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居安思危 珍惜时间做学问

叶秀山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读书、做学问的时间观念，看得比较重，不是我们觉悟高，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所以我常说，我们这些人，年龄不小，学龄却不长；而时间似乎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倒流，只有争取前面尚未来的，不使其再有过多的浪费。

温故知新，不妨算算时间的账。

我上大学之前正是从抗战到解放这一阶段，社会动荡、国家多难，在学校读书甚少；及至到了大学，算是相当稳定了一些时日。我从1952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正是院系调整的一年，基本上一切按当时苏联的教学模式办，且不说它的内容，至少在形式上是正规的，学得好坏，要看自己努力程度。这种局面还没有维持到我们这一届毕业，1955年就有一次肃反运动。1956年被分到哲学所工作，读了一年的书，反右运动就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从这以后，运动不断，只是在1961到1963年在编写高等教材〖美学概论〗这一段时间，做了一点学术工作，向主编和同事们学到不少东西。从1964年下乡四清，两次四清就接上文化大革命了。所以，我的学龄-学术工作的年头，严格说来，应从改革开放算起，而我1980年去美国进修，已经是45岁的中龄；如今67岁高龄，才做了20年的学问，而就学术来说，要在一个学科里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一辈子的时间都是不够用的。

不是我推卸责任，我们那个时代，时间不是由我们自己支配的，当时我们被教导，有许多比学术更大、更重要的事情要我们参加来做，不得不放下学术。

实在说来，我们当时的生活是比较简单的，不用自己操多少心。还没有毕业工作就基本上分配好了，一有工作，大小就有房子住，柴米油盐都有各种票证，病了有公费医疗，连结婚生孩子都比较省事，也没有发财的机会，不必为炒股操心。

如此等等，岂不是集中精力做学问的大好时光？不然。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出来，当时之所以让你在个人生活上少操点心，不是要你做学问的，腾出时间来，是要你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的。且不说在运动中整人的或是被整的大部分是兼而有之，就是像我这样的逍遥派，作为参加者，也做不成什么学问。

文革期间读点书是犯忌的，被发现了是要开会批判的；就这样也还有一些人顶风作案，于是才有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批著作问世。

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十分羡慕现在的学生和青年学者，完全不用担心再有什么十年八年的政治运动要你参加，你们读书做学问，会受到各个方面的表扬和鼓励，书读得好不好，学问做得好不好，基本上要看你们自己了。身不由己的人，也许可以从怨天尤人中求得内心平衡；自由者就得自己承担后果。

然而，正因为时间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就像空气那样平常，大家对它的珍惜程度也就降低了许多。物以稀为贵，许多东西现在来得都比较容易了，也就不那样可贵了。

就做学问来说，我们那时有我们的问题，现在有现在的问题，当然问题的性质是绝对不同的。

说也奇怪，过去认为是小事的，或者是坏事的，现在成了好事，甚至快成大事了。譬如名和利，过去是很忌讳的，即使心里想，也不能公开流露出来，当然这是虚伪的，现在合理合法了，不虚伪了，而且不妨作为一种进步的动力，这很好；不过也不能变得肆无忌惮，没有节制了。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行各业的情况也不同，学问这一行要求慢功出细活，最忌急功近利；可是做学问的还很容易犯这个毛病。

我们那个时候，功和利是政治性的，写文章要看政治风向，于是学界有风派之说；如今学界似乎也有风派，看的是经济-市场的风向，像炒股票那样，美其名为读者需要。前几年流行画说什么的，我很奇怪哲学怎么也能用图画画出来，后来看到一些书，也还是通俗点的文字加上插图，有的部分文字写得很不错，但那还是文字，不是图画，我问编辑，编辑说，卖得很好的。

就学术来说，通俗的学术著作是最难写的，要把艰深的学术问题通俗地写出来，没有相当的学养是写不好的。通俗不是开始，而是结果。很多年前，读过爱因斯坦和另一个人合作写的一本通俗介绍相对论的小书，是一个中文译本，我这个外行读了觉得清楚极了，可以说是把高深学问通俗化的一个范例，我一直把这本书放在案头，想做一篇说明只有深入才能浅出的文章，可惜后来因为搬动，书找不到了，文章当然也没有写成。

深入到什么程度才能浅出，这是一个具体问题，不好一概而论。譬如有些是很新的学问，研究不够，就不可能马上来一个通俗化，勉强要做，也只能是介绍一些基本情况，知道一些门牌号码，内容上很难概括出来。最近常听到学界一些朋友说，有些谈西方哲学(新)思想、(新)学派的文章不好懂，我想大半是这个原因。

不但新思想、新学派不好做通俗文章，就是哲学史上一些比较熟知的学派和思想，也很难将其通俗化。譬如康德的哲学，学哲学的并不陌生，有些人觉得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写得匆忙些，有些罗嗦和重复，如果把它改写一下，就会更加清楚。多年前我在北京的旧书店里看到一个德国人的改写本，看来外国人也觉得它不够通俗；但是这方面似乎并没有留下什么必须参考的书，只有那本英国人坎普斯密司写的释义，逐章逐节解释，可算是一本必读的参考书。

我不是说不要做通俗的工作，而是说，通俗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而以急功近利的心态来做这个工作，反倒可能写出一些谁也不懂的文章来。幸好还没有出现把康德的哲学用图画画出来的书。

