子说话一贯风格,孔子的弟子对老师是相当推崇,也不会抱着这样的想法。对于后者,说是启发学生大胆发言。这也跟《论语》中夫子和弟子之间的坐而道论,各抒己见,谈笑风生的平素场景,也难以相合。况且在子路言志之后,夫子“哂之”,这也不是鼓励的作法。

其实“乎尔”就是一个语气助词,没有具体的意义。“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就是孔子说他非生而知之者,虽然今天能有的有所学问和成就,也不是一天就能达到的。“毋吾以也”就是孔子自己不认为自己是一天就能成长起来的。

然后孔子坐下来说:“没有人真正了解我啊!”当然也有人认为“居则曰,不吾知也”是孔子在引述弟子的话,弟子在平常总是说没人赏识他自己。但是个人认为将“不吾知也”理解为孔子说弟子们不了解他,和后面的“吾与点也”的意味之语,倒是能互相呼应。夫子一生汲汲奔走,却是其个人之志却“吾与点也”倒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孔子之所以笑子路,主要是因为“为国以礼,出言不让”。“为国以礼”是说子路的志向没于立于礼,只是一味强调“使民有勇,且知方”。如果子路的说法是,“使民知礼,且勇而义”,估计夫子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出言不让”,也不仅仅是说子路说话的口气不谦让。“让”有“推贤尚善”之意,如冉求说的:“如其礼乐,以俟君子。”所以左传云:“让者,礼之主也。”

孔子说:“唯求则非邦也与?”,继而又说:“唯赤则非邦也与?”意在表明不管治理国家的面积是大还是小,不管治理国家的层面是高,还是低。“为国以礼,出言相让”的治理之道是相通的。孔子认为,一个志向,不在于一个人非要做出多大的成就。而是一个人用什么方式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所以孔子强调真正的大臣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就是不管是在什么层次上从政,均要坚持“以礼为国”的基本原则。

孔子把恢复礼乐的实质精神,作为自己从政前提,而不在于自己能够置身于多高的社会地位,或者取得什么样的功名。前文提到孔子本来准备应公孙氏之召,前往费邑,子路不悦,孔子说:“吾其为东周乎!”。实际上孔子并不是说大话,而是他对从政有自己异于常人的理解和追求。孔子说他自己“无可,无不可”是有前提的,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只要能够“立于礼,成于乐”,他才是“无可,无不可。”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明白孔子如何会赞赏曾点的志向。曾点所说的,并不是一次简单的郊游,而是礼乐的教化。如: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

从上引这一章,我们能够明白曾点所说的不是简单的郊游,而是孔门讲习的一种常见方式。从中,我们也能对孔子的山水怡情,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有更深的理解。曾点说:“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实际上就是自己的弟子,他希望自己将来能够老师一样诲人不倦,礼乐为教。所以深得孔子的赞许。孔子最后没有说的,就是“吾与点也,非邦与?”说白了,孔子认为礼乐就是求治之道,事关礼乐,安可以大小言之。对于前三位弟子的回答,孔子都不满意。子路志虽高远,却出言不让,冉求谦逊有加,却划地为限,公西赤出语低调,却事礼不明。孔子之所以有所成就,得以成为四人之师,最根本的原因是孔子在任何情况下,始将礼乐的精神贯注到自身的言行之中,如将礼乐的实质精神置于无尚的地位。作为孔子的弟子居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孔子说弟子“皆不及门”也在情理之中。那曾点意识到了没有?其实他如果完全意识到了,也不存在后面的追问了。

这一章,是孔子的弟子各述其志。同样的场景亦见《公冶长》篇。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治长》

孔子谈到自身的志向并没有涉及自身,所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反映的是其心忧天下,却无私无我的博大胸怀。这一次在这里,孔子谈到了自己最理想的归宿,就是述而不作,诲人不倦,使先王之道,文王之文,得以继承和发扬。

