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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面无情?包公能审判自己的侄子吗

2017-10-24 17:17| 發佈者: 顺天道化| 查看: 477| 評論: 0|來自: 国学网

摘要: 京剧〖赤桑镇〗是一出很有名的包公戏,改编自清代公案小说〖三侠五义〗,被当成优秀剧目保留下来,说的是,包拯年幼便父母双亡,由嫂子吴妙贞抚养成人。吴妙贞的儿子(即包拯侄子)包勉任萧山县令,贪赃枉法,被人检 ...

京剧〖[wiki]赤桑镇[/wiki]〗是一出很有名的包公戏,改编自清代公案小说〖[wiki]三侠五义[/wiki]〗,被当成优秀剧目保留下来,说的是,包拯年幼便父母双亡,由嫂子吴妙贞抚养成人。吴妙贞的儿子(即包拯侄子)包勉任萧山县令,贪赃枉法,被人检举。奉旨出巡的包拯亲审此案,查明真相后,下令铡死亲侄子。嫂子吴妙贞赶到赤桑镇,哭闹不休,责包拯忘恩负义。包拯则婉言相劝,晓以大义。经包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吴妙贞终于明白过来,于是叔嫂和睦如初。

这出〖[wiki]赤桑镇[/wiki]〗的包公戏,本意是要表现包拯大公无私、大义灭亲、执法如山的青天形象。不过略受过现代法学训练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有不对劲的地方:由亲叔叔来审判亲侄子,合适吗?且不说亲手将亲人送上铡刀在人情上有多么残忍,单就司法程序而言,谁能保障一名法官在审判亲人时,能够做到完全的秉公执法,而不受私情的半点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wiki]赤桑镇[/wiki]〗只好将包青天往极端里塑造,看起来不但是铁面无私,简直就是铁面无情了。

今天确实有评论者从司法程序的角度对〖[wiki]赤桑镇[/wiki]〗提出质疑:包公铡侄,只让人看到实体的正义(因为贪官最终受到国法的严罚),而看不到程序的正义(因为戏剧中没有法官回避制)。评论者又进一步作出论断:这正体现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关注的是诉讼裁判结局的公正性实体正义,而忽略了法律程序和司法裁判过程的正当性程序正义,只有到了现代法治社会,为了保障司法的公正,才产生了法官回避制度。

强调司法的程序正义当然是对的。但这位批评者与〖[wiki]赤桑镇[/wiki]〗的创作者都误会了宋代的司法制度,误以为包公铡侄是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反映只不过〖[wiki]赤桑镇[/wiki]〗想借此强化包青天的铁面无私,而批评者则想指出中国司法传统中程序正义的缺失。

然而,所谓的包公铡侄案决不可能发生在宋朝。毫不客气地说,这类公案故事只是那些对宋代司法制度非常无知的后世文人的瞎编。因为事实上,宋朝在司法审判的各个环节,都设置了非常严格而周密的回避制换言之,司法回避制并不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新生事物,而是中华法系的固有传统。

首先是法官与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回避。法院受理了一起诉讼案,所有参与进审判的法官人等,如果发现与诉讼的原告或被告有亲戚、师生、上下级、仇怨关系,或者曾经有过荐举关系者,都必须回避。宋代的司法回避实行申报制,开庭之前,各位在回避范围之内的法官自行申报,再由当地政府核实,自陈改差,所属勘会,诣实保明。有回避责任的法官如果不申报呢?许人检举、控告。不用说,这自然是为了避免法官的裁断受到私人关系、私人情感的影响,出现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的情况。如果包拯的侄子因为贪赃枉法而被告上法院,那包拯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回避,决不可能亲自审讯侄子案。

对人命关天的要案,宋人更是特别强调回避,北宋末的一条立法说,今后大辟,已经提刑司详覆,临赴刑时翻异,令本路不干碍监司别推。如本路监司尽有妨碍,即令邻路提刑司别推。大辟重罪,即使已经复核过,若临刑时犯人喊冤,也要立即停止行刑,由本路提刑官委派法官重新审理,请注意,负责重审的法官必须是不干碍之人,包括跟犯人没有亲嫌、仇怨,未曾审理过本案,与前审法官不存在利益相关。如果本路找不到符合不干碍条件的法官,就从邻路中找。包公戏中常见的什么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可以当堂铡人,当然也是虚构出来的狗血情节。

其次是法官与法官之间的回避。在一起案子的审判过程中,负责审讯、录问、检法的三个法官,也不能有亲嫌关系,否则必须回避,即便是同年关系,也应当回避。如果是复审的案子,复审法官或与原审法官有亲嫌关系,也需要回避,法院移勘公事,须先次契勘后来承勘司狱(复审官)与前来司狱(原审官)有无亲戚,令自陈回避。不自陈者,许人告,赏钱三百贯,犯人决配。对隐瞒回避义务的法官,处罚非常严厉,决配。

宋代司法回避制中还有一项回避非常有意思:按发官回避。即由官方按发的案件,按发官本人不得参与审理,必避回避;案子需要申报上级法司,由上级法司组织不干碍的法官组成法庭进行审理。如系本州按发,须申提刑司,差别州官;本路按发,须申朝廷,差邻路官前来推勘。宋人所说的按发,有点像今天的公诉,按发官则相当于公诉人。今天我们会觉得公诉人回避很不可思议,但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马上就会发现这一回避机制的设置很合理。传统中国实行的是审问式诉讼,公诉人如果参与审判,就相当于是既当原告又当仲裁官,这对被告人是很不公平的。宋朝未能发展出抗辩式诉讼,这是事实,但宋人显然已认识到,公诉人不可同时当仲裁官。那么在审问式诉讼的模式下,让按发官回避便是最优的选择了。

此外,缉捕官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也需要回避,因为犯罪嫌疑人通常是他们抓捕的,出于立功的心理,他们会倾向于认定嫌犯有罪,容易锻炼成狱。宋代的缉捕、刑侦机构为隶属于州、路衙门的巡检司,以及隶属于县衙门的县尉司,合称巡尉,相当于今天的警察局,其职责是缉拿、追捕犯罪嫌疑人,搜集犯罪证据、主持检验等,但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他们不可以参与推勘,更不能够给嫌犯定罪。宋初的一道立法规定:诸道巡检捕盗使臣,凡获寇盗,不得先行拷讯,即送所属州府。宋真宗时,曾有犯人临刑称冤,法院吩咐县尉司复审,刑部即上言:县尉是元捕盗官,事正干碍,望颁制以防枉滥故也。要求明确立法禁止县尉推勘案件。

甚至上下级法官之间也要回避即有亲嫌关系的法官不能成为上下级,宋代立法规定:提点刑狱司检法官于知州、通判、签判、幕职官司理、司法参军(录事、司户兼鞫狱、检法者同),亦回避。

这样的司法回避制度,可以说已经严密得无以复加了。批评者声称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关注的是诉讼裁判结局的公正性实体正义,而忽略了法律程序和司法裁判过程的正当性程序正义,这显然是错把冯京当马凉,误将戏剧当成历史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许多包公戏,实际上都是从元代之后的包公案剧目与话本小说改编而成的,其时宋朝的司法制度已经湮灭,坊间底层文人对历史无知,只为表达某种中心思想,编造了许多包公戏。今人如果据此去理解宋朝的司法制度,那无异是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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