同样在急功近利的思想笼罩下，表现形式可以有所不同。

文革时期的五七干校

最初可能觉得写短平快的文章容易，于是一阵子学术随笔大为走红。学术随笔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一定要提倡学术随笔化，就有点偏了。和通俗化一样，有些连作者都相当生疏的学术问题，不宜马上随笔化，勉强作出来，也会有点不伦不类。我读过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竟然要谈论海德格尔关于生、死的思想，哪能谈论得清楚呢。

大概与此同时，又有相反的做法，就是编写大部头著作。定一个大得不得了的题目，集聚十几二十位学者，从开天辟地讲起，一编就是世界的，卷帙浩瀚，印刷精美，放在书架上气势恢宏；当然，编这样的书也颇费时日，作者们一定也是很费功夫，从编书中也可以带动一部分研究，也有确实有写得好的部分；但是有些大部头是由课题适应经济-市场需要带动出来的，如果开出风气来，大概也只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了。

随笔和大部头当然都是表现学术文化的一些形式，但是如果化了起来，成了风气，就会产生偏向；课题制本是激励学术研究的一种机制，不过如果忽视学术的长期利益，课题就会跟着眼前需要转，出现跟风，跟了市场-经济的风，大部头也会成急功近利的形式了。

问题不在形式，而在内容。随笔有大手笔，大部头有集一生学问之力作。而跟风之作，往往不是这种著作。

譬如过去跟政治之风，你也不能说学术就一定要脱离政治才算清高，只是学术必与大的社会、历史、时代(包括政治)气候相关切，而不是紧跟一年半载甚至十天半月的小气候。小气候跟乌纱帽有关，大气候则跟学养有关；学术也不一定就要完全脱离功利，或者超功利，只是学术讲的是大功、大利，不是蝇头小利。明天的行情跟股票有关，而学者著书立说则与历史、民族、社会的长远利益息息相关。

叶秀山与部分同学合影

我深感急功近利的风派，无论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实在是学术的不良风气；它之所以不良，主要在于它浪费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时间，结果反倒欲速则不达，使我们的学术积累放慢了脚步，也不容易培养出高层次的学术人才，严重时会出现学术的断层。

就我们哲学专业来看，就学问的基础说，我自己深感比我们的老师们和前辈学者相差甚远。当然，因为时代的不同，我们可能知道一些他们那时还没有出现的新学派、新词汇和新材料，我说的是学问的基础工夫。譬如哲学史上的基本的原著，我们下的功夫不够。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在美国进修时收到贺(麟)先生的信，说他那一个时期跟休谟交上了朋友，我想，休谟的书贺先生一定念过多遍，还在反复念，于是想起向贺先生借来的书后面常常写着某年某月某日读完第几遍。前好多年，我一直想把哲学史上重要的古典著作，念过的和没有念过的，都要念它几遍，不过，一来是年龄不饶人，二来也是因为有些风要跟，力不从心了。

我们也曾年轻过，我的学友中不乏聪明才智之士，大部分也都是很有学问的学者，但比起前辈大家来，总还觉得差那么一点儿，而更少大师级人物，原因当然是多种的，但就量化来说，我们年轻时丢失的时间太多，则是共同的。丢掉那么多时间，除非特别的天才，就只能有这点学问，几乎可以算就了的。

这样，我就特别希望现在的年轻学者，要珍惜自己的大好时间，尽量多投入扎实的学术工作，不要急功近利，不要跟风，注意区分大风-大气候和小风-小气候，不要为眼前的风向所左右，为眼前利益所驱使，时间同样花掉了，固然得到一时的名利，于学问收效甚微。

也希望我们的学术机制，防止鼓励急功近利的做法，而要想出办法支持甘愿坐冷板凳的学者，在课题的选题方面，有所照顾，或者在课题之外另设鼓励办法。

在科研投入使用-实用或投入市场方面，人文学科有自身的特殊性，课题制不一定是最好的，更不是惟一的。当然，课题制的确是一种激励科研的方式；但是如果把课题定为二三十年，就失去课题的意义，而人文学科的有些题目，甚至不是一代学者的事业。

激励学术事业的机制，都不太可能十全十美，事在人为，还得看掌握的情形；无论采取何种措施，学者们自己都要有自己的自律精神，不为外在的各种诱惑所动，潜心做自己的学问，充分利用好社会为我们提供的宝贵时间；等时间流逝掉了，用多少钱也是买不回来的。时间要比金钱重要得多。

人情常以取得之难易分轻重，得之弥艰，爱之愈深；忆想当年干校，晚上统一熄灯之后，蚊帐里常是灯火辉煌，原来是很多人打着手电筒偷偷看白天不准看的书，对于临睡前的那一点点时间也十分珍惜。

在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相当匮缺的年代，一切都是珍贵的，书籍也是很难得的。那时候我们的图书馆停止借阅，弄到一本专业的书，并非易事，每有所得，则手不释卷；借到一本碑帖，不临它个十遍八遍，不肯归还。如今这些资源，滚滚而来，相当一部分经典书籍，被束诸高阁。记得干校时一位同事，利用回京探亲度假之便，不知从哪里买到一部石印二十四史，回来含着眼泪跟我偷说这个盛举，如今我常对着我那部沉睡在书柜里的二十五史，想起当年那位现已作古的同事的音容，只有惭愧的份了。

我想，青年学者也要常常保持居安思危的警觉，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要大家未老先衰，而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警告：就是资源(包括时间)比较丰富，也要珍惜；正因为比较丰富，也就比较容易浪费。某种意义上，浪费(包括浪费时间)是更坏的。匮缺让你珍惜资源，而浪费是连珍惜之情也使之匮缺。