《先进》开篇提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孔子认为先辈视礼乐为本质的自然流露,而今天的后辈习于礼乐,那是为了尽量的达到返朴归真的境界。但是要做到克己复礼,谈何容易。所以《先进》一篇多谈弟子的不足。如:

“回非助我者,于吾言无所不悦”强调君子要在节之以礼的前提下,要直道而行;

“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谁?” 强调弟子们临丧不哀;

“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强调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

“师也过之,商也不及”强调“过犹不及”;

“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强调“以道事君,不可同止”;

“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强调“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

“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强调“允执其中”;

“是故恶夫佞者!”强调“巧言令色,鲜仁矣”;

“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强调“行义以达其道”;

“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强调“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

从此篇可见,孔子是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出发,感叹要做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其之难。所以如果有可能,孔子宁愿选择“质以为上”的野人,指没有爵级的平民子弟对其进行教化,也不愿意选择那么被所谓的“礼乐”浸染的贵族子弟进行教化。当然,这不现实,但是孔子在选择弟子时,宁愿选择那些出身庶民或者士人的可造之才,而不愿选择那些所谓出身高贵的诸侯和大夫子弟。

《论语》并不讳言孔子说弟子们“皆不及门”以及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应该说,《论语》编者还是能够忠于事实,并没有刻意隐瞒孔门前辈的不足。从全篇而言,《论语》编者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出发,指出孔子门子大多并没有吃透孔子“以道事君,为国以礼”的根本原则,没有把持仁义的实质,没有掌握礼乐的精神,没有理解孔子“过犹不及,进者退之,过者进之”的中庸之道。通过最后一章孔子对曾子“吾与点也”的评价,表明了孔子立足于长远,希望从“冠者”、“童子”这样天真纯朴,稚气未消的“野人”入手,礼乐为教的志向。通过对于此篇的阅读,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深刻内涵。也更加能够真实地体会到孔子对于礼乐文明的认识,远远在于同时代的人们之上,甚至到了今天也不容易真正地为人所知晓。孔子说:“不吾知也”并不是说没有人知道他的才能,他的学识,而是说: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的他的良苦用心和忧乐情怀。但是孔子依然“人不知而不愠”,以“无弃人,无弃物”的包容和理解精神,以“与其进,不与其退”的积极态度对弟子进行不厌其烦的谆谆教诲。

当然,在这一篇里,还是弟子给树立了四个偶像,一个是大孝无痕的闵子,一个是大智若愚的南容,一个是好学不已的颜回,一个是礼乐为教的曾点。并以之为榜样鞭策后进礼乐的君子,继承夫子之志,如琢如磨,如切如磋,能够“见其进,未见其止”、“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从而能够升堂入室,了却孔子生前对于陈蔡弟子“皆不及门”,对于颜回之死“天丧予”的遗憾,能将孔门精义发扬光大。

所以,《论语》的下一篇《颜渊》继续阐明夫子对“仁”,“政”,“君子”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使弟子们对孔门精义,特别是孔子本人的思想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本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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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人 發表於 2010-8-23 09:38 | 顯示全部樓層
回復 儒帅佛道法 的帖子:通过一桩桩生动的事例,警示弟子们要防止在取得一定的进步和成绩之后,出现“居之不疑”的态度。否则,必然会对于自身“名归而实不至,色仁而行有违”的现象不以为意,习以为常
5 E3 h/ L" V* K6 X6 q* E3 f( {% ]现在的人都求他人对自己的印象变成“居之不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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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人 發表於 2010-8-23 09:43 | 顯示全部樓層
回復 儒帅佛道法 的帖子  最后以“吾与点也”收笔,点明了孔子对于礼乐教化“从娃娃抓起”的长远观点。+ i/ _$ ^0 c+ f. o/ R2 k. z
嘿嘿,言辞真是通俗易懂,谢谢楼主。
& `, p6 W* r" U( s! K2 T孔夫子不是经常啰嗦的要求教育从三岁娃开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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